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学术研究在近年来时而激烈时而冷清，但是从未停止。西方音乐史学从古希腊一直发展至今，从音乐本身、创作文化、社会发展等层面上都逐渐成熟，并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我国对西方音乐史进行研究对我国的音乐研究与发展，能够从中获得重要的启发。本文简述了西方音乐史以及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已经获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总结了西方音乐发展的成就，通过分析此内容谈了西方音乐史给我过音乐创作研究带来的启示，最后从深化研究方法出发，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更深刻更透彻地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方法。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G609
引言：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起源是古希腊时期，并且研究直到今天從未停止，在其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音乐本身的表现、音乐创作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灯等角度的研究都日渐成熟，我国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单调、主观性强。西方音乐研究与我国的音乐研究已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充分了解西方音乐的发展和其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研究找到一些研究方法的启示，这对于完善我国音乐研究本身以及弘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探索音乐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音乐史学的概念与核心内容
（一）西方音乐史的概念
音乐史学是研究与音乐史文献、资料、等有关的具体问题以及音乐论著中所包含的关于音乐在过去的变化形态，音乐内容与形式的改变、传播、演化、规律的科学。音乐史是文化史学一个分支科目，与文学、美术、舞蹈等史学研究科目并列。
西方音乐史学（historicalmusicology）是一个是相对于我国作为研究主体而言，研究对象为西方音乐史，进而表现出两方面的学科内容：一是对西方音乐（欧美音乐为代表）历史发展历程与成就的研究，二是体现我国学者对西方音乐结合历史对音乐本身和创作背景进行深思，并提炼出能够借鉴之处，给我国的音乐发展创新予启示和深刻的思考[1]。
（二）西方音乐史学的核心内容分析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西方音乐史历史的研究
西方国家开始记录音乐史的是中世纪，当时的主要宗教是基督教的宗教，所以圣歌占了很多的音乐内容，随后音乐并逐渐发展然后日益壮大。所以说，期初的音乐史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波伊修斯的《音乐原理》是西方国家的第一部音乐史论述作品，波伊修斯从宇宙音乐、人的音乐、应用音乐等三方面对音乐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综合的阐述。对后来的音乐研究也重要的指引作用，随后丁克托里斯，在自己的论著《音乐属于解说》中对古希腊时期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术语进行比较完整的概括与总结归纳，并且结合总结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18世纪之后，音乐史研究开始提出理性主义思想，其中理性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霍金斯、伯尼他们从理性主义角度出发，对18世纪以前的音乐史进行了整理，也在论著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到了19世纪，西方研究学者主张实证主义对音乐进行系统的研究，实证主义不仅仅强调对音乐史本体属性的证论与分析，并且还强调引入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自然科学、哲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分析音乐史，就当前20世纪，对于音乐的研究开始体现出“实用价值”，学者们开始注重社会背景和音乐的融合，深入挖掘音乐创作的本馆，从声调、乐曲格式、和声、题材等多音乐元素出发，分析音乐史发展。
（2）西方音乐史背景文化的研究
尽管西方音乐史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音乐表现手法的理解和感受，而文化内涵则从音乐的内涵出发，对音乐进行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等与音乐研究相结合。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就表达出音乐与文学之间的融合，亚里士多德曾提出：“音乐是反应人们品质与性情的艺术，在音乐作品中，节奏和乐调依照最接近现实的模仿，反映出人们的温和、愤怒、勇敢与克制[3]。”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对文化方面的深入研究。
（3）西方音乐史对创作社会环境的研究
音乐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物质，音乐本身它作为一种展现艺术的形式，不仅反应了创作者的智慧与技术，还反映了社会背景对创造者心态造成的硬性，因为音乐创作者的创作心态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存在，音乐能除了能够反映创作者的个人理念和美感之外，还能准确反映创作时期的文化背景。在保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将经济、政治与音乐相结合，分析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习俗等对音乐的深刻影响[5]。
二、与西方音乐文化史相比之下中国音乐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我国音乐研究的主观性较强
与西方音乐研究比较来说，我国音乐史研究偏重于“礼乐”的研究，因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之下，君主专制制度之下[2]，只有礼乐作为宫廷音乐，也就是“官方音乐”，被认可，古代阶级观念严重，所以我们音乐研究相对于宫廷音乐来说，民间音乐的研究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我国音乐研究中是将音乐的的声调、韵律、节奏、音色方面音乐本身单一的内容与道家、儒家等文化简单结合，导致研究结果本体主观性非常强。
（二）我国音乐文化研究视角狭隘
我国音乐文化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相关性非常强，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论证，因为研究的音乐主要是宫廷音乐，体现了统治阶层的意识，相对于西方音乐研究者对音乐研究，但丁、薄伽丘、亚里士多德等西方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则坚定不移地认为音乐研究与同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学科交叉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我国的音乐史则强调通知阶级的思想意识，强调“礼乐治国”，用音乐进行思想灌输，视角相对来说，较为狭隘。
三、西方音乐史学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启示
（一）将音乐融入文化大环境中的启示
音乐史学的研究从音乐本身、文化内涵、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把握，这三个属性是不可割裂、紧紧联系、层层渗透的。然而，我国学者对中国音乐研究过程主要是通过现有的文献、记录的乐谱等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而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对我国古代音乐本身的声调、结构、和声、韵律、节奏、音色进行研究。与中国音乐研究不同的是，西方音乐研究中不但从整体进行了宏观的把握，更对每个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深入分析。结合文化，历史的演变与音乐元素变化的联系。把自己投入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研究音乐。在对乐曲基本音乐元素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创作者人物个人经历、创作时的境遇，创作人物当时时代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综合理解，才能更客观更真实地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
例如在古希腊时期，文化艺术非常繁荣，表现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歌、建筑、雕刻、戏剧、音乐等各个领域。而在当时的音乐文化中，神话、诗歌对古希腊式音乐的占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可见，古希腊的音乐文化是依附于文学而存在的。基督教的兴起也给希腊式的音乐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所以，音乐与其他文化艺术是互相影响的、相互作用的。
在研究隋唐时代的音乐时，我国的学者也可以另辟蹊径，联系“丝稠之路”，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到达楼兰、龟兹、于阗等地，其副手更远至安息国、身毒国等。音乐文化也与西域国家的音乐出现了交汇，给隋唐音乐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突破口，丰富了历史资料。通过对丝绸之路相关国家音乐交流的研究，就能够有效地辅助对隋唐音乐作品研究。我们可以在此引入西域音乐传入对隋唐音乐的研究，因为各民族各国之间使节互访、献乐舞表示亲善。如贞观年间百济、新罗献乐并乐人。盛唐来朝献乐事例更多，如开元初康国献侏儒及胡旋女子；开元中米国献舞筵、狮子、胡旋女；开元十五年史国献舞女；开元十七年骨咄王献女乐等。南方的室利佛逝、南诏、骠国等也先后来献歌曲乐舞。
从西域文化传入的角度，分析隋唐音乐特色，就能出现新的突破。关于隋唐时期龟兹乐与中原音乐文化的融合、对礼乐的勘正，给我们众多学者与历史学家很多的启示，我们也能发现隋朝时期我国对礼乐的勘正充满了西域文化的足迹，也就是说对西域音乐文化的大量引进和融合，我们才开启了汉族音乐多元化发展的全新时代。研究西域文化，就是研究西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从另以文化角度，我们曾经遇到的研究困境，也许就能迎刃而解。
（二）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启示
使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研究手段进行创新，因为西方的音乐史学研究作品，大多都不是单纯的音乐论述，而是综合了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美学的学科交叉作品。因为每部作品的创作都是总和思想内容的表现，这就要求我国在音乐研究中必须结合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美学，用更加完整的视角重新对古代的音乐作品审视鉴赏。除对“礼乐”外，还要不同时期民间作品进行挖掘与分析，进一步创新研究手段，提高中国音乐研究的质量。
例如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古代音乐的特色，《诗经》就是非常好的研究资料，诗经包含《风》、《雅》、《颂》三部分，大都是可以用乐器伴奏歌长，《史记》追述过：“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举例来说，《风》大部分是反映地方民情风貌的歌曲，其中比较有名的《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反映一位姑娘制作一支彩色竹管乐器，赠送给小伙子留作纪念，因为这位男子是演奏这种竹管乐器的好手。这些文字内容都对音乐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反应了古代在习俗方面仍残留着原始社会“以歌择偶”的风气。《诗经》篇章中涉及到不少古代乐器，据统计达29种，所以音乐学还可以结合考古学，寻找提供音乐研究文献缺失的历史资料，为音乐研究提供补充资料。
研究音乐还需要结合时代历史政治背景，我国的宫廷音乐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甚至因为各个帝王君主的兴致不同，音乐的格局也不一样。濫竽充数的故事我们都了解，成语中，南郭先生为什么最后会离开，因为后一代君主喜欢单奏而上一代喜欢群奏的缘故。
（三）使用他国史料研究中国音乐的启示
国际交流并不会局限在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文化输出，在我国学者对西方音乐进行研究的同时，西方学者也不乏对我国音乐的研究，这就是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在此，我国学者对音乐研究可以打破国家内民族内本土取材的局限性，换一种思维，尝试借鉴西方学者全球音乐综合整理记录的资料，打开思路，或许别有洞天。西方国家的史料有如《音乐史手册》、《牛津音乐史》等著作，我国学者可以学习参考，从审视角度借鉴西方国家的视角，将我国音乐研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观看角度中，通过西方人思维的解构主义、批判主义等思想对古代音乐作品进行剖析。如：我国学者可以从西方的新批判主义审视我国的《汉书·礼乐志》等作品，就会发现新的内容，这样能够更好的去除我国长期以来音乐研究的主观性、文化研究狭隘性。
（四）多样取材的研究理念的启示
著名西方音乐史音乐研究人叶松荣教授认为：“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由中国学者去创造“既有西方音乐史学的属性，又具有更加丰富、多元、深邃的中国文化特点[5]”中国学者不仅要对西方史料进行普遍意义上的钻研与探讨，还需要发挥出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
因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内容页并不单单局限在古典音乐艺术的范畴之内，由此可见，我国学者还可以放大研究范围，西方音乐研究对西方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等都有相关的研究，因为无论是什么音乐，都是创作者的灵魂咏唱，都是历史文化的宝贵结晶，都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音乐史不应该是贵族式定级音乐家的专属历史，而更应该是具有平等人文价值观的自上而下普通亲民的历史、多元化的历史。所以研究音乐，我们也可以把范围扩大，研究地方民歌、小曲等其他音乐材料[8]。
结语：
音乐无国界的理论被人们广为传颂，及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音乐千差万别，历史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研究音乐史的思想与音乐的本质是相同的[9]。我国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充分发挥西方音乐史带来的启示，更全面地注重扩大研究范围，深层次的研究一切音乐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人的行为、社会环境、文化内涵，引入学科交叉的理念，丰富音乐史研究的内涵，包括哲学、文化、美学等中，让音乐史学研究者也能同音乐创作家拉近距离，也能“充满热情地用自己的创造表达自己”。
作者：黄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