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外国文学相信对于很对人来说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吧，外国文学研究也是现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对新的认知，那么外国文学论文应该怎么写呢？下面小编就整理了几篇比较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论文，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数字人文与外国文学研究范式转换
董洪川，潘琳琳
[提要]本文在概述数字人文的概念、现状及趋势的基础上，探讨了数字人文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并从跨学科和交叉性的视角出发，建构了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以期为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与范式转换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数字人文；外国文学；研究范式
一、数字人文：人文学科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数字信息媒介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已逐渐深入至人文学科领域，并正在改变以纸质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定性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人文学科。数字媒介和人文学科的结合与交叉，重构了传统人文研究的知识谱系与认知概念，从而引发了研究范式的革新，将人文学科引向了更为系统、更为多元、更为复杂的新研究领域，自此数字人文应运而生。国内学界业已注意到了这股学术新浪潮，但尚未形成明显的数字人文研究共同体。虽然部分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尝试性的理论探讨，但研究中利用数字技术的途径和手段还比较单一。毫无疑问，数字人文在研究方法、路径、视点等方面对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提供了崭新的思路，这必将引导人文学科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人文学科的重要领域，其研究范式也必然会随着数字化的冲击而发生巨变。
数字人文(DigitalHumanities)，也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Computing)，其发展历史并不长，一般认为可追溯至1949年。它是将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而产生的新型交叉研究领域，体现了当代学科研究相互渗透、互为交叉的时代特点，恰如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至今，文理学科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不断涌现，是当代科学史上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1]。Hockey将数字人文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演进阶段：起步阶段(1949-1970年)，研究焦点是如何突破计算机科技的局限性来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联合阶段(1970-1980年)，学科重点从纸质媒介转向了电子媒介，致力于将语料库建设和文本创建、存储等技术联合起来；新发展阶段(1980-1990年)，计算机语言学迅猛发展，研究者通过个人计算机以更便捷、更有效的方式进入数字人文领域；成熟阶段(1990-)，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壮大，数字人文的工具和平台都变得更加繁复多元，其研究边界不断拓展，研究范畴也向人文学科的诸多分支学科延伸。[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数字人文学科的诞生，应该是2004年，因为这一年出版了《数字化人文学科手册》这一标志性著作。[3]简言之，早期的数字人文被认为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人文研究，主要体现为方法论的革新。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变得更加宽泛，尤为强调数字技术媒介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研究之间的关系。
人们对数字人文的定义可谓纷繁芜杂、层出不穷。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历史语境的变迁，数字人文成为一个处于变化发展中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不一致。可以肯定，这一概念仍将处于定义与再定义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传统人文学科开始将数字文化，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思想问题作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数字人文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人文学科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人文将数字技术使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导致方法论的革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新研究问题的出现。两方面的合力使得数字人文的内涵与外延变得复杂、多样，并不断演化”[4]。
虽然数字人文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未有共识性的定义，但没有人否认交叉性是数字人文的核心，即它是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的联姻，是将现代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人文研究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具体来说，数字人文站在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重新审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关系及其带来的影响，使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平台来重新考察传统人文学科的既有课题，检索、挖掘、分析和利用海量的数字资源，将人文学科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为人文研究提出问题、界定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甚至产生新的研究范式。王宁指出数字人文以两种方式运行：它运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技术来解决传统的人文学科问题，但同时又使人性化的研究模式通过数字媒介来承担。[5]
质言之，数字人文将现代数字技术运用到传统的人文研究之中，为后者带来了根本性的革新，究其本质，这是一种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创新。“数字人文不仅是要挑战或者改变人文学科原有的知识结构，更多的是要创造新的研究秩序和结构。而要做到这一点，研究就势必会涉及到不同学科间的互通与融合，以及从事不同职业人士之间的协同与合作”[6](P.95)。因此，我们认为，数字人文开启了人文学科发展的新阶段，必将彻底改变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这并非耸人听闻，而确有充足的学理依据。
二、数字人文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启示
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其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主流纸质文本外，已逐渐向由多种符号系统组成的超文本拓展，在文本形态、文本模式和文本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基于单一纸质文本的细读、阐释与分析之局限性日益凸显，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现实迫切性也逐步突出。外国文学研究若要突破目前的瓶颈状态，则需要转换视角，可以借鉴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论，探究大数据语境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由于数字人文在国内仍属于新兴研究领域，目前深入探索数字人文与外国文学研究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很少，仅有《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郭金龙、许鑫，2012)、《技术改变人文：人文学科的一场革命》(郭英剑，2015)、《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戴安德等，2016)、《走向媒介间性——评〈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数字人文与媒介间性研究〉》(黎会华、楼育萍，2016)、《数字人文背景下“远距离可视化阅读”探析》(胡悦融等，2017)、《比较文学：数字化时代的企业》(黄维樑，2017)等少许研究论文，而且其中有些论文并不是专门探讨数字人文与外国文学研究之关系的，只是在论述中谈到了外国文学研究。显然，这个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要说清楚数字人文可能引起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变，必须首先谈谈数字人文对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启示。
尽管数字人文的定义大致有20多种，但是多数定义都围绕数字人文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文理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几个方面界定其外延与内涵。那么具有跨学科、交叉性的数字人文能为外国文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笔者认为，以数字人文的显著特征为切入点，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出数字人文带给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三点启示：第一，数字人文将外国文学研究者从繁重、机械的文献调研、文本对比等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更广阔的归纳、演绎和推理的空间，以及更加开放的跨学科协作空间。“数字人文加快了人文学科资源的大众化获取和知识流动，突破了原有自主探索的封闭学术文化，形成跨学科与公众参与的开放学术文化与科研运行机制”[7]。数字人文可以从基础数据的层面，帮助研究者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协同合作，并从方法和路径的层面打通数字技术与外国文学的综合研究，研究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率地爬梳大量文献资料，定位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记载。研究者还可通过拉高研究视角来比对成千上万条文本数据，检索和分析一定时期内海量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符号信息，快速地观察并分析大量文献之间潜藏的脉络与规律，识别和总结其中的模式。研究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准确地勾勒出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区域内或者特定群体中外国文学文本中所使用的特定词汇，描绘出文学主体此消彼长的可视化图谱，或者总结出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界的诗学主流趋势，等等。
第二，通过数字化工具、软件等手段将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研究方法引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为革新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突破外国文学研究瓶颈、解决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而这一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弥补了长期以来人文学科研究被人诟病的一面，即缺乏科学性。当然，数字人文与外国文学研究的融合首先涉及的是文学文本介质载体的转型，从而导致研究方法与意义的变迁。外国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领域，其自身的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它对文学的数字化具有天然的人文导向。作为媒介形式的数字化不仅构成了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基本再现形式，数字化本身也参与到新的文本形式的建构中来，并导致新的意义不断生成与传播。数字人文的工具技术能帮助研究者在数据庞大的海量信息中快速而准确地梳理与聚焦课题，从宏观角度把握外国文学研究脉络中的焦点问题，从微观角度探究各种复杂信息交叠、融合之后的内在关联与显著特征，从而能从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对数字媒介语境中文学文本的意义做出更为系统的阐释。这样，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地域内的文学文本就演变成巨大的数字库，有利于研究者将数据统计方法应用到不同类型的文学文本的历时或共时的分析之中。如此一来，原本具有人文性的外国文学研究增加了一定的科学性，从而具有了多元的考察纬度，也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多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因此，数字人文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更深层次的、更多维的视角出发，将外国文学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特定的地域文化中加以动态的观察与分析，使得他们能够“从自身的学科立场出发，扩展到其他领域，并能以问题导向出发，与其他学者协同研究，实现研究层面的资源最大共享化、分析方法的最大通约化和知识内容的最大综合性”[8]。
第三点启示，也应该是警示，即数字人文在带给人文精神的探索新方法、新语境的同时，也对人文学者如何在技术至上的“数字化”潮流中警惕数字化带来的人的异化，保持人文学科研究的独特性和人文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已经变成了数据堆积和知识图表，研究小说成为了计算句子长短和用词频率的统计工作，研究诗歌成为一个累计意象和音步的方程式。基于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人文数字”，以期坚定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文精神，保持意义追问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三、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
数字人文的科学方法论和跨学科性质为建构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将外国文学视为文本内外部互动的整体系统，而如何通过借鉴数字人文的工具与平台研究外国文学，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对文学文本的自我观察，对大规模数据的准确梳理，以及对潜在文本模式的合理总结。
(一)从定性研究到定量辅助定性研究
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较多采用定性研究，其研究较多基于对文学文本基础数据的分析与阐释，而且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归纳、演绎、推理的路径与方法也会不同，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个体性差异大、往往无固定或可遵循的模式，研究方法也较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人文学科的魅力所在。而社会科学研究者较多采用定量研究，其研究结果较多基于对基础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得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重复再现，并应用到其他更大样本量的数据分析之中。
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应以定量辅助定性研究，将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与人文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对文学文本的既有信息进行检索、提炼和呈现，并从多层面、多维度生成二次信息、提出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这种定量辅助定性的研究方法是“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前提下发现新的问题，挖掘研究对象的隐性模式、趋势与相关关系，得出依靠传统单纯的定性方法无法发现的问题或得出的答案的创造性，为深入研究文本提供了新颖而广阔的研究空间”[9]。
具体而言，数字人文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分析文本、验证假设、建构模型并定量分析文本内容。其研究主张是对大量的文本进行计算、分类、聚类和分析。数字工具和平台利用文学文本中的语义标志、语法特征或词频计数等，可以自动聚类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归纳出文学文本中的模式特征，并将这些潜在的规律或模式制作成量表，从而对大量未知文学样本进行分类检测。例如研究者如果要探究两百年来英语经典小说中对话的特征、变迁以及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单纯采用传统的定性研究范式恐怕很难有效地展开研究，因为毕竟样本的规模很大，单纯依靠人力难以实现对大数据的分析。但研究者如果在数字人文视阈下开展研究，则可以首先利用定量研究方法，建立模型，即使用小说文本中对话部分的语法特征(比如发音、情绪、从句结构等)来测量小说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话性的。其次，将这一模型应用到相应的英语经典小说的语料库中，检验不同时期海量英语小说中使用对话的情况，将小说中的对话风格语法化。最后，采用定性的方法，将定量研究所得数据与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结合起来，总结潜在的规律，挖掘特定作者如何改变叙述与对话所占的比例，来达到顺应或对抗传统文学创作常规，为我们重新认识小说文本研究及其方法论提供契机，等等。
定量辅助定性分析可在外国文学文本形态发生变化的同时，采用信息提取、词汇检测与统计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在分析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地理区域内或一定群体中文学文本生产的增加或衰落以及文学流派的竞争更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单一文学文本定性分析的局限。
(二)从对传统纸媒文本的线性细读到大数据背景下对超文本的远读
在外国文学传统研究模式下，研究者对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往往是线性的细读(closereading)，这种阅读方式遵循文本的叙事逻辑与顺序，通过阅读文学文本中错综复杂的叙事线索、多元的叙事主题、丰富的人物形象及交织的人物关系，来总结文学文本的主题，解读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分析文学创作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等等。研究者往往关注单一文学文本中少见而非泛在的写作模式，深蕴而非浅显的信息，更多地聚焦文学文本的差异性而非普遍性。“由于传统的文本是按照一定的语义、语法以及规律线性构建起来的，线性细读的方式遵循了文本的创作规律，被长期视为文学研究与评论所需的有效手段。”[9]由于研究者观照的是单一文本，因而在考察文本时往往侧重于其独特性或者唯一性，即在整体民族文学或者是某个文学潮流层面来看，研究者见到的是“树”而非“林”。
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外国文学文本信息体量指数不断攀升，面对迅速增长的文本语料库，研究者需要通过更有效的阅读方式实现更系统的信息筛选。超文本的信息生产与组合方式重构了原有的线性文本结构，互联网超链接和搜索功能的存在也使得研究者的阅读路径与渠道有了更多更丰富的选择。传统细读的阅读方式所能覆盖的文学文本数据量相对整体总量十分有限，这一局限性受到人的阅读、理解与认知能力的影响，几乎难以克服。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仅仅依靠线性细读，无法全面、系统地了解大规模文本所涉及到的广大的研究范围，因此无法在研究中述其表象，探其本质。结合大数据，转换阅读策略才是突破这种局限性的可行性方案。
数字人文视阈下的远读(distantreading)模式，源于大数据时代人文研究思维范式与技术的转型，通过量化的方法，对庞大的文学文本体系中的类别因素、内容要素和结构元素做出解释，以计算机和大数据来考察文学文本内外部体系。远读模式更关注大规模文学样本数据的整体情况，研究者可以通过远读总结出文本、作者或作品体裁在更宏观的文学语境中的历史地位。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对外国文学研究中“证据”之本质的理解：
“数字图书馆和海量图书数字化的时代，证据的本质已然发生很大改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再读书去搜集和记录它里面的随机性的事实，而是在强调，大量数字语料库提供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文献记录，也要求一种新形式的证据搜集方式与意义生成过程。21世纪的文学学者不能再满足于轶闻式的证据，不能再从那些少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中得到随机的事实，我们必须努力将研究发现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放置在文本的上下文中去理解，这些上下文包括大量不那么有意思的文本。”[10](P.8)
大数据时代新媒介的出现，使得针对大规模超文本的阅读模式之转型变得势在必行，数字人文概念中的远读模式所关注的文学文本的数据是散点的，而不是聚焦的，它的视觉效果是马赛克式的，非远观而不能窥其全景。
(三)从传统的文本阐释到文本的深度挖掘
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文本信息的处理方式主要以个性化的理解、解读和阐释为主，侧重的是研究者的直觉体验，其研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总结文学文本的叙事模式、文本组织和意义呈现方式等等。当然，这种个性化的理解和阐释也往往借助某种理论与视角，譬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心理批评等。然而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文学文本、作者、读者、意义、信息等诸多传统概念，研究者对处于各种媒介系统之中的文学文本之分析，依赖的是复杂化和异质化的文本数据资源，他们不再满足于分析小规模的文学样本，而需要整合不同信息来源的文本之间交融互动的数据，并审视不同类型的数据，从中发现潜在的规律。
文本挖掘(TextMining)是数字人文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数据挖掘的下位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从文本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的方式”[11](P.Ⅱ)。具体而言，“文本挖掘(Textmining)是指为了发现知识，从文本数据中抽取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它是一个分析文本数据，抽取文本信息，进而发现文本知识的过程。这里的知识包括各种模式、模型、规则或趋势等”[12]。
研究者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文学文本数据之中，运用文本挖掘技术才能更有效地处理不同体量和不同种类的文本数据。这些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文本创作主体思考与思辨的方式。研究者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可以推测出创作主体对特定事物与现象的看法，判断他们在文学创作群体中所处的地位，进而阐释文本与文化、历史、社会的联系。数字人文技术可以实现对文本的深度挖掘，运用科学统计的方法归纳作者的写作风格、人物的关系网络、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倾向、作品中潜在的叙事模式，等等。第一，挖掘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写作风格。“对于文学作品中写作风格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语义要素的分布情况，因为这些要素创造了某种特定的文体特征，通过分析这些文体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小说的语体、意义和结构”[13](P.31)。研究者可以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①对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所有文学文本在用词、句式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定量统计分析，通过对文本数据的聚类得出作者写作风格的显著特征以及其变迁历程，因为每个作者的风格都具有某种无可替代的、无法篡改的独特特征。第二，挖掘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研究者可以利用数字软件自动从文学作品中抽取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可视化技术绘制出各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挖掘其结构特征。这样，外国文学研究者可以利用文本结构分析、文本摘要、文本分类等文本挖掘技术，对大规模文学文本中人物关系和背景有一个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认知与理解。第三，挖掘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倾向性。传统文学作品的情感分析，只能通过文本阐释对单一的、小篇幅的文学文本进行简单统计或者人工分析。而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则可以对海量的文学作品的情感倾向性进行自动分析与预测，并通过聚焦重要情感特征词的分布和关联，挖掘出特定人物总体的情感特征。第四，挖掘潜在的叙事模式。外国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独特的叙事结构、意义呈现规律和语义特征，通过文本挖掘可以发现文本中隐藏的叙事模式，并通过可视化技术加以呈现。文本可视化将文本中交错复杂的或者难以使用语言符号表达的内容和规律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并通过数字软件增加视觉符号信息互动的功能，快速而准确地获得大量文本数据中所潜藏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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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
综上所述，我们所建构的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定量辅助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数据背景下超文本的远读方式，实现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挖掘。单纯的文本化、数字化已然是一个过时的研究思路，基于大规模文本数据而进行的文本深度挖掘凸显了将数字人文应用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但需说明，在这种研究范式中，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远读还是细读、文本挖掘还是文本阐释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极，它们往往是处于一种跨学科存续体的状态，代表了一种倾向性。我们从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的结构图(见表1)可以得出：在从数字技术到外国文学的这一存续体中，越靠左端，数字技术在外国文学本体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越靠右端，使用数字技术的比重越少。这一存续体中的任意一点都是数字技术与外国文学的某种特定的跨学科结合方式，只是数字技术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不是数字人文与外国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数字技术、文本内容和思辨思维的有机结合”[6]，因此兼具思辨性与实验性、人文性与科学性。数字技术固然启动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但如果没有传统的人文研究的沉淀，新的数字技术也无法引领外国文学研究迈向真正的革新之路。因此，最终实现数字人文与传统外国文学研究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才是本文的要旨。
结语
本文在简要梳理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数字人文对外国文学的启示为切入点，尝试性地建构了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定量辅助定性研究方法、大数据背景下对超文本的远读模式以及文本的深度挖掘方式三方面，指出数字人文作为一个以跨界与融合为特点的新兴领域，必然会改变外国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引发外国文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变化。通过分析与论证，本文认为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是在跨学科视角引导下形成的对外国文学文本的一种复合性研究模式，有利于我们突破学科壁垒和边界发现新问题，挖掘研究对象的隐性模式、规律及趋势，从而大力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向前发展。
第2篇：外国文学研究：理论的困扰与批评的呼唤
汪介之
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各种外来的“理论”，特别是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非文学”理论大量入侵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外来理论入侵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学研究变成了表达自身观点的平台，而文学研究则正在被异化为那些外来理论具有有效性的佐证。从放送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强化文学批评领域的基础建设和深入研究，呼唤批评传统的回归，是摆脱这种困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理论；文学批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特别是大量“非文学”理论纷纷入侵文学研究领域，并扭曲着文学研究。学界部分人士对“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的片面理解与盲目追求，导致诸多“非文学”理论通过文学研究以表达自身的目的得到了成功的实施，而文学研究则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佐证。文学研究的基本目的被遮蔽或淡忘了，年轻学者更由于这种理论的困扰而感到无所适从。基于上述现象，笔者呼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译介、教学和研究，联手完成“科学院版”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学科基础工程，将外国文学研究推向更健康的前进道路。
一、“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扰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正在经受着多种“理论”幽灵的困扰。这里所谓的“理论”，主要不是指以“创新”外衣出现的各种勉强可纳入“文学理论”范畴的准理论、亚理论和伪理论，而是指主要来自西方的诸多“非文学”领域的理论，包括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种种理论，还有更琐碎的后殖民主义、性心理学、身体哲学、身份理论、空间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伤理论、疾病理论、规训理论、资本和场域理论、新经济批评理论、世界主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理论，集团式地涌入文学研究领域，并正在将文学研究变成张扬自身观点的领地。
很多人争先恐后地研究这些理论，但只限于对其进行转述和介绍，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评价，这种转述与介绍根本谈不上“研究”。譬如，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的博士论文，笔者曾提出了这样的评议意见：“主体部分（2—6章）的结构安排和论述方式，使论文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概述’，作者本人的见解被淹没在对于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的复述中。”并且在已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
当人们试图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进入作品解读和阐释时，便出现了“理论先行”这一更为普遍的现象。所谓“理论先行”，就是在写作论文时，首先根据某种理论，依葫芦画瓢般地设置一个“理论框架”，进而对这种理论的要点作出概括，然后再依照这些要点对作品文本做对照检查式的考察，说明自己所面对的作品文本中的某一方面正好吻合于、相当于该理论的某一要点，最后是证明了这部作品的若干主要方面分别对应于这种理论的所有要点。频频出现的这类文章的选题一般是：《××理论与〈×××〉》《〈×××〉中的××理论》，或《××理论视域下（中）的〈×××〉研究》等。
套用某种文学理论或非文学的理论“解读”各类作品的现象更为常见。如苏联学者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所形成的复调小说理论被翻译、介绍过来以后，国内学界不少研究者套用它来评论文学史上的各类作品。经由他们的阐释，从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莫泊桑的《项链》，再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艾略特的《荒原》、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爱伦·坡和杜拉斯的小说，等等都成了“复调小说”。对此，巴赫金本人倘若地下有知，也未必会赞同或高兴，因为这些文章与其说是论证了复调小说理论的普适性，不如说是雄辩地证明了“复调性”“对话性”根本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个性特征，几乎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拥有这一特色。
近年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另一种现象，即想当然地认定并论证作家的创作总是直接受到某一理论影响的结果。这类研究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基本思路，即预设理论先于创作，想当然地认为作家在开始进行创作之前，就已经认同了某一理论，其创作过程不过是把这种理论予以“形象化”表达的过程。这类研究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立构思、自由想象的创造性成果，它所形成的结论，只是确认了理论必然先验地规范与指导着所有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有论者断定巴尔扎克是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是接受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结果。但文学史事实却与此论断恰恰相反：巴尔扎克从1829年开始《人间喜剧》系列作品的创作，1842年才写下《人间喜剧》“前言”，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按他本人所说，只是“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1］（P1）。可见，这两位大作家都不是在接受某种“理论”之后再去写作的。
还有论者在研究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时，首先描述“空间理论”在理论界的崛起，接着勾画文学界“空间小说”出现的图景，再考察纳博科夫个人“空间观”的形成，最后论证作家把这些理论观点一一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完成了他的“空间书写”。这种强制性的论述，生硬地将纳博科夫的创作说成是演绎“空间理论”的结果，既根本不符合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实际的创作过程，也完全遮蔽了其创作的艺术独创性。众所周知，纳博科夫是最激烈地反对在作品中宣扬和演绎任何一种理论的作家之一。事实上，很少有作家是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创作的，正如没有哪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是在某种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从事自己的翻译一样。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理论”侵占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有害后果，文学研究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佐证。与研究工作同时受害的是研究者本身，尤其是年轻学者。他们只得去追踪日新月异的种种理论，煞费苦心地企望依据某一理论搭建出论文写作的框架，却往往苦于久久不能在那些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理论”与自己所要研究的作品之间找到什么联系，一次次陷入“理论的”纠结、困惑和恐惧中，以至于怀疑自己当初选错了专业方向。
二、“理论”绑架文学研究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空前困扰是怎么发生的？从放送者、困扰者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可以发现这其实是各种理论本身实现传播自身理论目的的结果，仿照杰姆逊“历史的诡计”［2］（P85）的提法，不妨称之为“理论的诡计”。上述各种理论尽管名目繁多，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驱使其四面出击的内在动因，即由于看准了文学对影响人的精神、意识和心理的巨大作用，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入侵文学研究领域来表达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诡计”从古罗马时代便已开始实施，一路走来，不断遭遇顽强的抵抗，终于在20世纪传统价值观丧失、信仰危机、人们陷入精神“荒原”的大背景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已经并正在继续绑架、操控和扭曲着文学研究。
从接受者、被困扰者的视角看，“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扰源自对“理论创新”的褊狭理解和盲目诉求。正确认识“文学理论”的原本意义是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文学理论作为跨越民族、语言、文化和时代界限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随着世界各国文学史的进程逐步建构成型的，其早期代表性论著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而后有19世纪初期黑格尔的《美学》，延伸至现当代则先后出现了美国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2）、苏联时期格·尼·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1978）以及中国学者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2007）等。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3］（P32）它所探讨的是关于文学的起源、本质、构成因素、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只有当研究者就上述诸问题或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提出新观点、新看法，从而必然导致被广泛认可的文学理论著作的重编或改写时，才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创新。然而，在某些研究者的心目中，将生成于异域的某一理论（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译介到国内来，套用某一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发现某一作家作品和某种理论之间的联系，都属于理论创新。这是对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理论创新”的严重曲解。
上文提到的“理论的诡计”作用于研究者寻觅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尝试时，还不可避免地引起后者对跨学科研究的竭力追求，并进一步助长了“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操控。有的研究者片面地认为，一切文学都是由一定的理论引导的思想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理论的形成和引领在先，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文化各门类的创造活动在后；文学、艺术和各门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理论的催动与指导，又反转过来自觉地参与理论的推广和使用，同时还受到文化各部门诸多种理论的横向影响。这种颠倒理论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认识，必然导致默认理论对文学的引导，放任各种以“文化”为名的理论肆无忌惮地凌驾于文学研究之上。诚如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4］（P2）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的现象目前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依旧大量存在。
目前外国文学研究的评估机制对“理论创新”的过分强调，也间接助长了种种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扭曲。研究者们不得不设法向某种理论、最好是某种“新理论”靠拢，好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引用几句理论家的语录，不提到一些理论家的姓名和著作，就会被指责为没有任何创新。一些期刊受制于这种评价体系，也雪上加霜地用“加强理论深度”来要求战战兢兢的评论者，评论者们的心理纠结有增无减。这时，“理论的诡计”的实施者可能正在一旁得意地冷笑。
当外国文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各种“理论”时，可能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经典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殆尽。西方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大批评家以及他们的经典批评著作，长时期处于当今学界的视野之外。正因为如此，我们热切地呼唤文学批评传统的回归。
三、摆脱困扰的出路：文学批评的回归
文学批评是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在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西方文论”（西方文学理论），当然不能包括或替代“西方文学批评”。如果既不具备文学批评史的系统知识，又对文学批评经典过于陌生，那就必然缺少进行文学研究切实可靠的参照。因此，只有加强文学批评经典、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才能彻底摆脱因“理论”入侵文学研究而造成的困扰。
仅就研究欧美文学而言，除了系统掌握欧美文学通史、拥有阅读欧美文学经典作品的丰富感性积累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这就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系统认识。具体而言，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系统把握文学批评（从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2）精读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即“欧美文学批评经典”；（3）透彻了解与自己集中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批评史（如英国文学批评史、法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批评史、俄国文学批评史、美国文学批评史等）；（4）熟读与自己集中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即“×国文学批评经典”。
掌握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走向，就相当于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绘制了一幅文学批评的“地图”，它是我们了解各国文学批评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批评流派、有成就与影响的大批评家及其优秀批评论著的基本指南。在全部文学批评史中，和我们个人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国别文学批评史是更应予以关注的，需要我们以更多的时间反复阅读和理解；但对于国别文学批评史的把握，又必须以对于整个文学批评史、至少是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认知为前提，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出现韦勒克所估计到的那种“荒唐的后果”［3］（P47）。
在掌握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研读文学批评经典著述，这些批评经典，就是文学批评大“地图”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景点”。这些“景点”即是“经典”，既包括整个文学批评史上的批评经典，也包括和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国别文学批评经典。通过对两大系列批评经典著述的细读，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各国重要批评家们所关注的对象、所关注的问题究竟有哪些，了解他们分别采用了什么样的批评视角、批评方法和具体操作方式，发现他们的批评话语和表述形式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从而提高自己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能力、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在经受经典批评话语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
中国国内学界在欧美文学批评史的译介、编撰和出版方面已有一些积累，如文学批评通史类的著作有：卫姆塞特、布鲁克斯合著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韦勒克的8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王柯平主持“9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1997—2007）翻译与研究”，哈比布的《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国别文学批评史类著作有：王焕生的《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译林出版社，1998），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王守仁、胡宝平的《英国文学批评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森特·里奇的《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王腊宝等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等等。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已为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译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老一辈学者陈燊先生主编的65种“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79—1998）。这套丛书中共有文学批评论著36种。这些批评著作分别论及世界文学经典中的印度两大史诗，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源头、历经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17—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大作家。入选这套丛书的批评论著均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表性著述，而其批评的对象也同样是经典作家作品。这套外国文学研究丛书和它们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文学氛围一起，曾令无数读者受益无穷。另外，国内学界陆续引进的外国文学批评经典，重要的还有勃兰兑斯的6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戴维·洛奇编的两卷《20世纪文学评论》，“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包括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拉泽尔·齐夫的《1890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理查德·H.佩尔斯的《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理想》、范怀克·布鲁克斯的《华盛顿·欧文的世界》、埃德蒙·威尔逊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罗伯特·E.斯皮勒的《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等等。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批评经典后来都渐渐淡出新一代研究者的视野，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著作。
与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隔阂同我们对“理论创新”的盲目追求紧密相关。有的研究者似乎认为，文学研究就是要瞄准所谓的“理论前沿”，而不是要抱残守缺地反复研读那些批评经典。坚持这种观点，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经典批评论著的长久生命力。笔者认为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就有对“经典”的独到理解：“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5］（P3-5）这说明了文学批评经典就是这样一些不会过时、应当反复重读、每次重读都会带来新发现的文字。
在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心目中，18世纪英国的萨缪尔·约翰逊就是一位“经典批评家”，甚至是“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在谈到约翰逊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这部批评经典时，布鲁姆指出：“在约翰逊以前，没有人如此表述过莎士比亚那独一无二的压倒性的表现力量”；他还认为约翰逊的《诗人传》（1781）“这部融诗歌评论与文学传记于一体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中无可匹敌”。［4］（P140、P145、P147）因此，约翰逊才成为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专门进行评论的26位经典作家中唯一的一位批评家。或许有人认为布鲁姆偏爱约翰逊，但须知正是在这种“偏爱”或“成见”中包含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和敏锐准确的把握。如果说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偶像——心目中最伟大、最神圣的经典作家作品，那么，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们，也同样应有自己的偶像——心目中最优秀、最出色的经典批评家和批评论著，那应当是我们一生都乐意与之对话和交流的对象。
上文已提及的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是这样值得始终关注的批评家。他的《19世纪文学主流》（1871—1888）就是这样一部至今没有过时的经典批评著作。著者曾对1830年代的法国文学做过这样的评述：“对艺术自由的狂热，顷刻间占据了所有的心灵”；文学从18世纪的哲学化转而“以艺术的名义和尊严为目标了”；由于司各特、拜伦、歌德和霍夫曼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一种令人联想到文艺复兴的精神创作活动已经开始”；杰出人物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冒犯了一切传统的偏见，并在最薄弱的环节上挫伤了当代的虚荣”；“这个人文荟萃、互相协作的短暂时期正是文学上百花怒放的时期”。［6］（P9-15）
如果说，从这一评述中可以领会到勃兰兑斯卓越的概括能力，那么，以下这段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评价，则显示出这位批评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
这本书包含了《新爱洛伊丝》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它激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在整整一代人中引起了强烈的热情和对死亡的那种病态的向往，在不少情况下还引起了歇斯底里的伤感、懒散和自杀，以致荣幸地被慈父般的丹麦政府宣布为“不合宗教”而加以禁止……
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
维特也不是骑士，而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缩影。他这点有限的空间，却反映了整个世界。他灵魂中的苦恼是预示着新时代的诞生并伴随着它的诞生而产生的苦恼。他最经常存在的情绪就是无限向往的情绪。他属于展望未来、开拓未来的时代。［7］（P19-25）
无论是概括还是分析，出自勃兰兑斯笔下的都是以流畅、灵动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大批评家的批评经典的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一些出自诗人和作家笔下的文学评论文章，也往往十分精彩，甚至令人拍案叫绝，如屠格涅夫、海涅、波德莱尔、T.S.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评文字。试看俄罗斯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对《哈姆雷特》的诗行“节律运动”特点的揭示：
莎士比亚的节律是其诗歌的根基……在《哈姆雷特》中，这样的节律最为清晰。它在这里负有三重使命：它是作为刻画某些角色的手法而被采用的；它在声音中具体化，并始终支持着占主导地位的悲剧的情绪；它还理顺了某些粗疏的戏剧场景，使之臻于完美……
在哈姆雷特打发奥菲利娅去修道院的那一场戏之前，出现了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以及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在这令人难堪的场面开始之际彼此交谈的诗句中的最初话语，其中还饱含着独白刚刚停止时的清朗的音乐。就其痛苦的色调和无序性（各种念头在其中彼此追逐、互相挤压，抑制住主人公流露出来的疑惑）而言，哈姆雷特的独白好像是安魂曲开始前骤然响起又突然中断的管风琴的预先演奏。这是在某个时候写就的最惊慌不安和疯狂错乱的诗行，表现的是死神莅临前夕不可名状的忧伤之情，其感情的力量被提升到了客西马尼语调的悲伤程度。［8］（P163-165）
从以上引用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他作为莎士比亚多部剧作的译者所作出的如此这般的评论，也再次提醒我们细读、精读作品文本对于批评的重要性。
文学活动横跨18—19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有一句名言：“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都是灰色的。”［9］（P57）生命与理论的关系是如此，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关系也是这样。趋之若鹜般地追逐所谓的“理论创新”，争先恐后地套用“理论”对作品进行对照检查，甚至奢望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建构”某种无所不包的、大而空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是几乎完全忘记了外国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发现其价值和内涵，并作出审美评价的目的。文学研究需要“创新”，然而热衷于推送或套用国外的某种“新理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只有对人所共见的文学现象有新的发现、有研究者自己的创见才是创新。为了真正形成这种创见，提高解读、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的水平，将外国文学研究健康地推向前进，笔者呼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译介、教学和研究，联手完成“科学院版”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学科基础工程，以造福于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未来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
第3篇：“强制阐释论”与外国文学本体阐释问题考辨
王进
【摘要】晚近以来的中西方学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文学理论危机，在国内学界受到热议的强制阐释论，从文学本体与文化本位两个方面重新审视当下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文学本体是欧美学者的理论基点，文化本位是国内学者的反思视角。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理论层面上须立足“文学性”的本体阐释，探讨场内理论的有效阐释；在经验层面上强调“中国在场”的本位意识，叙述中国视界的西方经验。强制阐释论对本体问题及本位意识的旧事重提，推动文学批评向文化分析的范式转型。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外国文学本体阐释问题文化分析范式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主要追随以俄苏文论与英美文论为主的理论潮流，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明显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印记、理论特征与话语体系。从学科对象来看，凡中国之外的文学均为外国文学，而以英美文学为主，其间又以诺奖经典为盛；从理论方法来看，外国文学批评出现过形式论、作者论、语言论、历史论，以及文化论等多次转向，大致呈现出“形式美学论”“作者传记论”“历史语境论”，以及“文化价值论”等多种范式。然而，晚近以来在中外学界普遍发生的“后理论”思潮，却将外国文学与文论的本体问题重新推向理论焦点。正如陈众议先生指出，“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大破’之后远未大立”，因此“大多数西方学者一直孜孜于经典研究、‘本体阐释’，一些曾经的后文学、后理论‘新贵’也早已转向”。*围绕“后理论时代”的学术命题，中西方学界围绕文学与文论的本体阐释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立场、理论基点与话语结构。如果说西方学者的理论基点主要是文学本体问题，中国学界则更加强调本体阐释的文化本位意识。围绕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本体阐释问题，本文在反思近期热议的强制阐释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考察作为学科本体的“文学性”及其范式意义，建构场外理论对文学意义的有效阐释途径，在经验层面上关注作为文化本位的“中国经验”及其身份意识，探讨中国视界对西方经验的文化再现结构。从强制阐释论视角重新探讨外国文学本体及本位意识的传统问题，可以推动外国文学批评向文化分析的范式转型。
一、文学性：外国文学本体问题之缘起
围绕文学与文论的本体问题，欧美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呈现出“反对理论”“抵制理论”，以及“理论之后”的各种理论厌倦症状。曾几何时，作为时尚显学的文化理论及其普世意义不断遭受质疑和批判，作为理论客体的文学文本及其阅读经验受到重新重视和探讨。文学批评家们纷纷从由文学理论到理论的文化转向中抽身折回，继而推动从理论回到文学理论的本体论转型。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艺术的本体问题重新成为当下学界的理论焦点。然而，在文化转向之后的欧美学界，经由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理论浸淫，似乎很难重返文学批评的形式论传统，广义的“文学性”观念由此孕育而生，实现了多元生长与跨界蔓延。借助从文学到“文学性”的范式转向，欧美学者不是一味地反对和排斥作为批评视角的理论话语，其批判对象指向泛理论与泛文化的批评现象，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文学性”的批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本体问题。从当代理论生产的数次转型过程来看，我们由此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代西方本体论批评的三个阶段：从文学理论到理论、从理论回到文学理论，以及“理论的文学性”。就文学性与理论性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言，“理论之后”或许是一个颇具趣味的个案现象，但是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生产或已无法脱离“文学性”的言说方式及其绝对视域，文学性的蔓延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加剧的是文学与文论本体传统边界的消解问题。
欧美学者围绕本体论危机的阵阵余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激发国内学者从本位论立场的种种回音。具体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曾依次出现过“失语症”“理论过剩”“后理论”，以及“强制阐释”等理论思潮。围绕近期热议的强制阐释论，张江先生的批判话语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在文学本体层面，西方文论自身的强制阐释主要表现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的立场和模式，对文学和文本做出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大致具有“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以及“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基本特征；其二，在文化本位层面，强制阐释的西方文论在国内学界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并未经过有效的本位阐释和文化过滤，以至于“一些后来的学者，因为理解上的偏差、机械呆板的套用，乃至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极度放大了西方文论的本体性缺陷”*。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前提主要有二：其一、西方文论的本体论缺陷及其强制阐释属性；其二是文论学者的认识论缺陷及其依附阐释问题。应该说，西方文论的本体论缺陷自有其生成语境、理论渊源，以及发展轨迹，但是对于国内学者而言，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必须首先正视的则是场外理论对文学话语的强制阐释问题，其直接表现为在文学性与文化性之间的范式争议。
针对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朱立元先生强调“文化研究主宰文学研究的这种强制阐释的风行，正是当代西方文论危机的征兆之一，昭示着文学研究有可能走向自我衰竭的现实危险”*。具体来说，文化研究对文学批评的强制阐释主要体现研究对象与理论范式的两个层面。在研究对象层面，理论主义的文化文本取代了情境形态的文学文本，泛文化的理论观念置换了传统文学的意指关系；在理论范式层面，跨学科或无学科的政治解读遮蔽了人文学科的意义阐释，逻辑分析的话语模式消解了文本细读的审美模式。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范式争议，表面上看是源自于中外学者对于文化研究范式的厌倦心理，实际上却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焦虑情结。正如萨义德指出：“批评家的工作就是抵抗理论，将其开放并引到历史现实、社会，以及人类的各种欲望与利益，指向那些被理论预先设计因而被其限制的阐释领域，以及在此之外或超越其中的日常现实的具体经验”。*因此，当下语境的文学批评必须围绕文学性为中心，从话语逻辑的理论世界回到生活经验的现实世界，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解读回到文学意义的审美模式。然而，以文学性为批评重心，不是单纯地排斥文化理论和回归文学作品细读，而是涉及到主体本体、视域本体，以及方法本体等多方面的理论转向。
二、中国经验：外国文学本位意识之重塑
从文学性的理论视角来看，文学批评的本体阐释主要围绕作为主体本体的文学意识、作为视域本体的文学意义，以及作为方法本体的文学理论。然而，作为舶来品的外国文学，对中国学界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根之学”，其学科本体及其阐释问题自然备受争议，其学科本位及其立场问题自然也是遭受质疑。围绕外国文学的本体问题，国内学界明显呈现出两种研究导向：其一是基于“异化”的还原论，主张文学发生学的意义范式，通过传记阅读与语境考据还原和再现文学作品的原初意义与价值体系；其二是基于“归化”的阐发论，强调文学阐释学的意图范式，借助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分析并揭示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与传播经验。还原论者主要关注外国文学生产的意义分析，考察作为文学经验的文学性在其原初语境的本体阐释及其普世意义；阐发论者则更加强调外国文学传播过程的意图分析，探讨作为文化经验的文学性在中国语境的本位阐释及其对话意识。实际上，由于中西方的文化间性特征，即使是相同的文学作品在两种文化语境中也会被赋予不尽相同的文学意义、文化观念与理论意识。因此，还原论与阐发论的不同阐释范式呈现出的不仅是在历史情景与当下语境之间的两种本体立场，而且是与此对应的"异化"或"归化"的不同本位意识。对此，正如伊格尔顿指出：“对于理论的敌意通常都是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以及对自身理论的遗忘”。*文学批评的本体阐释问题往往衍变成为理论立场的本位意识冲突。作为“无根之学”的跨界旅行，国内学界的外国文学研究，需要在反思本体问题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其本位意识，在还原论与阐发论的两种研究导向之间建构植根中国本土的批评立场、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
从本土视角对外国文学的文化关照，其本身或许就意味着某种强制性的阐释行为。并伴随着明显的文化本位立场及其主体阐释意识。然而，在这种"凝视"外国文学的视觉关系当中，外国文学研究的这种本位意识又必然是以细读文学作品为基础、在外国经验和中国阐释之间的双向建构。也就是说，既可以从中国立场正向考察外国文学的西方经验与意义结构，展开文学阐释学模式的"归化"研究，同样也可以从外国视角反向建构外国文学的中国经验与阐释空间，推进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异化"研究。针对外国文学与文论的西方本位，曾军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主要具有三种模式：其一是“跨文化比较”，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之处；其二是“以中国经验印证西方”，寻求建构西方话语的普世价值；其三是“以中国经验修正西方”，强调考察中国文化的他者经验。*与此相似，立足于外国文学的中国本位意识，中国学者对外国经验的阐释问题大体也具有三个层面的理论内容：其一是考察文学经验的比较视角；其二是探讨阐释话语的对话观念；其三是建构文化身份的反思意识。就文学经验与文化身份的双向建构而言，中国经验的理论范式在文学发生学层面关注的是针对外国文学本体的阐释空间；在文学阐释学层面强调的是基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叙事结构；在本质上主张的则是围绕中国语境的地方性的文学知识生产。
中国经验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本位意识，明显区分出作为本体的中国经验与作为方法的中国经验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本体层面，外国文学的中国经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在外国文学作品当中寻找中国形象或中国故事，或者就此验证中国主题的文化影响与思想印记，或者反驳和批判其中国想象与他者叙事；在方法层面，中国经验也不完全是对外国文学及其思想内涵的归化或汉化过程，它反而呈现出两种文学经验之间双向建构的本位意识。从中国经验的理论范式来看，本位意识强调的是从“外国文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的研究转向，它与强制阐释论明显存在着从文学本体到文化本位的理论差异。具体来说，在研究对象层面，强制阐释论主张回溯原初语境关注文学本体；本位意识强调立足当下语境探讨文学阐释；在理论方法层面，强制阐释论提倡回到文学场内理论分析文学文本，本位意识坚持进入文化传播过程探讨文学经验；在研究旨趣层面，强制阐释论主要围绕文学意义的本体阐释，本位意识则重点关注意义阐释的本位反思。然而，以中国经验作为本位意识，重建中国的外国文学本体，集中体现为中国经验对外国文学的错位阐释及其效用问题。
三、文化分析：外国文学有效阐释之路径
从外国文学的本体阐释与本位意识来看，作为中国经验的外国文学研究，在形式上表现为语境置换的阐释话语；在内容上呈现出错位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实践过程当中也是存在着反向强制阐释的理论风险。正如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误读行为可以分为适度解读与过度解读，对外国文学的错位阐释同样区分出有效阐释与无效阐释，因此需要立足具体的理论现象与言说语境并在本体阐释与本位意识两个层面上加以研判分析与合理甄别。以当代叙事学在中西方学界的不同传播路径为个案，乔国强与申丹两位先生指出，“由于政治氛围的不同和文学评论发展道路的相异，国内的叙事学研究相对于西方学界呈现出反走向。”西方经典叙事学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历史低谷，国内的经典叙事学却形成了研究热潮；关注读者和语境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在20世纪90年代推陈出新，国内的后经典叙事学却没有跟上。*国内外叙事学研究的两种走向，集中反映出外国文学研究的本位意识及其阐释效用问题。西方学界的叙事理论学派林立、众声喧哗，中国学界的叙事学研究同样发展蓬勃、精彩纷呈，相关研究者或许无需趋同作为求新意识的西方经验，而应该积极面向作为现实语境的中国经验。实际上，国内外叙事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理论走向，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没有必要对欧美学界的文学批评亦步亦趋或是邯郸学步。走向世界的学术交流固然重要，但是其基础也应立足于理论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学术自信，真实呈现外国文学的中国路径、中国话语与中国经验。换句话说，阐释行为的边界应立足于当下中国的文化经验，其阐释效用的标准须面向中国读者的审美导向。惟其如此，中西方学界各用其思且相得益彰，西方学者才可以把握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及其国内学者也才能理解文学阐释学意义上的西方经验。
倘若从叙事学概念反观中国与西方两种经验的文化动因，我们自然就会理解国内外学界的当代叙事学研究为何呈现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从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理论经验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学界正在经历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历史高潮，而在80年代之后相继崛起的则是以后结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性别理论为代表的各种“后学”理论思潮；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历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受到重视的反而是之前被长期批判的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各种“经典”理论思潮。为了避免理论方法论先入为主的错位阅读与过度阐释，外国文学的有效阐释需要这种以概念方法论为依托的文化分析与厚度描写。正如荷兰比较文学家米克·巴尔所指出，批评概念或关键词是作为“讨论的场域、差异的意识，以及经验的交流”，其文化分析关注“概念如何推进文化讨论”，考察“文化相关性的问题”*。从文学阐释学意义上的理论立场来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纠结西方经验的本体阐释，不如转向中国经验的本位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文化本位的阐释经验及其效度问题。换句话说，外国文学的有效阐释不能局限于中西方经验的任何一端，而应首先面向错位阐释及其文化分析的整个过程。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对于国内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求同心理”的当务之急似乎远远大过“存异心态”的不务之虚。外国文学的本体阐释主要围绕作为西方经验的外国文学，或是作为文化差异的比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充分重视作为中国经验的文化分析。对此，近期热议的强制阐释论，实际上在批判西方文论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极具可能性的理论新构想，即作为中国经验的西方文论。相比之下，作为西方经验的外国文学是以文学性为基础考察文学经验的本体阐释，而作为中国经验的外国文学则以文化相关性为依托关注阐释经验的本位意识。应该说，文学本体是当代欧美学者的理论基点，中国本位是当下国内学者的反思视角。以中国经验为中心，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理论层面上须立足“文学性”的文学本体，深入探讨外国文学场内理论的有效阐释，同时在经验层面上强调“中国在场”的文化本位，积极叙述中国视界错位阅读的西方经验。强制阐释论对本体问题的旧事重提，一方面是针对西方文论的本体论缺陷批判强调本体阐释及其理论方法论转向，另一方面则是围绕其认识论缺陷批判推进中国经验的理论立场与话语体系重建。因此，与单纯作为西方经验的外国文学传统阐释模式不同，显然是要推进西方文论的本体阐释及其理论方法论转向。然而，作为中国经验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强调的是本体阐释的本位意识，主张以概念方法论为理论范式充分关注外国文学的阅读接受及其错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文学经验的有效阐释，以及中国经验的文化分析。
第4篇：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外国文学微电影叙事
卢艳玲(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
［摘要]微媒体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当代审美文化观念的变化，传统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冲击，当代审美文化出现了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点，外国文学名著的微电影改编便是这一文化语境之下文化由精英性向大众性转变的具体体现之一。从外国文学名著到微电影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转换，其叙事模式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外国文学名著微电影改编具有叙述话语的多维性、情节的碎片化与本土化、主题意蕴的解构性、审美的大众性等特点。
［关键词]微媒体；审美文化；外国文学；微电影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审美文化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微媒体平台的出现，当代审美文化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引发了当代审美文化观念的转型。文化出现了大众化、快餐化、影像化等特点。此种审美文化倾向对传统精英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就文学阅读与接受这一领域而言，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由文学纯文本的阅读向影视化鉴赏的转型。同时由于现代人工作与学习的紧张性与快节奏，对于文学经典的影视化鉴赏甚至出现了快餐性，即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成了当代审美文化观念之下文学鉴赏与接受的大众化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对于异域文化的鸿篇巨制的外国文学经典名著而言，在大众文化盛行的当下，更是成了微电影改编的对象之一。
“据统计，目前我国微电影年产量已达到两万多部，其中大学生作品占网络上传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微电影创作的主流群体。”［1]外国文学名著的微电影改编，主要是学院微电影改编，尤其是随着微媒体技术的发展与盛行，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大量涌现。虽然外国文学名著的微电影改编存在着对原著的某些偏离与解构，但在当代审美文化观念之下，它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体现了当代审美文化趣味的转型。“微电影的叙事应当有自身的特性，不能与院线电影一样讲求叙事的完整性、人物的鲜明性、主题的深刻性等。”［2]总体而言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具有如下特征。
一、叙述话语的多维性
(一)多维叙述话语运用的原因
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与原著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其呈现的模式相应地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外国文学名著以鸿篇巨制居多，而微电影则属于短小、简约的艺术模式，所以从外国文学名著到微电影是差异较大的两种艺术的再次编码；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又大多是学院微电影，学院微电影由于拍摄技术及演职人员的非专业性，更是较难实现对原著作品的原貌呈现；外国文学名著对于中国受众而言，属于异域文化，所以外国文学名著的时代背景及空间场域均是我国校园微电影艺术无法复制与呈现的。同时微电影与文学二者又属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与范畴，名著中人物的心理世界是微电影艺术较难表现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微电影改编较难实现对原著作品的时代性、物理空间以及心理空间的完整还原与再现。为实现对原著作品的尽可能遵循，构建起原著作品的艺术空间，必将存在着艺术形式的革新与突破，其中之一便是多维叙述话语的运用。
(二)旁白叙述话语与字幕叙述话语
旁白叙述话语与字幕叙述话语在名著的微电影改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弥补原著与微电影的差别与距离。从文学名著到微电影的改编是艺术样式由宏大到微小的转型，所以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无法做到对原著作品的全貌还原与完全遵循。对于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与内容，旁白叙述话语与字幕叙述话语可以做有效的补充，实现对关键性情节与内容的有效补充与说明的功能。字幕叙述话语通常用于对原著文学中的时间、事件及物理空间的介绍与说明，旁白叙述话语更适用于对原著作品中人物内在精神空间的介绍，能够尽可能地还原与呈现原著作品，并保持微电影作品情节内容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对于微电影作品的内在逻辑性的建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学院微电影在拍摄之际较难实现对原著作品中独特的异国空间场景的模拟与呈现，所以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对于变化的空间场景的呈现使用了字幕叙述话语，如当奥涅金来到乡下参加舞会时，便有相应的字幕话语提示。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前后的转变，尤其是当他再次见到达吉雅娜之际，他对达吉雅娜的情感态度与离开之前天壤之别，倘若在微电影中没有特殊的解释与说明，观众是很难理解的。微电影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为避免逻辑上的混乱，便通过旁白的叙述话语介绍了时间的变迁、奥涅金的转变以及此时此刻奥涅金的情感立场。由此可见，多维叙述话语在从外国文学名著到学院微电影的改变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具有保持微电影作品的连续性、完整性、内在逻辑性的作用及意义。
二、情节的碎片化与本土化
(一)情节的碎片化
微电影情节碎片化的具体体现便是微电影作品对外国文学名著情节的简化与提取。情节的简化与提取的原因之一便是作为微型艺术的微电影作品无法还原与呈现原著作品的全貌，只能实现对原著作品的部分呈现，所以外国文学名著的微电影改编必然会出现情节的碎片化，显然这是造成外国文学名著微电影改编情节碎片化的客观外在原因。主观内在原因便是从外国文学名著的阅读与鉴赏到微电影表演与编排中的主体因素。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大学生群体是连接两种艺术形式的主体，微电影作品的呈现样式与这一主体群体对原著作品的接受模式有着间接的关联性。遵照型的接受模式下编排的微电影作品的情节相对具有完整性；兴趣型的接受模式下编排的微电影作品的情节便缺失了完整性，而具有更强的随意性与选择性。而学生群体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接受更多的是兴趣型，受此种接受模式影响改编的微电影的情节安排便具有极强的倾向性与选择性，即情节的碎片化。
《安娜·卡列尼娜》是情节非常复杂的鸿篇巨制，而微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作为微型艺术是无法做到对原著作品的原貌呈现的，在情节上只能是对原著作品的选择性呈现，所以其便呈现出情节的碎片化。原著文学《安娜·卡列尼娜》中包含两条并行的叙述线索，两条叙述线索的核心人物分别是安娜和列文，实际上二者在这一作品中所占据的地位是相当的，分别从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对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进行了诠释。然而在微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只存在安娜这一条叙述线索，对于列文这一条叙述线索进行了忽略。显然微电影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相比原著而言，体现出极其鲜明的情节碎片化的特征，微电影作品情节的选择与呈现更多是受兴趣型接受模式的制约与影响。
(二)情节的本土化
从外国文学名著到学院微电影的改编，是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转换与编码，由于学院微电影制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相对不高，只能尽可能地模拟，而模拟之际便会出现或明显或隐约的对原著作品情节内容的本土化转化与植入。微电影作品情节的本土化虽然与原著作品情节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偏离，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原著作品影视化改编的整体性呈现。
微电影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情节内容上呈现出极强的本土化色彩。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作为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不满于自己所属的腐化堕落的贵族群体，所以就构成了他与好友连斯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这是奥涅金与其所鄙夷的腐化堕落的贵族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决裂。而在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构成矛盾对立体的并非奥涅金与连斯基，而是奥涅金与其老父亲。老父亲对于留学归来的奥涅金尽是不满与训斥，微电影中奥涅金还参加了罢课、报社的反革命运动。显然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身上具有极强的中国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痕迹，在情节上被赋予了极强的中国本土化色彩，这也是跨文化艺术改编之际极有可能出现的文化转换现象。
三、主题意蕴的解构性
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与院线影视改编相比较而言，其不再追求对原著作品主题的完整呈现与还原，有的微电影作品在主题上也不再追求原著作品宏大叙事的厚重与深度。总体而言，大多数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学院微电影在主题上呈现出一种极强的消解性与去深度的特征，“其强大的叙事开放性、融合性，对流行文化无所不包，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也能进行戏仿和改写。”［3]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对原著作品主题的解构性，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学院微电影的非专业性，这使得学院微电影制作具有更强的随意性、戏仿性，不再追求原著作品主题的厚重与深度；原因之二则与大学生群体对原著作品的接受模式有关。兴趣型的接受模式导致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学院微电影作品对原著作品的选择式演绎，呈现出的主题意蕴便不具备完整性；原因之三则与当代审美文化观念有关。当代审美文化不再是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一种反传统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的特质便是反传统性、去精英性、大众性、解构性。在此种审美文化观念的影响与主宰之下，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改编便不再追求原著的厚重与深度，而是呈现出对原著作品主题意蕴的肢解与重构。
原著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极其厚重的作品，通过安娜和列文两条叙事线索，分别从精神和经济两个层面再现了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即“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又都刚刚开始”的转折时期。显然原著文学有着极强的厚重感与历史感，而微电影作品却摒弃了此种厚重与深度，呈现的主要是安娜在情感世界的挣扎与痛苦，显然，从主题意蕴而言，微电影作品缺失原著文学的宏大与厚重。另外，原著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通过对奥涅金的叛逆个性及其彷徨无所事事的性格特征的塑造，所反映和再现的是以奥涅金为代表的俄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特殊的贵族群体——多余人的矛盾与困惑。而在微电影《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主要呈现的则是奥涅金与达吉雅娜之间的情感，显然微电影作品在实现对原著文学的艺术转换的同时，也对原著文学的主题意蕴进行了选择与重构。
四、审美的大众性
由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作品通常情况下不具有院线电影的唯美性，无论是画面、配音还是配乐以及人物的情感表达都与院线电影无法比肩。它与院线电影相比，具有极强的大众性、娱乐性。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微电影作品消解了原著文学的深度与厚重，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不能算作经典艺术，但是它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社会，尤其是微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与审美模式。由于微媒体平台的方便与快捷性，人们在工作闲暇之余的零散时间借助微媒体平台进行文字或视频形式的文化鉴赏与消费。显然此种文化消费模式具有极强的反传统性，但它毕竟是一种现存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使得传统的文化消费出现了新的模式，其中之一便包括借助微媒体平台对外国文学名著的影视化鉴赏。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学院微电影作品也成了此种文化消费模式的对象之一，此种文化消费模式对传统文化消费模式构成了冲击与消解，不再追求传统文化消费模式的审美愉悦与情感熏陶，而是更多地呈现出文化消费的快餐性、娱乐性、大众性等特点。
五、结语
微媒体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审美文化观念，使得当代审美文化出现了新的趋向与转型，即审美文化的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点。在这样一种总体的审美文化语境之下，传统的精英文化受到了冲击，外国文学名著的学院微电影作品便是这一时代与文化审美语境之下的产物，尽管其具有种种的不足，尚且不能成为经典，但它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彰显了当代审美文化趣味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