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赤兵
(安顺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摘要：巴金的异域短篇小说，是其文学创作之奇葩。在这些作品中，巴金以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开阔性眼光，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生动地讴歌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辛辣地抨击了反动势力和腐朽制度。在创作手法上，巴金采取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拓展了写作的空间，开阔了创作视野，丰富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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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巴金：异域题材：短篇小说：人物形象：独特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1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 08- 0154- 03
以1927年在法国写作中篇小说《灭亡》为开端，巴金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除了著称于世的《爱情三部曲》《家》等中长篇小说之外，巴金短篇小说的创作也硕果累累，不容忽视。其中反映异国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是巴金对新文学史的一个独特贡献。据统计，巴金描写域外题材的短篇小说，大约有30篇，占其短篇小说创作的三分之一以上。1929年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就是以其在法国的一个生活片段为素材创作的。而其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中的14篇作品，则全部取材于他在法国的经历。巴金法国异域题材的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他留学法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集中地反映了他在法国期间的活动概况和情感经历，凸现出他在这一特定阶段艺术创作上的独特追求。
“五四”运动爆发后，巴金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一书的影响，对其推崇备至。1927年1月，为了对无政府主义进行进一步的“深的研究”，巴金和朋友一起从上海乘法国游轮“昂热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金最初在巴黎的贫民窟过着寂寞而苦闷的生活，常常是每天上午去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到夜校学习法文。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外国名著，为其开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在巴黎的拉丁区，巴金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城市平民。这些人的遭遇与巴金身为弱国子民”的内心情感一拍即合，他们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巴金的记忆里。当巴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后，巴金因为身体原因，搬到玛伦河畔的沙多·吉里，在这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小城休养了一年多时间，度过了一段相对惬意的日子。在这里，巴金结识了许多善良朴实的小城居民，其域外题材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就是以他们作为生活原型的。
巴金域外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物繁多。其中，有三类形象最为引人注目。第一类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著名政治家形象。众所周知，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王朝，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而且动摇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法国历史，巴金曾经用心去研究过。在《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和《罗伯斯庇尔的秘密》这三个短篇中，巴金分别塑造了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个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这三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深深地吸引着巴金，是他眼里的英雄”和伟人”。他们身上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巴金热血沸腾。年轻的巴金曾经狂热地信仰无政府主义，他曾说过：“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至爱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的痛苦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时向前进的，也是我所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们。”巴金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仍不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宣传，而无政府主义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则主要通过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特点表现出来。在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这三个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影子。他们那种无所畏惧、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所推崇的崇高人格的标准。当然，在赞扬他们伟大的同时，巴金对这三个历史人物所持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他赞美一心为人民的幸福打算，被称为人民的朋友”的马拉：同情生性傲慢而好大喜功”，听不进别人意见，终于错失先发制人良机的丹东：讽刺依靠暴力手段和恐怖政策维护政权的罗伯斯庇尔，对其专制血腥的统治表现出厌恶甚至否定的态度。
第二类是流亡者”形象。这是一群因为参与革命斗争而受到本国政府追捕，被迫四处流亡，而又不断受到他国政府驱逐、迫害的革命者或殉道者。他们为了理想和信仰，不惜抛弃一切，面对艰难危险的处境，他们毫无惧意，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也不改初衷。《亡命》中因反法西斯被迫离开亲人、离开未婚妻，流亡到巴黎的意大利青年法布里，一心想回到意大利去跟战友们共同奋斗，却到处被驱逐，最后不知所终《亚丽安娜》中被波兰政府通缉的女革命者亚丽安娜，面对法国政府的驱逐，泰然自若，谈笑风生地与朋友们告别。在这些人中，巴金最为关注和钦佩的是意大利的工人萨柯和樊塞蒂。这两个被美国政府关押了六年之久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身上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那种对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曾经深深地鼓舞过巴金。当听到他们被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时，巴金头脑中的那些思想与严酷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无比的悲愤之中，他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用写作来倾吐内心难以抑制的爱与憎。后来巴金创作的《我的眼泪》和《电椅》两个短篇，就是为了纪念这两个为忠于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英雄的。巴金在《电椅》中写道：“我的文章是直接诉于读者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爱惜，对黑暗憎恨。”巴金在这些不懈追求光明与自由的革命者和殉道者身上，发现了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性光辉。他的这一类作品不仅能激发出读者内心强烈的爱憎，而且对于在暗夜中摸索和寻求光明的被压迫者而言，犹如一盏希望的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行的方向。
第三类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小人物”形象。这一类形象，是巴金最为倾心，也是其域外题材小说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巴金对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表现出他博大的人道主义。隋怀和人类意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像巴金这样具有人类意识的作家是不多的。他的异域题材的小说，表现出他超越种族和国界的自觉创作意识，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的情感都是相同并且相通的。这种天下一家亲”的人类意识，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典型意义。巴金反复说过，虽然不能以人类之苦为己之苦，然却可以普世之悲为己之悲。他首先将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法国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让法国人民深受其害，更是把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和伤痛一直延续到战后。《房东太太》中的姑然太太，两个儿子同时被征当兵，大儿子居斯答夫死于凡尔登战场，逃回家中发誓再也不去当兵的小儿子莫利士不久又被迫上了前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大战结束也不见踪影。姑然太太为此哭瞎了眼睛，并发了神经病，整天念叨着莫利士，我的小宝贝”，盼望着儿子的归来。姑然太太一家的悲剧不是个例，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它依然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人们的记忆。《丁香花下》中伊弗莱的哥哥安德烈为了‘做一个拯救祖国的英雄”，在战场上狠着心肠毫无怜悯地屠杀一切敌人，甚至亲手杀死了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的妹妹的情人。残酷的战争就这样让许多人家失去了儿子，妇人失去了丈夫，少女失去了情人，带走了人们的幸福，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剧。这些‘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不仅让人们对战争痛定思痛，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腐朽。《马赛的夜》中对马赛贫民区的描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表面繁荣之下底层社会杂乱肮脏的生活环境，更让我们对那些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身体的法国妓女洒下同情之泪。当然，巴金笔下的小人物”，不仅局限于法国人，还包括其他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被压迫被侮辱的不幸者。如《复仇》中为了妻子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福尔恭席太因《不幸的人》中为了爱情漂泊异乡的意大利穷乐师《哑了的三角琴》中因失恋杀人沦为阶下囚的俄国青年农民等等。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巴金寄托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情感。在《复仇》集的序”中，巴金这样写道：“他们同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同样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一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巴金这种不受时空制约，毅然直面众多受欺侮灵魂和人类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情怀，不仅表现出他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强烈谴责，对扼杀人性的腐朽制度和反动势力的强烈控诉，也反映了他对全人类整体幸福的热烈追求。
一般来说，短篇小说受篇幅的制约，在表现形式上比较局促。巴金的短篇小说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独树一帜，表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域外小说，有用书信体形式写成的，如《未寄的信》等：有用日记体形式写成的，如《父与女》《爱的摧残》等；有用近似戏剧体的形式写成的，如《罪与罚》：更多的则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写就。巴金是一位富有创作激情的作家，而文学创作恰恰是要充分发挥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的。因此，巴金一再强调，他的小说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他只需要写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而讲故事便于倾吐感情，这就是说作者借主人公的嘴倾吐自己的感情：讲故事用不着多少生活，所以我可以写欧洲人和欧洲事，借外国人的嘴倾吐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H为了便于讲故事，也为了把故事讲得更加真实可信，更为了抒发自己内心强烈的思想感情，巴金广泛使用了第一人称，以“我”的视角来叙事。在回忆自己的写作生涯时，巴金曾经坦言：“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同少数的熟人，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来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然而又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讲故事的写法。”巴金心里十分明白，第一人称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看到的仿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者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情，既可以避开个人生活经验的生疏点，又很容易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也更容易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
巴金域外小说中的我”，性别、年龄不同，国籍、身份各异，在作品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有的我”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如《未寄的信》就是通过主人公我”写信的方式，叙述了中国留学生伍和奥国少女英格堡在法国巴黎发生的爱情故事。因为信中所写都是我”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想，使小说的情境显得尤为真切，代入感强烈。有的我”只是故事中的一个配角，如《狮子》中的富家子弟我”，既是故事的叙述人，又是故事中的人物之一。小说通过“我”讲述自己九年前在中学读书时的故事，引出小说的主要人物一绰号叫“狮子”的学监莫勒地椰。“我”在故事中只是他的一个陪衬，但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故事的介入者，莫勒地椰的隐秘是由我”发现并告知读者的：我”的这种双重身份最易使读者跟随我”的视角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有的我”甚至只是故事的旁白者或观察者，在正式的剧情”中并没有我”的戏份”，小说只是通过我”的活动把故事情节串联起来。如《我的眼泪》中那个留学巴黎的中国青年我”，在小说中只是一个穿插性的人物，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樊塞蒂和萨柯，在他们的故事中是没有我”的位置的。又如《马赛的夜》中的中国留学生我”，虽然和故事的主角打过照面，但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小说只是通过我”的双眼去观察男女主角的生活并叙述他们的遭遇而已。巴金对第一人称的使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他的许多域外小说中，甚至出现了多个所指不同的“我”。这是巴金讲故事”的特有方式，他所讲的多是“连环套”式的故事，也就是说故事中又有故事。在一些作品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我”，如《不幸的人》《丁香花下》《洛泊尔先生》等。这些作品，先以第一个我”讲述的故事作为引子，然后引出另一个故事和故事的叙述者“我”。小说中同时存在两个“我”，而后者才是小说的主人公。以《不幸的人》为例，第一个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因为被街头卖艺的穷乐师的提琴声所吸引，进而对他的身世产生了好奇，于是邀请他去自己住的旅馆喝茶。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小说的主干内容，是穷乐师用第一人称讲述的，穷乐师即是小说中的第二个我”，这个我”才是作品的主人公。更有甚者，巴金的部分域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三重式”的第一人称，如《复仇》《哑了的三角琴》等。在这些作品中，先出现一个叙述者我”，引出故事的另一个叙述者我”，在第二个我”的叙述中，最终引出故事的主角，即第三个我”。以《复仇》为例，小说中的三个我”依次是：小说的叙述者、医生勒沙洛斯、犹太青年福贰恭席太因。第一个“我”应老朋友比约席之邀去其别墅度夏，在那里遇到了医生勒沙洛斯等人。有一次大家谈论关于幸福的话题时，勒沙洛斯用第一人称小说中的第二个“我”）叙述了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出现的犹太青年福贰恭席太因是小说的主人公，接着福贰恭席太因又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手刃两个仇人的故事，这就是小说中的第三个我”。这种重叠式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几乎是没有的，巴金明显地受到莫泊桑、屠格涅夫等外国小说家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
巴金的域外小说，不仅表现出其文学创作空间的全新拓展，更反映出他具有开阔的国际化创作视野。巴金被陈思和先生称为新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这类短篇小学，以其取材的独特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为中国现代小说开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创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