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叙事路径：回忆与现实的交织
在《长日留痕》中，作者分别以两条时间线来展开情节，二者相互交织，并行不悖。其中一条时间线是史蒂文斯驾驶汽车旅行的六天，它匀速向前；另一条则是史蒂文斯在旅行途中对于过往的回忆，它显得跳跃凌乱。虽然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关于史蒂文斯的一场拜访之旅，然而作者并不以关于旅行的时间线为叙述重点，而是以回忆的内容作为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回忆的本质立足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它检视和保留了值得回忆的、建构身份认同的和指向未来的东西”[1]。因此，当作者切换到回忆这种有所选择、有所遮蔽的叙事方式时，史蒂文斯的叙述中便充满不确定、甚至前后矛盾的的话语。作品的双重叙述路径凸显了回忆叙事的不可靠性。一方面，史蒂文斯的叙述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史蒂文斯的改变，他对于往事也流露出不同的态度。这使得情节在真实与虚假的交织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变化。
在史蒂文斯的叙述中，这种不可靠性集中体现在史蒂文斯对于前主人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倾向的评判上。在二战后，社会各界纷纷对于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倾向进行了指责。一开始，史蒂文斯试图对此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辩解：“在我为勋爵工作的所有岁月里，我的职员队伍中曾有过许多犹太人，而且我要更进一步说明，他们从未因为其种族之故而受到任何不同的待遇”[2]。然而在试图找出这些“无理指责”的来源时，史蒂文斯的回忆中则透露出几件达林顿勋爵在事实上的反犹太行为。例如“我记得他交代我停止对当地一家定期来到府上的慈善机构捐款，那是因为该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多或少与犹太人类似’”[3]。以及达林顿勋爵以“我们达林顿府的职员中不能有犹太人”[4]为由，命令史蒂文斯解雇了两位并无过错的女仆。
而史蒂文斯之所以竭尽全力地为达林顿勋爵作漏洞百出的辩解，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宣称他曾施展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过力——通过后者，他也曾服务于全人类”[5]。史蒂文斯充满矛盾的叙述彰显了其内心的虚荣和自我欺骗。他不愿承认达林顿勋爵的反犹太倾向，是因为一旦承认，便意味着达林顿勋爵不再是一位“伟大的绅士”，自己也就不再是一位为“伟大绅士”服务的“杰出管家”。通过回忆的不可靠叙述，他重构了事件。他坚定的断言达林顿勋爵从未有过反犹太倾向，是为了竖立起达林顿勋爵作为“伟大绅士”和自己作为“杰出管家”的形象。
韦恩·布斯曾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不可靠叙述”指的是：“倘若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其叙述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6]。在《长日留痕》中，当主人公史蒂文斯以回忆展开叙述的时候，他便“掠过记忆，时而审视，时而回避，两者交替进行”[7]。这种将记忆碎片有所选择的呈现的行为，造成了对历史事实和作品本身标准的双重背离。这不仅使情节在真实与虚假的变换中更加扑朔迷离，也使得主人公分裂为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
2.叙事视角：两个自我的对话
虽然作品从始至终都是以史蒂文斯作为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然而这第一人称叙述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即叙述自我；二是作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时间的视角，即经验自我。[8]其中，经验自我讲述了史蒂文斯在过去三十五年里的经历，叙述自我则讲述了他在六天旅行中的见闻以及他对于往事的看法。
史蒂文斯是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矛盾统一体。在他的叙述中，叙述自我时而为经验自我做出辩护，时而为经验自我感到懊恼。这证明了史蒂文斯对过去的一些事情依然感到窘迫或惭愧，这份窘迫揭示了史蒂文斯性格的另外一面。即他并非仅仅是一个冷漠、克制、不近情理的机械化管家，同时也有其敏感、柔软、善良的一面。
例如，在每次回忆起与达林顿勋爵有关的往事时，经验自我都要反复强调他是一位“杰出的绅士”。然而无论是面对新主人法戴拉的朋友们的询问，还是面对旅行过程中陌生人的好奇，叙述自我始终都不愿承认自己曾为达林顿勋爵服务过。对此，叙述自我试图做出辩解：“在我看来，因为我尽量避免听到更多关于勋爵的此类胡言乱语，这似乎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我那古怪的言行；换言之，我在上述两个事例中均选择讲述善意的谎言，是将此作为避免任何令人不愉快之事的最简单的方式。”[9]
叙述自我对于“也许你会认为我现在处于某种原因会对我与勋爵的交往而感到窘迫或是惭愧”[10]进行辩解，是因为这与经验自我的观点背道相驰。然而叙述自我含混不清的“为了避免不愉快之事”的解释，却并不具有足够的信服力，反而凸显出了他极力遮掩的窘迫和惭愧。在这一段辩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蒂文斯这个人物形象处于两个自我的矛盾之中，介于自欺与清醒、虚荣与坦诚之间。因此，对于史蒂文斯这个人物，需要读者进行双重解码，才能超越叙述话语的表层，探寻人物的真实形象。
3.叙述声音：在反思中回归真实自我
有评论者认为，史蒂文斯的英国西部之行是“一次尝试，从而摆脱来自达林顿府以及来自自我的束缚。”[11]的确，在离开达林顿府之后，史蒂文斯才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待在达林顿府工作时的自己。在他的回忆中，出现了分别由职业身份和私人情感所发出的两种对立的声音。这让他陷入了面具人格和自然人性之间的挣扎。随着旅途的进程和不断的回忆与反思，史蒂文斯逐渐向自然人性回归，并最终找回真实自我，明确了未来之路。
这场转变集中体现在史蒂文斯对于曾经的同事肯顿小姐的叙述上。肯顿小姐曾和史蒂文斯一起在达林顿府效力，并在长期的工作中对史蒂文斯暗生情愫。然而史蒂文斯一直秉持着“杰出管家”的的信条，即：“他们绝不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者令人烦恼。”因此对于肯顿小姐的热情，史蒂文斯始终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这让肯顿小姐伤透了心，最终决定离开达林顿府嫁给他人。她的来信是史蒂文斯下定决心开始这场旅行的感情动机。然而史蒂文斯在前半部分的叙述中并不愿承认这一感情动机，而是反复强调其职业动机：“因为我突然想到，这次开车旅行可以很好地用于职业目的。”[12]以及“我希望我们的会面——除了几句场面上的非正式寒暄外——主要还是职业性的。”[13]
石黑一雄本人曾对史蒂文斯有过这样的评述：“他为何要说某些事情，为何在某些时刻提到某些话题，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这取决于他没有说出的那些事情。”[14]因此，史蒂文斯反复提及的动机，往往只是用来遮掩其意图的一种托辞。实际上，史蒂文斯对于肯顿小姐绝非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无动于衷。
几乎在史蒂文斯回忆中的每一个场景里，都有肯顿小姐的身影。然而给史蒂文斯留下无法磨灭的记忆点的，是肯顿小姐的一次哭泣。在肯顿小姐唯一的亲人过世之后，史蒂文斯仅对肯顿小姐表达了几句礼貌客套的慰问。这让在人前强忍悲痛的肯顿小姐再也无法自持，躲进自己的房间内痛哭了一场。在史蒂文斯的回忆里，“那一刻曾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据回忆，当我就像那样站在那儿时，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情感在我体内升腾起来。”[15]这种“特别的情感”凸显了肯顿小姐在史蒂文斯心中的重要性，泄露了一直压抑自身情感的史蒂文斯对肯顿小姐的真实感情。
史蒂文斯用对公众的态度处理了自己的情感，用面具人格遮蔽了自己的自然人性，最终导致自己错失了一段真挚的感情。在与肯顿小姐见面之后，史蒂文斯终于明白再无挽回的可能。肯顿小姐明确拒绝回到达林顿府，并表示会和自己的丈夫共度余生。在这一刻史蒂文斯彻底坦露了自己自己的内心情感：“说实话我——我为何不该承认呢？在那一刻我的心行将破碎。”[16]
在旅途的最后一站韦茅斯，史蒂文斯孤身一人坐在码头上的长椅上，默默望着华灯初上时喧闹的人群。通过这一场回忆之旅，他逐渐认识到过往的自己是多么虚荣和偏狭，并逐渐找回真实的自我。面对余下的人生，他最终决定“停止过多的回顾过去，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而且应尽力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17]
4.结语
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在谈到石黑一雄的作品时曾这样评价：“（石黑一雄）是我们当中最擅长阐释“失去”这一主题的诗人。”[18]的确，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他总是用回忆去追寻“失去”的东西，而这回忆的过程也伴随着认同与回归。表现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通过回忆过去，对于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他最终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坦然承认对肯特小姐的感情，对达林顿勋爵的态度也趋于客观。回忆作为作品的主要叙述方式，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参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
注 释
[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本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50页
[2][3][4][5][9][10][12][13][15][16][17][英]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第138页，第110页，第119页，第8页，第133页，第199页，第227页，第231页
[6]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7]Newton,Adam Zachary.“Telling Others:Secrecy and Recognition in Dickens,Barnes and Ishiguro”.Narrative Ethics.Cambridge,Mass:HarvardUP.1997.241-85
[8]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P95
[11][14]Shaffer,Brian W.Understangding Kazuo Ishiguro[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p64
[18][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直言不讳：观点和评论[M].徐颖果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作者介绍：陈程，中南民族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