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跃
(中共南阳市委党校,河南 南阳 473056)
摘 要:活跃在当代思想界的后现代哲学并不隶属于任何的思想学派,而且后现代哲学的学者大多是以批判为主,他们在考察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实践后,批驳了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叙事方式,但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叙事方式却大加赞赏。更深入地观察,后现代哲学立足哲学的视角审视和检验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历程,在跨越了马克思理论政治解放思想的理论检验阶段,完善性地根据本身的理论特色提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实用性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马克思理论的继续发扬和传承。本文研究了批判视角的马克思理论与后现代哲学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两者的批判本质,也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隐性继承。最终,试图通过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消解,提出两者比较,从而达到肯定马克思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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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后现代哲学;马克思;思想解放;反思重构;消解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49-03
在后现代思潮中,后现代哲学以其多样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差异性以及生成性刺激着学者的神经,后现代哲学追求自由和冒险,并声称权力与谈判。但是,纵观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它始终绕不开马克思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微妙,但是也相对复杂。如果说,后现代哲学是在无法撼动现存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激进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的话,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在解放人类思想的目标上,在马克思理论的现代性反思层面上,后现代哲学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检验,更是在批判的语境中逐渐促使马克思理论完善的一种自然解读。
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的相互关系
后现代哲学发祥于19世纪70年代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学者们告别了启蒙辩证法,坚持一种思维活动,很干脆地打破了现代性自身理性的外壳。这种哲学最初的思想模式被界定为一种危机化解的道路,本身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就具有天生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要进行反思和超越,这种超越将两者的差异相互关联,并彼此推进。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在情感和精神上丰富了后现代哲学的内涵,但是后现代哲学并不是要消灭主体本身,而是要对现有的社会结构、思潮进行反思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理论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对后现代哲学涵盖了一种包容和宽慰,而且在很大意义上,马克思理论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夯实的西方文化基础上,贯穿了东方文化的深层次嬗变,这种嬗变首先打破了宗教神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就此而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是相互递进的关系;其次,政治哲学反思人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和科学性的理念,显然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科学的应用,并且将科学管理融入人本,融入人文精神后,后现代哲学则为社会秩序的循环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实用性和批判性。在超越了某个法律教条和制度规范下,它具有理念范导人的行为。马克思理论表明:“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批判地继承了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实质与终极目的的视角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趋势,辩证地分析了理性主义原则支配下的社会发展理论,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1]后现代哲学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社会政治发展的语境下巧妙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理论,尽管两者在某些观点上是对立的,但是潜在地看,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它所提出的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其实更加贴近生活地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政治模式的科学性;再有,后现代哲学在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介入政治社会。一方面它对现代启蒙学进行了有力批判,另外一方面也对马克思主义所引领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失望,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视角延伸到了微观层面,他们不对社会政治建设提出任何希望或者构想,只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批判、暴露权力,试图在微观层面获得某种自由,这与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叙事,对社会发展祈祷积极作用的政治引领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哲学对哲学使命的创新和社会责任感,无论是人的生存环境,还是政治哲学对人类社会的密切关注,都必须实现政治哲学对另外一种政治模式进行监督和中介作用,显然,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影响还是如影随形的。最后,本身哲学史就是批判的历史,也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但是微观地看,哲学又像一个流浪汉,在发现创新的精神家园后便让位于科学,后现代哲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仅是话语与话语的对话,更是新概念与新思维一体化创造过程中对社会哲学的深刻反思,于是就有了人们一提到马克思就会联想到他激昂的社会革命话语,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这是宏观的,但是在微观层面后现代哲学揭示了社会底层的一系列的政治概念,以更加自由的方式书写着哲学发展的新篇章。在通过批判与检阅之后,马克思理论与后现代哲学在关注点上还是有着惊人的默契,只是在切入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最终的目标上还是较为一致的。从哲学的范畴来看,两者都属于现代型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风格。
二、马克思理论对后现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社会的开放性和政治的多边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高在庙堂,对于政治实践,马克思理论的概念化必然受到后现代哲学的冲击。但是仔细观察,马克思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思想经过社会转型而产生新的价值倾向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理论对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关注人的心理、情感、道德、信仰等非理性层面的东西具有引领和宏观控制的作用,人类的精神思想在得到脱离了传统神教的影响之后,逐渐认识到人类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社会观应该建立在更具有清楚认识的政治信仰之上。也就是说,后现代哲学偏重微观社会政治的后现代主义中曾经出现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支流,也就是说,后现代哲学对于神教,对于西方政治哲学以及马克思理论都形成了绝望的拒绝。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哲学通过微观分析走向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派别,这个转变不仅标志着西方的政治哲学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哲学通过观察、审视认识到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多元化的政治哲学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来看,库恩的范式理论把历史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引入科学,理性地再现了科学‘通过革命而进步’的本性,其局限则在于其范式概念仅仅定位于社会文化领域而丧失了物质性的维度,并在认识论上陷入了旧传统哲学固有的困境——历史与逻辑的分离,最终导致科学丧失了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2]。近代西方启蒙政治哲学为反对君权神授、封建压迫的专制,高举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的气质,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无非是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鼓舞,并且也逐渐在政治实践中思考如何使理论上先进,政治上影响的路径促使西方封建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理论是站在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立场上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的。马克思理论在理性的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形成了理想的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马克思理论是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理论核心的,但是后现代哲学不仅检验了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精神实质,还能为研究创新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方法和理论。马克思理论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个别公民服从国家法律也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和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的政治的自由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对象也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哲学的先进性回答了马克思理论提出的问题,从而促使后现代政治哲学更加广泛地接受马克思理论的深层次影响。还有就是马克思理论不是一种静观的政治哲学,而是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的,注重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是实现民主自由的强大武器。基于这种认识,后现代哲学对于神教的否定,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就和马克思理论产生了一些共鸣。后现代哲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理论同样地立足人本,运用批判唯物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之类的辩证法论证和检验了马克思理论,这也就标志着后现代政治哲学在批判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同样也将马克思理论的新世界观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检验。
三、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的互补原则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之一的马克思理论在诞生之日起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更甚。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立足宏观,注重宏大叙事。而后现代哲学显然是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理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追求与马克思理论的追求是一致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后现代哲学是比较片面的,而且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过于微观,因此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但是不具备引领全球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理论在深刻解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革命注入了新的理论与观点,“资本主义在解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对人类未来深切的担忧,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基于此,马克思用价值尺度衡量资本的发展,探寻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现实途径”[3]。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从来都是批判而且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环境中,每个个体的自由都面临着全力的监视和控制,严重威胁到了个体的自由,这也就恰恰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能够对现代社会政治迎头痛击的重要原因,而内化的了马克思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人的个体行为,打破理性的思考方式,更加直观接近人的精神,去物质化的道德思维模式迎合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需要;其次,后现代哲学是小众的,无论是他关注的对象还是它所提倡的观点或者建议,都是出自于社会底层的政治需求和发展理念,因此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而马克思理论随着它的巩固发展,虽然经历了多次被拒绝,但是后来逐渐地被大众化,因为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来自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和革命态度不仅注重人类思想的解放,更加注重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经济的关注。马克思理论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模式,同时也形成了批判对话模式,实现了阶级自由对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个是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时期所谈论的话题、所指向的目标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社会问题展开的,因而可以看做是对现代性矛盾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揭示”[4]。那么作为小众政治哲学代表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模式,在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是合理的,而且具有说服力,但是后现代哲学的观点难免不具有前瞻性,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和革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具备对人类的思想解放起到推动作用。两者比较,可以总结为大众性的马克思理论和小众性的后现代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发展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还是很强的,但是必须建立在批判之后的认同基础上,两者的这种差异化优势才能得到发挥。
四、后现代视域下马克思理论的重新构建
“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发现、批判与重构,贯穿着政治批判以及作为政治批判具体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构成了与经典社会理论、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对话。当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则在不断重现马克思当年所厘定的现代性社会的地平。”[5]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后现代哲学还是马克思理论,它们兼具的批判性是思想路径的以推动实现的驱动因素。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了批判,但是可喜的是并没有完全拒绝,他们无论是思想归入还是革命理论的模式都遵循着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而进行的。随着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唯物主义历史和神教政治相替融入民主以及知识化体系的加快发展,并且在冷战之后,世界哲学政治的革命方式也是发生了改变,马克思理论作为“重新政治化”的条件基础,必然需要重新解构和构建。首先是要发扬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关注性地开展批判就必须结合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所触及的地方,马克思理论不再是针对文化话语权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政治制度体现的实现与制定,要深入到政治模式对民众,更多的是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度,对于在批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说政治的中立化,政治精神的僵化,政治遗产的剔除,这就不单单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精神形成的一种消解,并可能造成马克思精神在走向普遍的差异化中虚无。其次,要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学术化。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不能停留在文字符号层面,马克思理论不是某种精神的守候,而是政治革命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不断地在动态化的环境中继承和弘扬马克思理论并促进马克思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批判更加具有切肤之痛,才有可能完全地发挥马克思理论在后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再者就是批判性的正确性。“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解问题上,尚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当今许多思想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放弃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总体立场,因此也就决定了在思想上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路径的含混不清”[6]。在肯定后现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进步的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对当前社会发展进行批判,批判的正确性是辩证地分析的,但是从辩证眼光来看,马克思理论不但是地地道道的哲学,它以批判的眼光构建了现代社会大众与政治权力进行谈判,而这种批判恰恰是马克思理论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同时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正确与否都必将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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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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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