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08-03
一、发展改革与龙头企业的地位
任何发展改革的意义都应该体现在最终成果上，其得失只能由最终成果来检验。中关村科技示范区是我国科技资源最雄厚的地区。改革开放30年，从最初的“电子一条街”，随后的实验区、科技园，到今天的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期间，中关村一直是我国科技发展改革、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示范区形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全面认识这些成果，对其中的得与失认真总结，对推动示范区建设上水平很有必要。
宏观角度看，中关村的发展改革核心成果体现在发展的速度、规模上。从示范区1994、2002、2012年份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到，在产值、收入、税费、资产和职工人数等指标上，示范区均呈数倍、数十倍的增长：产值分别是132.5亿、1558.2亿、64497.4亿；收入是93.7亿、2475.5亿、25025亿；税费是12.4亿、101.7亿、1445.8亿。企业家数3500余家、9300余家、14000余家。企业资产规模446.7亿元、4334.7亿元、40368.9亿元。职工人数12.8万人、40.6万人、158.6万人。这三个年份是我国改革发展三个重要时期。示范区在这方面的成就，实际是这个时期国家发展改革政策的成果，表明这些政策在推动园区快速上规模上是适宜和成功的。但是从示范区的角度看，他不仅是一个经济体，也是一个创新体，所以，他不仅要出产值、出税费、出资产，也要出企业、出技术、出人才。这还需要从微观企业的发展成果进行考察。下面主要从龙头企业的演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结构的演变进行考察。
二、龙头企业及企业结构的演变
1.龙头企业及其构成的演变
龙头企业的意义是明显的，比如创造产值、提供财源、提升形象、解决就业等。但是对示范区而言，龙头企业的意义更在于创新上的带头和引领作用。但是龙头企业只是“现金奶牛”还是“创新天使”，并不由人们的主观期望决定，只能看这里能否生长出真正创新型的龙头企业。 回顾发展改革30年，示范区经历了改革启动时期、发展黄金时期、增长模式转换三个时期。龙头企业也相应经历了民企为主、外企与国企、国企为主的三个时期。在改革启动时期的1994年，示范区前20企业在产值、收入、税费、资产、职工指标上数值分别是：68.1亿元、114.1亿元、3.8亿元、204.9亿元、1.7万人，分别占全部企业的51%、42%、43%、45%、13%。由此看到，龙头企业在园区占有“多半边天”的位置。以收入、税费、资产规模三个指标中，方大、四通、联想、惠普公司是前20家龙头企业的前四强。他们分别是院所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代表。一批叱咤“电子一条街”的民营企业，如京海、科海、时代、周林频谱、亚都等也都位列20强中。总体看，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占据核心位置。
在发展黄金时期的2002年，示范区前20龙头企业在产值、收入、税费、资产、职工上分别是，806.4亿元、893.6亿元、34.7亿元、1241.9亿元、4.8万人，分别占示范区的51%、38%、34%、28%、11%。比较1994年数据，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龙头企业发生了两方面显著的变化。首先，他们在示范区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明降实升。如果直接对比上述五个指标数值，则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企业数量成倍增加，即从1994年3500余家增加到2002年9400余家。龙头企业的相对地位实际是上升的。其次，龙头企业的构成有了明显变化。在收入、税费、资产规模三个指标上，排名前四企业分别是：诺基亚、联想、神州数码、京东方；第一制药、联想、微软、UT斯达康；网通、中国铁总、中国传媒、中国普天。在这些指标中，龙头企业已经难觅民营企业的踪影，大型外企或国企经营进入而取而代之。
在“模式”转换时期的2012年，中关村企业达到1.4万家，收入超过100亿元的龙头企业达45家。这些龙头企业在整个示范区的比重中，产值、收入、税费分别占41%、41%、49%；资产、职工人数分别占10%、24%。这些龙头企业由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大型企业组成，比如收入排名前五的中国中铁、联想、神州数码、阮华集团、京东方。收入超千亿的两家，中国中铁收入4800亿元、联想集团2100亿。这两家收入就占示范区收入近1/4。从龙头企业构成的变化可以看出几个特点，首先，继民营企业退出后，诺基亚、微软、第一制药等一批外资企业相继退出龙头企业，大型国企业的地位得到强化，变成一枝独秀。其次，这些国企在规模上虽然独占鳌头，但是在创新性、成长性和经营业绩方面的表现在示范区中并不同样名列前茅。最后，“拿来”外来入驻的企业，迅速获得规模的捷径。
30多年的发展改革过程，龙头企业的演变实际是一面镜子。他折射出这种演变的基本推动力量、演变的过程及其结果。上世纪90年代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企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这些企业大多是大批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的结果；其次，其中最有实力的企业是市场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这批民营企业的脱颖而出实际是当时浓烈的创业氛围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这批企业崛起和成功的可预期性、可复制性，带动了更多的创业者投入其中。本世纪初，当年叱咤风云、名列前茅的民营企业开始衰落，甚至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龙头企业的这种变化既有外部背景，也有内部因素。外部看，这一时期新的发展模式开始成型。经济增长逐步转向政府主导，更多依靠投资拉动。包括科技园区在内的地方政府也将注意力更多投向GDP和税费收入的增长。为此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大型企业入驻成为重要战略和目标。此外，这一时期的改革政策，在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知识产权保护、融资购并的环境方面明显滞后，使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出现障碍。在内部，民营企业自身治理的诸多缺陷也导致其逐步衰落。2009年之后，转变增长模式的提出从某种意义表明，GDP挂帅、或明或暗的“国进民退”已经导致国有企业规模和实力达到空前水平。这一点在2012年示范区的国有企业比重的数据中得到证实。
2.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
我国不同时期宏观发展改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应，引起的示范区不同时期微观经营环境及其成果的变化。在引起龙头企业的变化的同时，还引起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实力的对比的变化。根据统计名称解释，这里的国有企业是指国有、国有独资企业。在示范区是实力及背景最强大的群体。私营企业是私营独资、私营合作、私营有限责任、私营股份有限等形式的企业，是园区最弱小的那一部份群体。两者实力对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可以在下面的数据中看到。
在龙头企业中国企及私营企业实力对比看，1994年，国有企业前20强和私有企业前20强在产值、收入、税费、资产、职工指标上，国有企业分别是民营企业的7.3倍、5.0倍、4.4倍、14.6倍、6.3倍。到2002年，这五个指标上，前者分别是后者的2.5倍、2.7倍、1.2倍、28.7倍、2.1倍。从数据可以看到，产出方面，两者在产值、收入、税费上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在资产方面，两者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这似乎表明在两者规模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私企的贡献在追上国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有实力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情况下，上述国有企业20强不包括实力更强的国有股份制企业，实际是实力较弱的一部份。如果包括这部分企业，两者的实际差距应该更大。
在全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实力对比方面，产值、收入、税费、资产、职工人数指标的平均值上，1995年全部815家国有企业分别是4067.5万元、7337.7万元、255.7万元、1.67亿元、44.6人。全部373家私营企业分别是1016.6万、2736.3万、86.6万、2694.2万、18.3人。前者分别是后者的4倍、2.7倍、2.9倍、6.2倍、2.4倍。差距最大的在资产规模上。2002年，上述5项指标的平均值，全部715家国有企业分别是7722.1万元、2.16亿元、837.8万元、11.1亿元和54.4人。全部1927家私营企业分别是2456.1万元、5931.9万元、297.2万元、7507.9万元和21.4人。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1倍、3.6倍、2.8倍、14.8倍和2.5倍。国有企业规模扩张快于私营企业，两者规模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国企税费没有同步增长，显示私营企业相对税负在加重。2012年，上述5项指标的平均值，236家国有企业分别是0.43亿、5.41亿、0.19亿、9.51亿和245人；7408家私营企分别是0.038亿、0.26、0.012亿、0.39亿和35人。前者分别是后者的11.3倍、20.8倍、15.8倍、24倍和7倍。比较这三个时期五个指标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到以下几点：1)示范区国有企业的数量在逐年减少，但其实力在全面迅速提升。上述五项指标中，资产扩张最快,其次是产值、收入增长，税费增长最慢。2)私营企业数量在大量增加，但平均实力有升有降。1994年到2002年，私营企业上述五项指标全面均衡增长，但是到2012年，私营企业上述五项指标出现增长停顿，甚至萎缩状态。3)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两者的发展差距在扩大。一方面国企规模快速扩大、但税负没有同步增长；另一方面私企增长相对缓慢，税费负担实际在加重。这种发展差距的扩大实际是这两类企业生存、发展状况的写照。
三、评述与建议
人们在讨论全球最著名的创新园区，比如在硅谷、班加罗尔、新竹等的园区时，最津津乐道的有两个:一个是这些园区不断涌现的创新人物、脱颖而出的世界级企业、闻名遐迩的创新品牌；另一个是这些园区平等包容的思想交流氛围、自由开放的企业创新文化、完善高效的创新服务体系、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可见，培育创新创企业，培育孕育创新企业的环境是人们关注的两个焦点。应该认识到，大型国有企业只适宜扮演“保险者”或“托底者”的角色，很难成为创新的“发动者”和“引领者”，大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的科技园区也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中心。所以，示范区需要着力培育的不仅是大型企业，而是创新基因的大型企业。但是如何培育呢？显然靠规划、靠投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着力点只能放在构建中小企业适宜成长，创新最适宜活跃的环境上。
作者简介：凌宁（1965-），男，重庆人，副研究员，从事经济增长、企业成长与创新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责任编辑：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