京津冀经济圈规划提出后，地方官员盯着的是北京往外转移功能，而不是盯着市场化改革，这其实还是指望行政配置资源难以形成分工细密、协作紧密的真正的经济圈。
邓新华
“乾隆下江南”是民间戏曲中常见的戏码。
乾隆、江南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让人感觉自然而然就能出戏。民间戏曲这样安排，还有一层心理，就是认为即便是富有四海的皇帝，对江南也是羡慕、向往的。江南是独立自发的江南，而不是皇帝搞出来的经济圈。
“江南”这个词，含有丰富的意蕴。如果用它的狭义范围——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吴语区来说，它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文化概念，还是经济概念。
一说到江南，过去的人们就会想到鱼米之乡这个词，想到“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似乎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个大粮仓。其实，这个印象是错误的，起码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它就已经是错的了。
因为，康雍乾时期的江南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而是变成了轻工业区和蚕桑、棉花经济作物区。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南、湖北，民间谚语也已经变成“湖广熟，天下足”。
与此相似的人们是对珠三角的印象。人们对珠三角的传统印象也是农业区，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珠三角也跟长三角一样，变成了轻工业区和经济作物区。倒是人们印象中荒僻落后的广西，成了广东最主要的粮食来源地。
长三角、珠三角的这种经济分布，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格局。但是这两大经济圈完全不是康雍乾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历史学者黄宗智曾提出“内卷化”说，意思是长三角人口增长但资源有限，因此边际产出下降，经济增长停滞。而学者高王凌的研究则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增长使得中国进行了产业格局的大调整，分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进行，在小区域内则更加细化，很多地区得到开发，生产效率提高了。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结构大调整是任何皇帝、官员都意想不到的。
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下政府也搞了很多产业规划，但那是低效的规划，是靠政府调集资源维持的。比如东北重工业区，改革开放后就被证明不行了。
深圳特区看起来是政府规划的成功，其实，划出改革特区只是为了减少意识形态阻力。政府并没有规划深圳的发展，而只是给了深圳更多的市场发展空间。深圳的成功其实还是市场的成功。
今天，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政府倡导的概念很流行。但是，政府基于某些目的，规划经济圈、经济带，并不能与自发秩序相抗衡。
长三角、珠三角从农业区变成轻工业区，这种特色经济圈的形成，和这两个地方的人的市场意识强有关。康熙、乾隆们只是在人口压力下放松了经济管制而已。而京津冀圈内，市场意识较弱。京津冀经济圈规划提出后，地方官员盯着的是北京往外转移功能，而不是盯着市场化改革，这其实还是指望行政配置资源，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权力分杯羹的思路，难以形成分工细密、协作紧密的真正的经济圈。
政府想推动地方经济圈发展，应该更多地放开市场，让市场自发地形成各种经济圈、经济带。自发的经济圈、经济带在其形成之前，是人们无法预见的，而在其形成之后，人们则会发现这种自发秩序具有高度的合理性。
因为，市场最知道应该如何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