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其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认为最恰如其分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说他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感受到所处时代的中国问题，深切于中国问题的解决，从而追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之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第3页）融入了自己生命的觉悟。在《中国文化要义》（下简称《要义》）之前，他陆续写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29 -1931)、《乡村建设理论》(1932-1936)，《要义》最放光的哲学思想即在于他所阐释的“理性”概念，这是对其二十七年前使用的“直觉”的扬弃，体现了他思想之一贯与发展。
梁漱溟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第110页）。这似乎与西方的普遍说法是一致的，然而他所谓之“理性”绝不等同于西方摒除情感意味的理性。“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人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第114页）理性与理智都属于心思的认知作用，但是理性之“知”乃是一种“情意之知”，不是停留在主客二分的物理认识，而是打破“有对”的界线而进入“无对”，并融人了主体情感的生命意识。
要理解梁漱溟的“理性”还要回到他早期理解人之心性时所用的“直觉”。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解释孔子所谓之“仁”时，他说“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孑L子所谓仁”，又说“‘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在直觉、情感作用盛的时候，理智就退伏；理智起了的时候，总是直觉、情感平下去；所以二者很有相违的倾向”。早期梁漱溟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将理智排除在“仁”之外，其所讲的直觉近似于动物的本能。孔子肯定人有内在的道德能力，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潜能，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但是孔子又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可见，仁并不容易实现。后来，梁漱溟在<要义》中以“理性”代替“直觉”，正是他在多年实践和思考中感悟到“仁”并非简单的原始本能，而是要经过一个理智的反本能的阶段。他在书中反省到：“二十七年前我还不认识理性。但颇有悟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功有远超乎个人意识作用之外者，遂因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信‘社会本能’之说。……但一经晓得人类生命原是从本能解放出来，其重点宁在本能之外，则说人类社会出于智力故非，说它筑基于本能，尤觉无据。”（第230页）儒家并不是要人回到婴儿的状态，而是要通过反思，将先天的善端在文明中保持住，并通过修养的工夫以归原于本体的“仁”。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就是天然的纯朴，近似于本能，“文”就是经过后天雕琢的文饰，近似于理智，只有将两者结合方能近“仁”。所以，人的生命存在必经过本能、理智，进而上升到理性才能真正得以彰显。
人是有欲望的存在。现实世界有诸多无法自然满足其发展要求者，人就要靠后天想办法和学习，最终走上理智之路。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第110页），不同于动物求种族繁衍，人类个体生存之需要，已将其本能减弱。人从本能的生活中解放，从人自身生命与外物的关系中超脱，由此扩大心思作用。在理智的发展中“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这便是理性”。（第111页）理性和理智是心思作用的两面：知的一面是理智，情的一面是理性。梁濑溟举例说，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理智必然有个对象化的过程，去认识对象以使之满足我的需求，则“辗转不出利用与反抗”（第120页）。在理智中人们求生存，但又不仅仅为求生存。单单是人，能在这理智中注入感情，人的感情越丰富，越能将“有对”的世界融化为“无对”的整全。不仅如此，理性必须要经过理智割裂的阶段。没有理智的反思，人只能是停留在“质”的阶段的原始丰富，是经不起外界利欲诱惑的。但有了理智还不够，应融合无所私的情感，视对方如己而成就理性。那样，人才能有不求功利的高尚，生命才能通乎天地万物而无隔；人就不再是区区数尺之躯，而能感受到万物的灵动，与万物一体。如王明阳所体悟到的：“见孺子人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就此而言，儒家的“理性”绝不是神秘主义，虽非单凭理智的分析可达，但却能靠情感体验去实证。梁漱溟用“无私的感情”肯定人的理性精神，应是其生命体证而得。
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从未将“人生问题”与“民族问题”截然分开，在解答了人存在之可贵后，又进一步思考中国民族之精神。他说“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第113页），中国民族之精神正在于理性早启。一方面，理性具有“相与之情厚”的精神。中国人很少谈论物理，翻开中国古书总是偏重于人世间的许多活泼泼的情理，如父慈、子孝、爱人、信实，全都包含着“我”。中国人为人处事时都赋情感于其间，径直从心出发，通过心与其他生命相连相通。所以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梁漱溟多次强调，中国不单纯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统一的大单位，中国人的意识中仿佛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正因此，中国文化个性殊强，在诸多灿烂古文明或夭折或转易时仍能至今岿然独存，并能融外来文化为一体。除此而外，理性还具有“向上之心强”的能力。向上之心即是只求义不图利，只一念向上，别无所取。这一奋发向上的能力不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岿然不动之所由么？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自信，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要义》在文化观上正沿袭了其早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思路。在他看来，西方很早便走上了第一条“本来的路向”，就是采取向外用力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这是人类发展原本就应该经历的物质积累阶段。但如若只在此阶段盘旋，则可能将人折磨成毫无情感的机器。所以，人类社会必然会走上第二路向，也就是转向向内用力的态度，将万物视作有情感的“人”，顾及到对方的情感意志。如此，是求和谐融洽的天下团结，而非单个国家的强盛；是求自然宇宙的整全相通，而非单独人类的偏胜发展。正是中国，提前走上了第二条道路。换言之，中国富有理性精神的文化不仅不会衰弱，而且将会成为未来文化转向之前景。
（责任编辑：罗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