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敏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金朝代文坛上“苏学盛行”。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理论的接受，既有吸纳、借鉴，同时也有批判。王若虚对苏轼诗词尤为推崇，尊苏词为古今第一，在赞赏苏轼诗歌自然流畅、随物赋形的创作审美风格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了苏轼作品中的诸多弊病。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学习苏轼，其作品深具东坡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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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王若虚；金代文坛；苏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29-03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内蒙古大学2014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金代文学批评理论汇编》（201410126008）中期成果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诗人，其文学创作成就和文学批评思想引领一代社会风尚。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一文称赞其文学才华“经解不善张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诗不爱黄鲁直，著论评之，凡数百条。世以刘子玄《史通》比之。为人强记默识，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颇能似之”[1]。元好问对比李纯甫、王若虚,认为：“李右司之纯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峰起，公能三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2]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王若虚：“金、元间学有根底者，实无人出若虚右。”[3]
一、王若虚对苏轼诗学观点的审美接受
王若虚的文学思想有独到见解，他反对尖新奇巧的文风，反对金末文坛像李之纯、雷希颜、李天英为代表的追求尖、险、新、奇的文章创作风格。王若虚与雷希颜编修《宣宗实录》时，王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句。王若虚认为：“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4]批评“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5]？金代文坛盛行“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潮，文人纷纷效仿“江西”吟咏书斋，推敲文字。以王若虚、元好问、赵秉文为代表的另类文人，则坚决反对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认为其束缚了文学本真的发展，并努力扭转文坛的这股不正之风。王若虚推崇苏轼为代表的平易自然、简洁流畅，诗文出自真性情的诗风。王若虚认为，苏轼的诗文是主体性情真实自然的流露和抒发，既不受外在文体形式的束缚，又不受传统创作模式的限制，更不是一时兴致的突然涌现，而是在受到创作环境影响下苏轼本身人格魅力的展现，是自然而然的主体精神的表现[6]。他在《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云》诗中谈道：“骏步由来不可追，流汗余子费奔驰。谁言直待南迁后，始是江西不幸时？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衮衮笔头倾。莫将险语夸勍敌，公自无劳与若争。戏论谁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成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向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7]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认为：“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8]王若虚认为，苏轼和黄庭坚恰好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风范，贵在自然和重在雕琢。他赞赏苏轼的情真意切，否定过度的雕琢修饰。而苏轼本人尤其重视文章的“冲口而出”与“随物赋形”，他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9]因此，王若虚主张论诗表达贵在自然流畅，是对苏轼“随物赋形”文艺创作理论的接受。
“苏学北行”以及金代文人对苏轼理论的继承，完成了诗学思想由推崇李、杜、苏、黄之正脉至金源而形成的北朝的诗风。王若虚在继承学习苏轼的同时，对苏轼诗歌也进行了反省，并且指出其在艺术上的不足，认为：“东坡酷爱《归去来兮》，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以未免近俗也。”[10]他对苏诗中一些次韵诗和文字游戏提出质疑：“次韵实作诗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坡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11]此外，在论画与诗的神似和形似上，王若虚提出了与苏轼相反的观点。苏轼认为：“论画以行拟，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12]又言：“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真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13]而王若虚认为：“夫所归于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体，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寔，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耳。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14]文章应当神形兼备，绘画而言，应当先求其形似，然后再求其神似；而诗文，应当不离题意，但同时又不受到题意的限制，神似是对形似的升华，而形似是神似的基础，王若虚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原理[15]。
二、王若虚对苏轼词学观点的审美接受
王若虚十分推崇苏轼的豪壮词，欣赏东坡词的胸襟和人生态度，批评柳词浮华艳丽。王若虚论词继承了王灼《碧鸡漫志》中的观点，认为苏词豪迈脱俗，是大气之作。王若虚对苏词的评论已经完全摆脱了对于词的“本色”与“非本色”之争，不再将词与音乐的关系看作是评判词本位的本质特征，这一点标志着词学观念在金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在词的格律上，王若虚认为，苏轼开创了一批刚健豪放的词调，如《念奴娇》、《永遇乐》等。苏轼的词有开阔磅礴的气势，豪迈而坦荡，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打破了词的传统规范，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四库全书》认为：“寻根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17]肯定了苏轼对于豪放派的开创作用。王若虚说：“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18]称赞苏文汪洋恣肆，天资过人，词气豪迈。王若虚对苏轼文章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姿，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体，摸可端倪。”[19]
在美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苏轼提倡“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论：“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20]苏轼重视“平淡、清新、真、趣”的艺术风格，他将诗歌美学的探索推进到了高度自觉的程度。苏轼认为：“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21]王若虚亦重视平易朴质之风，他的诗作平易质朴，虽文采稍显不足，但表明王若虚同样在践行着自己的理论主张。他说：“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22]可以说，王若虚继承了苏轼“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不仅在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将这一风格作为评判标准，还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时刻践行着这一原则。
三、王若虚作品深具东坡风神
王若虚在作品中，经常流露出类似苏东坡随缘自适达观放旷的生活态度。如《别家》诗云：“到了身安是本图，何须身外觅浮虚。谁能置我无饥地，却把微官乞与渠。”[23]诗歌表达了作者摒绝机心、捐弃俗务、无欲无求的理想追求。他在《自笑》又云：“酒得数杯还已足，诗过两韵不能神。何须豪逸攀时杰，我自世间随分人。”[24]诗人隐逸于醇酒、艺术，一生甘做“世间随分人”，这首诗歌流露出作者内省参悟的智者情怀与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几相神似。又，王若虚《生日自祝》诗云：“清晨闻喧呼，亲旧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随分略修饰。举觞即自祝，醉语尽情实。神仙恐无从，富贵安可必！修短卒同归，何足喜与戚。一祈粗康建，二愿早闲适。衣食无大望，但要了晨夕。万事不我撄，一心常自得。优游终吾身，志愿从此毕。”诗人庆祝自己生日举杯赋诗，流落出的依然是看破世情、无累于物的散淡况味，“万事不我撄，一心常自得”，以求达到与泯然物我的本真状态。诗人王若虚不仅在其诗学批评著作《滹南诗话》中流露出“崇苏、抑黄”的审美意趣，更在其诗歌作品中明确提出“崇苏、抑黄”的创作主张。如王若虚《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云》（其二）诗云：“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滚滚笔头倾。莫将险语夸勍敌，公自无劳与若争。”[25]诗人赞美苏轼的创作才华为“三江滚滚”，崇尚其创作手法“信手拈来”了然痕迹。相反，诗人却抨击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尽作“险语”将诗歌创作导向艰涩的狂怪之途。“戏论谁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26]王若虚讽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祖宗家法“夺胎换骨”，将其与苏东坡“都在先生一笑中”的率真自得创作手法相对比。又，王若虚在《王子端云今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诗中云：“百斛明珠一一圆，丝毫无恨彻中边。从渠屡受群儿谤，不害三光万古悬。”[27]诗人称赞苏东坡的作品“百斛明珠一一圆，丝毫无恨彻中边”。王若虚此语鞭辟入里、诚非虚论，苏轼就曾描述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为“吾文如万斛泉涌，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王若虚又经常以“老坡风神”许人和自诩，如《忆之纯》诗云：“俊气轻天下，高情到古人。衔杯曼卿放，下笔老坡神。”[28]
王若虚推崇苏轼的诗歌，既有金代初期来自“苏学盛于北”的文学思潮影响，又是出自于金代本身豪迈壮阔、个性张扬的民族性格。同时，王若虚以批评理论家的勇气大胆地把批评的锋芒指向江西派领袖人物黄庭坚等人，开创了金代中期文人对于江西派的讥弹批评。他对于苏轼诗歌的批判也标志着处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交叉点上的金代文坛,对于北宋文学的第一次认真的总结，是反思“苏学北行”和反思苏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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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