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本文以五四时期陈嘏对自然主义小说《基尔米里》的译介为中心，探究了其中国之旅的缘起，运用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从文体选择、翻译策略和社会传播等方面归纳了该作品赞助人《新青年》编辑部的赞助路径，以期能对当下翻译文学作品文化价值的实现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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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青年》编辑部;《基尔米里》；翻译；赞助；路径
中图分类号：G25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106-03
一、引言
《基尔米里》（今译《日尔米尼·拉塞得》）是法国自然主义代表人物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和他弟弟儒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的成名作，也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自然主义作品之一。该作品发表于被胡适誉为创造了三个时代的杂志之一的《新青年》上。陈嘏对于龚古尔兄弟的翻译介绍具有重要价值，它结束了《新青年》提倡自然主义只有理论而无作品的状况。《新青年》引入这部作品是服务于“文学革命”的目的，为了取得更好的“革命”效果，《新青年》在引入这部作品时努力把它建构成“革命”的文学，并有效推动了其社会传播。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新青年》编辑部如何赞助了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启蒙之旅，学界至今尚无人论及。本文拟运用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对《新青年》编辑部对该作品的赞助路径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当下翻译文学作品文化价值的更好实现有所启示。
二、《基尔米里》中国之旅的缘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社会精英明白了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是实现不了救亡图存的目的的。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开始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严复是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的思想家之一，他通过翻译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等西方社会思潮和伦理学说，主张用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伦理思想启蒙人民。严复以西学阐释来改造国人的传统观念，其所译介的学说为维新派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武器，打开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严复“新民德”观点的启迪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开始了从国民性方面启蒙国民的光辉历程。梁启超认为道德建设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环节，如果不对国民性进行改造，救亡图存的目标绝难实现。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举起了新民的大旗。梁启超以西方伦理思想为参照系，政论与翻译相结合，对国人进行了西方伦理思想的启蒙教育，在国内很受欢迎，在思想界产生了及其强烈的反响。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共和制度被打破，中国文化回归保守。陈独秀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他意识到救国还要从启蒙国民的思想入手。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目的是要启蒙青年人的思想以实现其救国的政治目的。陈独秀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并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要从西方思想文化中寻求良方。在《青年杂志》一卷一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出了对青年们的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指的是西方文化，而“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指的是中国文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到了平等、人权、科学等西方近代思想的内容。为了引进西方的思想，陈独秀很重视西洋文学的译介，《新青年》引入了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陈独秀指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几个重要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从进化论的心态出发，陈独秀认为中国应当引入最新最好的西方作家与作品。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引入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陈独秀提到的自然主义名家就包括法国的龚古尔兄弟。《基尔米里》是龚古尔兄弟的成名作。在陈独秀等文化精英的推动下，该作品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自然主义作品之一。笔者拟从赞助路径的视角，对该作品的中国之旅进行解读。
三、《新青年》编辑部的赞助路径
文化学派代表人物，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儿（Andre Levere）认为，社会是由多元系统构成的，文学是构成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与文化是文学系统的环境。文学系统与其他社会、文化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社会系统中有两个控制元素，确保文学系统不会脱离其他子系统太远。元素之一来自文学系统内部，主要指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在内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们不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但能为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提供服务。元素之二是来自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推动或阻碍了文学作品的阅读、书写或改写的力量。毫无疑问，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编辑部对《基尔米里》的中国之旅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赞助了该作品的中国之旅。
(一)文体选择
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基本上是文言文体，繁难艰深，不易于广大民众的阅读，也不利于以文学“开启民智”。梁启超意识到要改造国民性，就要把面向士大夫的文学改为面向普通国民的文学。他指出：“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裘廷良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在维新变法的助推下，国内兴起了兴办白话报的浪潮。陈独秀也于1905年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传播进步思想。陈独秀明确指出了该报的宗旨：“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语，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大家别要当做怪物，也别要当做儿戏，才不负做报人的苦心。”从该报的内容和形式可以看出，陈独秀那时已经开始用白话传播民主与科学。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后，创办了《青年杂志》，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吹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的革命是反对封建思想，弘扬自由、民主、科学等理念；形式上的革命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倡导白话文，以便让作品更好地被广大读者接受。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在该文中，胡适针对中国旧文学的弊端，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条建议：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套语。胡适明确提出了以白话文改良文学的主张。“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在胡适温和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建设新文学的主张之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为文学革命摇旗呐喊。“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更多的是就文学改良本身对白话文体进行的思考，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的目的是要“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对白话文体进行的思考，是要以新的文体更好地传播新的精神文化以启蒙民众，实现其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
《新青年》编辑部引入《基尔米里》服务于其文学革命的目的。该作品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发表于《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配合关系。译者陈嘏在翻译该作品时，尽可能地采用了白话文体。我们以《基尔米里》的开头为例：
“有救﹗有救了，马德麻修﹗”女佣送医生出，闭门欢叫，而奔女主人寝床。床中之老媪，十分枯瘦，体缩如小儿。女佣欣幸之心与爱抚之诚交凑，自被上坚抱此媪可怜之瘦躯。
媪黯然两手抱其头，按于胸前。叹息而言曰：“嗳﹗那么我还要活着﹗”
此段的两句对话“有救！有救了，马德麻修！”和“嗳！那么我还要活着！”都是比较流畅的白话，但其它部分文言色彩较为浓重。译文随文白夹杂，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已经算是向白话小说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对该译作的可读性和社会传播都大有裨益。
（二）翻译模式
《新青年》并非纯粹的翻译期刊，但对翻译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翻译规范的贡献，却绝不亚于其他翻译期刊或以翻译为主的期刊。除了倡导以白话翻译之外，《新青年》编辑部还倡导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模式。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肇始于明末的传教士。早在明朝天启年间，利玛窦就在《畸人十篇》中翻译了几篇伊索寓言中的故事。为了实现其传播基督教义的目的，利玛窦对几个故事进行了删改。晚清的文学翻译注重其社会功效，为了实现其开化民众的启蒙目的，常对原文曲意删改，甚至常常不署原作者的名字。《新青年》编辑部引入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要通过文学传播民主、科学等思想。但陈独秀等新文化精英开始有意识地改变晚清编译、改译的翻译模式，提倡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模式。为了杜绝“任情删改”，《新青年》从一卷到四卷，每一期都刊登《投稿简章》，要求“来稿译自东西文字者，请将原文一并寄下”。除了要求附记原文，《新青年》还经常刊登一些有原文对照的译文。《新青年》的《投稿简章》强调译文与原文大体对等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模式，使晚清“取便发挥”的翻译模式风光不再。原文和译文对照使译文的忠实度便于被读者和翻译评论家的检验，推动了以文本对照为基础的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模式的确立。
《基尔米里》是《新青年》上刊发的第一篇自然主义的力作，他们引入此部作品是要向国内引入自然主义以启蒙国民。译者陈嘏没有对原作任意删改，而是采取了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模式。但为了使读者清晰地认识自然主义，译者用了三页半的篇幅对作者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介绍。
（三）社会传播
《新青年》编辑部译介《基尔米里》是服务于其文学革命的目的的。为了取得更好的文学革命的效果，《新青年》编辑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做法，有效地推动了包括《基尔米里》在内的翻译作品的社会传播。《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时期大受欢迎，发行量很高，最高时曾达到一万五千份。《新青年》还通过重印和再版，进一步推动了其社会传播。1919年，《新青年》杂志又再版了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广告称，该刊“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文化精英在其他场合下，也对该刊大加介绍与推广。上海东亚图书馆于1936年重印了《新青年》杂志。胡适在题辞中肯定了该刊物的历史地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新青年》的再版、重印和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文化精英的介绍与助推，扩大了包括《基尔米里》在内的翻译作品的读者范围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推动了该作品的社会传播。
四、结语
通过文体选择、翻译策略和社会传播等赞助路径，《新青年》编辑部有效推动了《基尔米里》的中国之旅，使自然主义作品真正走入国人的阅读视野，对当时的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新青年》编辑部对《基尔米里》中国之旅的赞助路径，对我们通过对文学翻译的赞助推动当下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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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