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月
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在其重要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将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与英美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列，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同时将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与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并称为开启这场几乎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关键性人物。
这一判断无疑与中国官方理论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论断相对立，主流学者一般也很难接受这一显得过于武断的说法。但是，由此我们已不难触探到，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极大影响力，也不得不去正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不深入理解新自由主义这一对现实有显赫影响的经济政治思潮，就意味着关闭了对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基本认知的大门，更无从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作出稍有确定性的把握。那么，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它的内容和形态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化？它的传播路径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影响力是如何快速扩散的？在此过程中，与其他思潮又有怎样的争论、互动与交锋？破土而出
（l）西德新自由主义率先进入中国
历史文献的整理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是1960年代初，并不比西方国家落后多少，新自由主义的源头也并非来自“典范”国家英国和美国，而是战后的西德。
1950年代末，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后果，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进入1960年代初，左倾“冒进”的经济政策逐步纠正，同时政治氛围也出现宽松迹象。这一时期，思想理论界开始出现一些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新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1960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刊登了一篇题名叫做《德国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以新自由主义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战后西德出现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极力宣扬市场竞争和经济调和的优越性。文章把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分为“破”和“立”两个层面。首先是“破”。他们认为一个社会要繁荣、自由、健康，就决不能采取国家计划或其他“中间路线”的任何纲领；必须摒弃干涉主义、工团主义、“充分就业”纲领、“福利国家”等。同时，他们也批评了l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没有制止垄断的发展，引发了社会不公。接着是“立”。他们提出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方案。
总体而言，此篇文章翻泽自美国《经济学季刊》，作者旨在客观介绍西德新自由主义的具体主张，立场比较中立。不过．在196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被批判的经济学理论进入中国的。
(2)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新自由主义
]962年，武汉大学傅殷才在《江汉论坛》发表文章《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新自由主义”》，这是笔者所见，国内经济学者中最早介绍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文章。
文章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作了火力猛烈的批判。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者把社会经济形态分为“市场经济”和“中央管理经济”是错误的，忽视了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具有决定性的标志——生产关系的性质。由此，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派回避这个问题，是蓄意回避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回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该文后来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代表作，于1964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资料室编写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论文集）》。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译介西方学术名著方面的工作。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的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到1966年前，在总编辑陈翰伯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翻泽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500多种。当时，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利用政治氛围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另一方面，又通过增附批判性导言或者“内部发行”等方式，使一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进入中国。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领军人物哈耶克的代表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在1962年就有了商务印书馆的泽本。苏联学者科托夫B．的《西德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济政策批判》，译本于196,3年推出，虽然延续了批判立场，但同时也更系统地介绍了西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总之，20世纪60年代，通过理论界和出版界对国外相关杂志和著作的翻译介绍，西方特别是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进入了中国。尽管最初是以批判学习的形式进入的，其本身的学术影响十分微小，但是毕竟为中国认识新自由主义打开了最早的窗口。1966年中国进入文革时期，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极大干扰，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文献也不见踪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
快速成长
(1)从重启西德新自由主义讨论到追踪英美新目由主义
1978年，中国走出文革阴影，走向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在此契机下，经济学界又重新拾起了关于“西德新自由主义”的话题。例如，1979年，中国社科院杨德明发表了《西德新自由主义述评》，虽然立场仍是批判性的，但是与之前相比，阶级分析的话语明显淡化了，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此后，经济学界对西德新自由主义的跟踪研究是持续的，而且评价越来越正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西德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屡见不鲜，多数与政府层面正在酝酿和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结合了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实践起到推动作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发生深刻变化的，不光是国内形势，国际大环境也发生激烈变动。面对此时出现的“滞涨”问题，二战以来在英美国家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显得“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形下，在英美蛰伏已久的新自由主义应势而起。伴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上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开启，新自由主义也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接力棒从西德转至美英这两个新老世界领袖手中，这在新自由主义传播史上是一个大飞跃。
国内学者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傅殷才再次在《江汉论坛》发文说：“现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影响，不仅超过了西德新自由主义，而且成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甚至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中心已经不在西德，而转到美国了。”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学说阵营中心的转移，中国学者对该学说的跟踪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英美国家。
(2)《读书》关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
1986年，中国在城市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学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讨论更加热烈了。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重启了介绍外国学术著作的译书工作，大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著作进入中国。而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从1986年到1987年年问，连续刊载了10篇关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的系列文章，以张维平、伍晓鹰两位学者对话的形式，为读者推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说。
通过这组对话，《读书》杂志较早地在国内比较全面地介绍r哈耶克、弗里德曼、艾哈德、科斯、诺斯、熊彼得、乔治·吉尔德等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作，讨论的话题涉及了市场机制、消费者主权、经济人、创新机制、所有权理论、交易成本、财产关系、公平与效率、开放与发展、动态均衡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且结合当时中国的改革实践阐述了该学说的现实价值。《渎书》杂志推出的这组对话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密集、系统进入中国的一次重要的传播事件。
(3)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潮
新自由主义最初主要是作为经济思潮进入中国的，并且坐上了从被批判到基本肯定再到被积极借鉴的“过山车”。然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远远不止在经济层面。因为新自由主义除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经济主张之外，还包含一整套关于国家、政府、国际关系等层面的政治学说。而且新自由主义本身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哲学伦理学基础上的，它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哲学、社会伦理、历史文化等学科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学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是明确的，主要是指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复兴的新一轮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以区别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旧说，但是在政治哲学历史领域，学者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没有作明确的界定，它经常与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混用，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不区分领域，统称为新自由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哲学领域，只有零星文章介绍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但是其潜在影响不容低估。
例如，l983年《国内哲学动态》杂志中发表了《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一文。这是一篇对英国哲学家波普“国家学说”的介绍，典型地代表了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波普认为，由柏拉图提出的“谁应当统治”的问题，在政治哲学上造成了长期的混乱。因为这个问题是假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但是，波普认为“谁应当统治”并非根本的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如何防止出现坏政府”。由此，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而且只有受自由公民控制的国家才能为公民提供保障。
1986年，法国经济学家居伊·索尔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前提是一整套作为内在化的经验的哲学和道德信念。没有这些信念，自由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运转的。……如果人们不相信个人的责任观念，不相信功过观念，不相信这些深刻的价值观念，整个自由主义的大厦就会坍塌。”
不过，美国学者W．伊克却批判了自由市场价值至高无上的论点。《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翻译了他的文章，该文认为，自由市场所提供的自由形式，实质“都是靠威胁提供而不是通过自愿决定来体现自由的”。
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的起步，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政治自由化思想和改革的阵痛、社会不公、利益失调结合在一起，终于到80年代末引发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令新自由主义的传播短暂地陷入了低潮。定型与分枝
20世纪90年代初，刚刚经历了政治风波的中国，经过短暂的徘徊和调整，此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中国重新加速改革进程。在1993年的十四大，党和国家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进入新世纪，中国成功加入WTO，以更快的速度融入了国际市场经济的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活力，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又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酉己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的许多主张和观点被吸收到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另一方面，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也以更大的规模、更广的维度、更密集的频率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的经济政治革新的进程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流派。各种自由主义流派的激荡、争鸣，共同合奏出自由主义的交响乐。
(1)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与流派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和各个流派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系统，而来自苏东、东亚和拉美等地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也在不断总结中。所有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提供了“他山之石”。
在梳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脉络方面，孟秀湘在《社会科学战线》发文说，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哪种思潮占统治地位，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时期，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增加资本，所以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阶段：当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放任思潮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占主流地位。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不足，凯恩斯主义重新强调国家干预经济，40～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四阶段：70年代后，西方经济遭遇“滞涨”困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被认为失灵，80年代西方经济又开始向经济自由“复归”。文章总结说，从表面来看，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但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始终是相互成全、彼此配合的。
在清理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方面，1997年王国定等人发文指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虽然都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功能，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但各派的说法不一，大同中存小异。”
其一，以奥地利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堪称是当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其二，以美国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因素，主张以自由主义经济为根本政策，辅之于政府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其三，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理性预期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政策方面提出了比现代货币主义更为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四，以菲尔德斯为首的供给学派主张，强调放松经济管制，以达到供给增长的目的。其五，以艾哈德为首的弗莱堡学派则主张，走既非自由市场经济又非计划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
除了上述总结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对中国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外，还有以科斯、诺斯、布坎南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过，该学派的理论野心并不满足于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分析。例如，布坎南将“经纪人”范式应用到对“国家现象”的分析，认为国家本身不过是交易者追求降低“交易成本”的结果，并不总是代表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进而引出了政治体制问题。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已超越经济学而涉足政治学领域了。
(2)政治哲学领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
在政治学领域，关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讨论不断深入。燕继荣发文认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在于划分“群己界限”，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政治理想和第一价值，与个人自由为本位相对应；自由主义为公共权力设计了一种“有限政府”的构建形式，认为政府的权限必须有所限制；自由主义倡导民主政治，但它并不把民主视为目的，而是把民主看成保障公民自由的最有效手段和途径。
在20世纪90年代发端的政治哲学领域中，一大批思想背景不同且观点各异的西方政治哲学家被引介到中国。从颇为正统的德沃金到反抗传统的桑德尔，从崇尚古希腊的麦金泰尔到秉承黑格尔主义的福山。然而，位于场景中央并成为政治哲学显学的是以罗尔斯和诺奇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例如，顾速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理论》一文中说：“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和诺齐克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最著名的代表。”诺奇克强调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主张“守夜人”式的“最小意义上的国家”。罗尔斯虽然信奉自由主义，但提出社会差别的安排应使最不利者的状况不会变差，这就为某种程度的经济拉平开了方便之门。而这也是诺奇克与罗尔斯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关于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讨论过程中，一个难点是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例如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改革。但是，在中国语境下很难理解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中国的保守派无法与自由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而激进派往往持有自由主义思潮的标签。为此，有学者提出在中国构建保守自由主义的主张。如陶东风在《开放时代》中撰文指出：“与西方（主要是英美）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没有能够产生融合自由和保守两种政治与文化诉求的第三种选择，即保守的自由主义，没有产生像伯克、托克维尔、哈耶克、萨托利这样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或有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困境是：保守主义往往与文化民族主义相互勾连，为了维护传统文化而不惜背离自由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常常走向狂躁的激进主义与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文化面临深刻的断裂，而且最终背离了自由的宗旨。为此，他提出在中国倡导“保守自由主义”的文化设想。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在思想史界也掀起从中国历史自身来发掘思潮根源的研究。刘军宁在《读书》杂志撰文讨论儒教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儒教与自由主义具有相通性，“儒家追求的是通过道德修养来约束个人的行为，而自由主义则致力于用法律规则制衡政府的权力，两者的目的都是旨在克服（个人与政府）行为的任意性。”许纪霖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一文中则指出，在近代中国原本就曾兴起过自由主义思潮，他认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其一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其二是来自中国的自身历史，即本世纪上半叶那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这些本土的东西沉淀在岁月之中，几乎被记忆所遗忘，而一旦发掘出来，将重新激活它们，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历史传统。”
新自由主义、新左派与第三条道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社群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激烈的批评。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这些源自西方的批评声音，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社会问题相结合，也产生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左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新自由主义阵营以秦晖等人为代表，新左派以汪晖等人为代表。
这场论战的导火索是1997年《天涯》杂志上发表了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随后数年时间内，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以及现代化发展模式等问题，双方转开了论战。
新左派提出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主义是谁的自由？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有产者的自由，普通民众受制于经济条件的不平等，难享真正的自由，因此主张用全面的民主特别是经济民主来限制自由。新左派立足于中下层民众的立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国有资产被侵吞、官员贪污等现象进行激烈批判，并将矛头指向了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市场经济。此外，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新自由主义者则回应说，自由主义认同和捍卫的是每个个体的自由，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此提出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转型过程中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新左派关于全球形势的判断则停留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时代，这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和平与发展的信息化时代。
面对两派之间的大论战，许多学者站出来，主张两派之间的立场并非不可通约，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例如，在20世纪末，许纪霖等学者组织了一场“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的讨论。许纪霖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这两者之间，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超越其上的“第三条道路”。一个稳定的社会，即使在对立的思潮中，也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比如对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正这些原则的共识，虽然在如何实施、相互的比重上各有不同，但对这些基本的价值和所赖以存在的体制的认同却是共同的。但在中国，整体上看，“自由主义”因为只信奉保守主义的哈耶克，而显得太“右”了，而新左翼又排斥自由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价值，又显得太“左”了。因此，许纪霖认为，在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这两极之间，有必要发展出一种兼顾自由与公正的温和的中间力量。
可以说，在今天，超越“左”与“右”，既充分发挥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现实作用，同时吸纳新左派理论中的合理主张，在两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已经成为主流理论界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
新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命题
新自由主义源自西方，经过30年多年的传播，到2l世纪初在中国本土已经形成蔚为大观之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经济学之外，新自由主义还是一套伦理学、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进程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过，作为一种主要源自西方理论和经验的舶来品，新自由主义确实面临着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同时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思潮和学说，它自身也处于持续的变化乃至创新之中。对于中国来说，以中庸的传统智慧、务实的求真精神和活学活用的态度，将新自由主义化身为中学的组成部分，以便更好地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改革进程有机结合起来，是当前构建中国理论紧迫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