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张天箫 杨璐
【摘要】绥凯·珂勒惠支与弗里迭·卡洛都是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女性画家，两人都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自画像，使后人能从这些画作中读到这两位传奇女性的悲剧人生。同样都作为痛失孩子的母亲，两人的绘画题材在“母与子”和“死亡”上都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在审美形态上具有复杂的悲剧性。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比较研究两人的自画像。
【关键词】自画像；悲剧性；母子；死亡
一、人生经历
画家的人生经历对画家的创作起着导向性的作用。珂勒惠支是一位版画家、雕塑家，1898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珂勒惠支在德国经历了最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的儿子彼得应征入伍，仅数周后就在西线阵亡。对儿子的哀悼和内心的悲伤，使珂勒惠支痛苦地反思，她的整个余生都强烈地憎恨着战争。而战争的哀鸿遍野又刺激着她的灵魂，她的画笔真实地记录了战争所造成的灾难。
弗里达出生于墨西哥，自幼患有小儿麻痹，18岁时的一场严重车祸给她的肉体留下了终身的伤痛，由于车栏杆刺透子宫，造成了她无法生育，怀孕也以流产告终，在生命最后几年，右腿伤势愈来愈重，最终没能逃脱截肢的厄运。身体的痛苦加上丈夫的背叛和失去孩子的无助与绝望都被弗里达直观的、震撼的、血淋淋的表现在作品中。
珂勒惠支的作品大都为素描和版画，也有雕塑作品，素描与版画的形式使得珂勒惠支的作品充满着“白”与“黑”的对比，冲击感极强。作为现实主义的版画大师，作品中的象征手法和夸张的人物造型却又颇具表现主义特征。所以史学家称她的作品为近乎表现主义的现实主义。弗里达的油画具有浓郁的墨西哥民族风情，她直面自己的身体，暴露自己的伤口，表现手法稍显虚幻隐晦，虽然画中常有隐喻形象出现，也无法抹灭画中的精神实质。加之与丈夫的纽约之行使弗里达的绘画风格受到美国现代化与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而改变，成为魔幻现实主义。
二、自画像
自画像在西方被称为镜中的肖像，不仅能再现艺术家的形象，也能表达出艺术家内在的情感和精神意志，在写实的基础上蒙上了一层或朦胧或浓烈的情感，表达了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欢喜或悲愁。两位女画家都绘制了数量众多的自画像，而且都同时用日记来记录生活与思考。
（一）母与子主题
弗里达最具代表性的描绘母子的自画像是《亨利佛德医院》，弗里达未能成为母亲的遗憾伴随了她短暂的一生。由于车祸导致骨盆的变形，虽未影响到弗里达怀孕，却使她的孩子不能平安等到出世之日便被迫流产。1932年，与丈夫赴美期间创作的《亨利佛德医院》记录了她流产的痛苦。画中的弗里达赤身裸体躺在病床上，鲜血染红了床单。奇怪的是，这张病床并不在医院里，而是被抛弃在荒郊野外，弗里达无助地躺在病床上，相较于病床上她的身体变得很小，手握六条血管状的红丝带，丝带连接着腹部。这些链接的丝带正是弗里达的脐带。丝带连接的生物体被放大，同瘦小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六个物体中，其中一个是男性胎儿，胎儿位于流产失血处的正上方。床下的兰花是丈夫在住院期间带到医院的礼物，但看上去却像是女性的子宫。弗里达说：“画它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性与情感的混合。蜗牛指的是流产的缓慢，时间之长。”粉红色的女性躯干是一个过去经常在医学解剖课上所使用的石膏模型。弗里达说：“想以此来解释女性的内部结构。”至于画中的机械，弗里达解释“是为了解释整个事件的机械成分”。
珂勒惠支在绘画生涯中期的创作主题就以“母与子”居多。《穷苦》《死亡》《妇人为死亡所捕获》等都描绘了母子，《战场》描绘的是战争之后，战场上尸横遍野，黑夜中只有一片死寂，一位绝望的母亲伸出一只手，默默寻找着自己已经死去的儿子。
两人的创作主题都是母子，但表达的情感却大相径庭。珂勒惠支拥有过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所以她在作品中表现的是真实的、有体会的母爱。珂勒惠支母爱题材的绘画作品都是以贫困和战争所遭受的灾难为内容，相互之间紧密关联——苦难中的母爱，没有欢乐，而是充满了离别、痛苦、饥饿与死亡。战争是残酷的，母爱是伟大的。从珂勒惠支的自画像当中我们能看到战争给她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战争未发生前，她1888年的自画像还是面带微笑的，但两次世界大战夺取了她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的生命，自此，她的自画像开始较多的描绘忧伤和悲痛的神情，在许多表现母爱题材的作品中，甚至以自己的形象作为创作原型。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一生，多么强烈的沉浸在激动和活动之中，沉浸在痛苦与思念之中。”珂勒惠支作品中这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全部反映在她一生的作品中。她在1924年用白粉画在色纸上的《自画像》就反映出了画家的内心，概括的笔触画出了她满头的白发，脸部线条铿锵有力，用垂直的竖线条表现出画家虽然饱经风霜但性格中坚韧不屈的精神，整幅自画像的侧面轮廓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来，画面中强烈的黑白对比忽略了更多的细节刻画，似乎让观者感受到了一个战争时代带给人们的悲恸回忆。而弗里达并未真正成为母亲，怀胎三月却以流产而告终，她在画中传达的母爱是虚幻的，如梦境般，我们能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母爱，而更多的是对怀胎的渴望和对未诞生的胎儿的祭奠。
（二）死亡主题
死亡主题贯穿两人的绘画作品，而且由于战争年代和个人经历导致她们对于死亡题材的表现手法不同。
死亡是珂勒惠支绘画生涯晚期的主题，《自画像·死的召唤》作于1935年，这幅画是珂勒惠支生前最后一幅自画像。珂勒惠支用冷灰色调的画像，宣泄着自己的感情，对世俗的不满，对人生的感叹。自画像的悲剧，可以体现为一种严肃和净化心灵，通过自画像往往能展示出更多的内涵。此画对比强烈：死神的手和妇人冷漠的态度；左肩的实和右肩的虚；妇人面部表情的深入刻画和死神触碰到妇人肩膀的手的概括描绘，都产生了沉稳的起伏感，节奏鲜明，也引发悬念。此画在意境拓展、情感抒发以及石版技艺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其借助于自我的形象，把无限的空间寓于时间的联系，不是岁月的简单变迁，而是在时代转折关头提出问题。珂勒惠支擅长于通过大转折的、视觉冲击力强的形象和动态来表达鲜明的情感。通过这幅自画像，人们看到了她灵魂深处所感受的悲剧意识，窥探到她自我精神的表达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弗里达对死亡主题的迷恋，在1940年创作的《梦》中显露无遗——画的是她躺在床上，在床顶有一副完整的骷髅骨架，睡床悬浮在白色和淡紫色相间的天空中，骷髅是弗里达的伴侣。她在死前的日记中写道，“但愿离去是幸，但愿永不归来”。死亡对于弗里达并不全是消极意义，那场车祸，让弗里达像是“死过一次”，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为她开启了艺术世界，弗里达也许不会成为如此伟大的画家。而对于死亡，弗里达更多的是在经历痛苦和折磨之后的坦然面对和接受。这也许与弗里达18岁的那场几乎夺去生命的车祸有关，导致她对于死亡的释怀。
珂勒惠支的《自画像·死的召唤》色调灰冷，氛围幽深、阴郁，题为“死神”，画面中并未出现代表死神的骷髅，取而代之的是一只从画外伸进来的形似人的手，这只手的动态并不强，只是触碰到妇人的肩膀。妇人的表情冷漠淡然望向画外，她那笼罩在阴影中强烈而坚定的眼神增加了画面的神秘感。看似平静的状态被画家对死神的手和妇人脸部的细致描绘与对右肩和右臂简练概括的粗线条描绘的对比所打破，使观者的视觉集中于死神之手和妇人的脸部，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从而使观者产生联想，感觉阴沉恐怖。弗里达的作品《梦》，色彩依旧浓郁，却一改往常压抑、沉郁的浓重背景。对比她的代表作《两个弗里达》的背景是灰暗的蓝绿色调的厚涂，显得阴沉压抑，《梦》的背景中的笔触虽与之相似，淡淡的紫色却给人轻松梦幻的感受，画面主体的弗里达也改变了她画中常见的坚毅冷峻的表情，安详从容地躺在床上。背景的紫与被子的黄形成鲜明的补色对比，鲜黄色被子中的弗里达被枝叶所包裹，弗里达本人在画中所占比例较小，床顶上的骨架大到超过了床的大小。然而躺在床顶上的骷髅骨架并不能引起观者恐惧的情绪，骷髅的动态、表情和比例甚至给人微妙的轻松感。细细观察，骷髅的断裂破碎的腿骨仍然暗示了弗里达的截肢之殇和伤病之痛，骷髅手捧花束，就像是在描绘自己对自己的祭奠，但整体画面和谐，如在梦境中。
两位画家相同题材的自画像，由于绘画风格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因此，蕴涵的内在情感也不同，但悲剧性贯穿了两人的艺术生命和作品，特别是对于死亡的描绘。弗里达描绘死亡的自画像中包含许多奇异的幻象，这是画家在长期的孤独与痛苦之中萌发的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生、生命及死亡等问题的深刻领悟与思考，并用自我理解重新赋予这些事物以新的生命，她的自画像如同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自己的种种不幸，让人看到她无泪的悲恸与无声的呼喊。珂勒惠支的作品像是为人民大众呐喊、发声流露出深沉的母爱，她以一种非常大众化和完全独特的具有巨大说服力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珂勒惠支在艺术上达到的经典性与完美性，在艺术境界中又表现出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结语
本文在比较中论述了二人相同主题自画像的差异，但二者精神是相同的，她们不惧死亡，面对死亡无论抗争还是平静接受，她们从未为多舛的命运所屈服。命运的不公折磨着两位女性，先天的生理缺陷与后天的飞来横祸使弗里达饱受身体和心灵的摧残，她常常思考死亡，也有理由选择死亡来逃避痛苦。但她选择了绘画，一生中绘制了134幅记录她人生痛苦历程的自画像，有身体的伤病，有爱人的背叛，有流产的绝望，有截肢的苦痛。无法行走，就对着镜子读自己、画自己，弗里达用她怪诞、魔幻的表现力把这些“摊开”给我们看；同样，珂勒惠支一生创作50余幅自画像，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来临，人民的苦难，丧子之痛和纳粹分子的打压都无法击垮珂勒惠支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她的每一幅自画像记录了自己人生历程的同时还借由自己的形象表达对贫苦大众的关切之情，越到后期，情感越真挚。她们悲剧性审美的自画像中回响着对孩子的爱，对爱人的爱，对人民的爱。正符合希腊悲剧诗人麦克福勒斯的一段话“我存在不是为了同恨，而是为了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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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箫 杨璐，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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