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粮食税》是列宁开创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件，他从维护农民利益出发详细分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实行政策转变的迫切性，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重视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将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财富。在当前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背景下，其基本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 新经济政策 社会主义 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2-0015-03
《论粮食税》是列宁于1921年4月创作的，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在经历了三年卫国战争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方式。这篇著作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的重要篇章，对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坚强前行，探索前进，重温这部经典著作，领会其精神要旨，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有着深厚的实践价值。
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性探索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者，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脱离了落后国家的客观事实和农民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进而结合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新形势转向新经济政策，开始探索另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论粮食税》中，列宁对苏维埃俄国的基本国情、发展路径有了新的论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
（一）维护农民利益是列宁实行政策转变的立足点
沙皇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小农经济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时，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得以建立，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并且想尽一切办法来充分调动农民阶级的生产热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在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号召下，农民的余粮和部分口粮征收，并且，征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到1920年左右，全国生活必需品更是极度匮乏，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和农民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农民暴动不断发生。列宁充分意识到农民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如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延续，必然威胁到苏维埃政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减轻农民的负担，列宁转向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并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这项工作的开展要从农民抓起，并且他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到第一位，认为谁要是不认为应该这样，就等于主动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拱手让人。由此可见，列宁已经开始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解决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粮食产量迅速增加，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历史发展也证明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符合苏维埃国情的正确抉择。虽然1921年农业因自然灾害而欠收，但国家仍然征得1.62亿普特（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的粮食，政府还通过商品价采购了0.6亿普特，共获得粮食2.33亿普特，实行粮食税第一年就有很大的起色。等时间行进至1921年年底的时候，农民的积极性已经完全被调动了起来。列宁在讲话中也表示，只有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建立市场，将贸易自由摆在前面
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初期，列宁要求建立一个消灭商品经济、使全国居民加入统一领导下的消费公社，国家对产品生产及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性控制。可见，列宁主张实行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来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然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对各种产品按统一标准的计划分配只能加剧物资匮乏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商品生产趋于停滞。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国家允许个体农民在缴纳粮食税后自由支配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些剩余的粮食和农产品中的大部分就会立即变为商品，不可阻挡地涌入市场，市场逐渐恢复了生机，促进了贸易自由。此时，列宁对贸易自由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党内怀疑贸易自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否定新经济政策的人士指出，可以通过粮食税来设法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纳入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列宁认为不可否认流转的重要性，虽然流转是资本主义，但它能够帮助提升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制度对抗官僚主义作风。列宁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积极发展离不开商品市场经济，只有充分利用其的纽带作用，才能带动工业、农业活跃发展，最终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利用资本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必一定坚持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继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列宁表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中间环节”。因此，无产阶级要先把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把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成社会主义。
在《论粮食税》中，列宁首先分析了将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可行性，他指出：“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并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包括租让制、合作制、租借制和代购代销制，分别说明了它们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可以将国家经营不善的部分企业租让给本国资本家或租借给外国资本家来经营，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资金、引进外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列宁主张实行对农民来说最容易接受的过渡形式就是合作制。工人阶级只要学会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国家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就能巩固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 因此，共产党员要善于向资产阶级学习，“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四）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反对官僚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给统治阶级带来的坏倾向，即有些旧时期的地主、资产者或者有一定私心的人，通过某种手段混到了共产党员的队伍里，这些人很可能违背法纪，做出恶行。列宁敏锐地发现党内的官僚主义习气不断增长，并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他指出：“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的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
尽管资本主义的弊端明显暴露，列宁还是主张要大胆承认祸害的存在，并坚决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把年轻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从地方提拔上来，并且那些在机关工作的人员也需要多深入实际，在各种实践中积累经验，推动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行。
二、《论粮食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论粮食税》是列宁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出的开创性探索，尽管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阐述，其后所进行的具体实践也带有俄国的特殊性，但是其特殊性背后折射出来的普遍真理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立足于苏维埃俄国的客观现实，从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首先，列宁分析了政权上的社会主义性和经济上的过渡性，他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现存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不是单纯的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当时的俄国具体表现为五种经济成分。列宁主张贸易自由，但并不是任由其随意发展，而是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将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中。
其次，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阶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试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忽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不利后果使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另外，列宁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认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借助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济基础，为此他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开创了一条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国国情，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辩证地吸收借鉴别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经验，不搞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习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更好地认识规律和更加能动地开展工作。
（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党带领人民积极进取，锐意进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都看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那么多的辉煌业绩，创造了那么多的世界速度和奇迹，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当然，泥沙俱下，与成绩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猜忌、诽谤和仇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污蔑为一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实，要想更好地驳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一些保守派认为新的政策是放弃十月革命成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列宁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反复的说明和解释，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在多年战争的摧残下就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它需要用“拐杖”即资本主义来帮扶，走过一段道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扶持，并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其活动都在社会主义制度限制规定的范围内，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社会主义就有保障。同样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生产关系还是在上层建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既突破了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有不同的声音来质疑中国道路，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所有制不完善。因此，我们应该坚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毋庸置疑的。
（三）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
列宁十分重视政策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的现实情况，并且必须改变现行政策。社会主义建设要靠正确政策的引导，这个真理不仅被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发展所证明，也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事实所证明。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农业改造完成，同时激发出广大农村人口的生产积极性。在1958年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挫折。在1966年之后的十年里，极左的作风盛行，用专政的办法发展农业，使经济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我国的经济就能得到发展，社会就能稳定，反之，社会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那么如何制定政策呢？对此列宁提出的是从千百万人着眼，也就是以最广泛群众的视角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实事求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被人们视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判断标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策制定、修改也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