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然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UK），英国 南安普顿 SO16 3FU）
摘 要：本文从社会发展阶段简要定义切入，通过数据列举中国城市化程度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并从中国当前社会的福利制度、城乡差异、地域差异等现象出发，探讨了在“中国特色”经济改革模式下，中国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不均衡现象，重点论述了消费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影响。由此，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观点。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现代社会；城市化；消费；改革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243-02
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任然（1993-），男，山西石楼人，本科。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回顾
中国从1979年开始，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凡的变化：从激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开放的、“后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且将中央计划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7.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三十年改革“经济奇迹”的一个引人注意的成果——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现代”社会，还是“前现代”或“后现代”社会？
由于中国推行“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其经济层面上的决策方案至关重要。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先以“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几个术语解释为切入。“现代性”主要是指“现代化”的社会生活。“现代化”大致可归纳为提高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即大规模生产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化社会（Giddens，1999；Harrington，2005）。至于“前现代性”，这通常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之前的时代，其特征是传统方式控制下的个人社会生活，以及较低的社会生产力（Giddens，1999；Harrington，2005）。而“后现代性”，通常情况下，是指“现代性”之后的时期。它往往是高度区分化和超理性的社会，旧有的机构以及官僚阶层体系，正不断被全球化进程，以及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基于消费和个性化的身份体系所改变（Crook，1996）。
有鉴于此，必须探讨在城市化和消费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两者都是经济转型的基本要素。
根据诺克斯（2009：p112）的观点，最基本的城市化可以被定义为相对增加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地区——在一定区域内的城镇和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这一定义有着相同的特质。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声称，中国城市总体人口空前地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率从1979年的18%增加到51%。接近全球平均水平。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城市化程度很明显是有资格被称为“现代”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使城市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MA，2002/2009）。“随着中国出口商品的不断增加，一个有能力购买汽车、房屋和其他消费品的，重要的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了”（Ma，2009：p70）。同时，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城市住房不仅促成了城市的工业化，但也“作为一个过滤器，区分不同区域不同住房质量的城市人口，从而产生新的空间分化和边缘化”（MA，2009：p70；Naughton，2006）。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引发了“城市化的现代形象工程”。“在北京、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城市领导人对于各种现代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热情；而这给了全球的建筑公司在中国城市建造超现代化的、充满异国情调、具有高度的争议甚至怪异的建筑的机会”（MA，2009：p70），例如“鸟巢”——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创造了财富和空间，通过诸如“现代”、“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等口号，产生独特的世界性城市的认同和自豪感（MA，2009，Zhang，2006）。在21世纪初，北京和上海——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有超过70%的城市化率（之后是广州，深圳，苏州等）。这已经达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后现代社会的平均城市化率，如美国（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Knox，2009）。上述事实说明，中国已经是现代社会，甚至有些地区可能会被归类为后现代社会。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仍有几个方面处于“前现代”状态。
首先，由于改革政策的不平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东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差异显著”（Wang，2006：p112），而中国东部地区远小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中国少数民族差异能够强烈的说明这种区域差异：中国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的西部地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数据显示，少数民族的城市化水平仅为23.44%，比全国36.92%的水平低了13.48%，导致其82.51%人口仍在从事第一产业——农业，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24%。
其次，福利制度的普及化仍然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而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防止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孩子，获取高质量的、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福利的制度（Naughton，2006）。
最后，科学合理规划的缺失，民主决策议程的不健全，以及传统遗产保护问题，当前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城市居民的批评。“霸权主义”、“浮躁”、“西化”等社会问题，使人们产生了错位、迷失和社会冲突（Zhang，2006）。
正如Ngai（2003：p470）所说，“消费是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并且已经成为了‘现代性的标志’”。在国家和媒体的鼓励下，企业家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掀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从意识形态上的角度上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现代市场（Ngai，2003）。由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显著增加了内部消费能力，并导致恩格尔系数和贫困率的显著下降（Wang，2006）。大规模生产丰富了商品的种类，向人们提供更高的质量和更低的价格。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仍然以“前现代”的方式消费，但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活跃的大众消费者（Wang，2006）。空调、电视和电脑这样的耐用品，已经在城市家庭中普及，并越来越多的进入农村家庭（Ngai，2003）。大众消费的热情甚至已经开始改变城市居民的传统消费文化——自从1999年政府引入新的金融政策后，个人信贷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Wang，2006；Gramble，2006）。
“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大量的社会价值和认同感在其中归因、表达、维持、创造和争论”（Gamble，2003：p158）。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证明大城市消费者表达某种身份、获得清晰认同感的方式——香烟的牌子能够提供社会地位或潜在价值的评价（Gamble，2003）。当前，由于中国国内无法满足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长期需求，消费行为正迅速扩大到休闲、文化和教育活动等领域，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购买商品、海外旅行、留学等（Wang，2006）。上述消费行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显示了明显的后现代性，正成为提高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并且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的个人品味、世界观、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舞台。如Yan（1997：p49）所描述的，对于北京年轻人而言，吃洋快餐店如必胜客等，“已成为他们的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他们参与跨国文化体系的方式”，是将自己与那些缺乏文化资本的人区别开来的方式。进口文化产品有利于发展非属地化消费群体，增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化，甚至促进了海外富裕华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Gamble，2003）。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令人惊讶地突破了大学的行政管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在城市大学的学生中普及了（Gamble，2003）。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城市化和消费角度看，中国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由于其独特的改革方式，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特征将在这巨大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并存，而国家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直面这个矛盾。由于中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有必要对中国进一步的改革保持持续的高度关注。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Crook,S..Postmodernis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M].London: SAGE Publication,1996:Chapter 1.
[2]Gamble,J..Shanghai in Transiti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contours of a Chinese metropolis[M].London: RoutledgeCurzon,2003:Chapter 4.
[3]Giddens, A..Runaway World[M].New York: Routledge,1999:Chapter 3.
[4]Harrington, A..‘Classical Social Theory: Contexts and Beginnings’[M].in A, Harrington. (ed.) Modern Social The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5]Knox, P..‘Urbanization’ in P, Knox. and T, Nigel.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Human Geography[M].Oxford: Elsevier,2009:112-118.
[6]Ma, L, J, C..‘Chinese Urbanism’,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Human Geography[M].Oxford, Elsevier,2009:65-71.
[7]Ma, L, J, C..‘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2,34(9):1545-1569.
[8]Ngai, P..‘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J].Current Anthropology,2003:18(4):469-692.
[9]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 of China.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R].Beijing: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 of China,2002.
[10]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 of China.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R].Beijing: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 of China,2012.
[11]Naughton, B..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 and Growth[M].London: The MIT Press,2006:Chapter 5.
[12]Wang, M. et al.. China’s Economy, Beijing: Wuzhou Chuanbo Press,2006:110-127,150-168.
[1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2010.
[14]Yan, Y.. ‘McDonald’s in Beijing: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a’[M], in J. L. Watson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9-76.
[15]Zhang, L..‘Contesting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Socialist China’[J].Current Anthropology,2006,47(3):461-484.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