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佛教造像艺术浅论

【摘要】辽（516—1125 年）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佛教在契丹王室的扶持下，发展蓬勃。以辽的五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东京为中心兴建了许多宏伟的佛寺和佛塔。至今遗留了许多辽代佛教造像，从中我们可看到辽代佛造像的风格。辽代虽然是契丹族的统治，但造像风格仍属北宋系统，尤其是泥塑的风格，仍上承唐代余韵，且不乏精美之作。辽代的佛像雕塑艺术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且能够深刻的反映出当时辽代特有的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

【关键字】辽代；佛教造像；遗存；分类；艺术风格；特征

辽朝崇信佛教，大量兴建佛寺、佛塔、石窟等，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关于佛教的造像，内容丰富，材质各异，这为我们研究辽代佛教造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辽朝虽然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但佛教造像总体上保持着中原的风格，在造像艺术中也反映了其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表现出了辽代佛教造像的独特魅力。

一、佛教在辽代的流行

辽国主体民族是契丹族，唐末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辽朝。辽太祖重视汉族文化以中原模式建城并仿效汉族制度，自此辽逐渐壮大地域扩大至整个中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迅速发展。宗教信仰上，辽也同样受汉地宗教影响，佛教、道教都有发展，同时还保留了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呈现出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但最主要的宗教仍然是佛教。辽朝的佛教文化继承了盛唐时期的佛教佛学，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大批佛教弟子、佛教文化及佛教文物流向了河北地区，为当地佛教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唐天复二年（902 年），辽太祖于龙化洲修建了开化寺，自此迈出了契丹佛教起始点的大门。太祖天显二年（927 年）修建天雄寺，帝室经常前往佛寺举行佛事，佛教的信仰逐渐遍布于贵族之间。太宗会元年（937 年），辽取燕云十六州，此地原本就盛行佛教，所以逐渐发展为佛教文化中心。辽朝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太宗及其后诸帝均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大盛，有了迅速的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中间，辽代崇信佛教更加深入。

由于帝王崇信佛教，王公贵族、权臣富豪争相效法，布施寺院以建功德，寺院多有庄田、民户，土地和民产丰厚，这对于寺院造像提供了经济实力。在民间出现了“千人邑会”也就是一种由地方和民间组成的奉佛组织，通过这种集体力量举行各种佛事。佛教造像艺术也正是在这种举国崇佛的风气下得到发展以至繁荣。

二、辽代佛造像遗存及分类

辽代的佛像遗存非常丰富，各种用途不同材质的佛像遗迹很多。目前保留下来的辽代佛教造像主要包括：寺庙造像、佛塔造像、石窟造像以及流传于博物馆和民间的其他佛教造像等。

（一）寺庙造像

重熙七年建造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保留了三十一尊（其中二十九尊为辽代所造）塑像。塑像按照“品”字形“竖三世”排列摆放，中间为过去佛燃灯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每佛身边有胁侍菩萨、弟子及供养童子分列左右，这些塑像坐立相间，主次分明，体态各异，神情生动。特别是有一尊合掌露齿的胁侍菩萨，双手当胸合十而立，姿态优美，被称为“东方维纳斯”，更因其动人凄美的传说显得神秘而风情独特。这些塑像全面展现了辽代佛像艺术的风格特征。

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兴建于辽圣宗开泰九年，寺里大雄宝殿内的一组彩绘群塑也是辽代佛教造像中的精品，其中“过去七佛”造像高大庄严但不失慈祥，另有14 尊胁侍菩萨及天王像，造型生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是现存辽代佛像艺术的宝库。

另外还有天津蓟县独乐寺（造于统和二年）11 面观音（高16.27 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等塑像；大同观音堂（造于重熙年间）的观音、四胁侍菩萨、十大明王石雕群以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塑像等，也都是代表了辽代寺庙造像工艺水品。

（二）佛塔雕像

辽代另外一种佛教造像的形式是嵌砌于砖塔上的浮雕造像，以北京天宁寺北塔；内蒙古呼和浩特辽代万部华严经塔、宁城大明塔、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巴林左旗林东塔；辽宁沈阳无垢净光塔、义县嘉福寺塔、朝阳北塔、辽阳白塔；这些辽代佛塔都在塔身一层或二层各面以及基座周围雕刻精美的佛、菩萨、佛弟子、护法天王、力士、飞天、法器、瑞兽等砖雕或石雕图像，是辽代佛教雕塑极其丰富的遗存。

（三）石窟造像

辽代石窟造像的遗址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最主要的是召庙石窟、三山屯石窟等。这些石窟规模虽然都不大，但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石窟造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其他造像

除了保存在寺庙佛塔和石窟的造像外，还有一些小型佛造像散存于国内外博物馆，这些小型造像多以金、铜、石、陶、木等雕塑而成。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释迦牟尼佛铜像，是辽代佛造像的典型代表。至今流传的辽代铜鎏金佛像有多尊精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天津市文物公司藏铜镀金弥勒菩萨像是一尊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佛教造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石雕舍利函以高浮雕形式刻出，雕刻精美、充分体现了辽代雕刻艺术的手法特点。石雕佛像还有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石雕释迦牟尼佛涅盘像，内蒙古宁城县古大明城发现的辽应历七年（957 年）石雕释迦牟尼佛像。辽代的三彩罗汉艺术特色明显，精品如河北易县白玉山峨眉寺八佛洼的三彩罗汉像(原有70 余尊，现存10 余尊，分别藏于欧美、日本等国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其尺寸高大，表情生动，造型准确，代表了辽代雕塑的高超技艺。还有门头沟区龙泉务出土的数尊三彩佛菩萨像等。这些材质不同的佛教造像都是辽代佛造像的代表之作。

三、辽代佛造像的风格

辽代佛像因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其自成一派的特色。风格继承了唐代造像的生动妩媚、婉转活泼和端庄典雅的遗风，又在繁密细腻中增添了婉约的韵味。契丹不仅囊括了宋朝造像写实的艺术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北域的审美情趣和技法。造像的风格更加贴近生活，世俗化味道更加浓郁，群众更容易接受。

（一）佛像造型风格

佛像整体造型可以用“伟岸端庄、平易近人”来概括。

1.辽代佛像仍存留有唐末造像的浓厚风格，同时与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以及宋代造像写实的风格相结合，因此展现给我们的是独具一格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代的造像在气势上显得伟岸恢宏，自信感不言而喻。以其代表作品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为例，佛像整体比例均匀，面貌和蔼端庄，呈现出唐代的审美水平突出丰满圆润的面相，眉毛如同弯月，细长娟秀。眼睛半睁半合，目光慈祥如母爱，俯视着脚下孩子，鼻直宽厚与广额通连，嘴边微微露出的些许笑意，显出佛像内心安宁、胸怀博大、充满自信。神态既温和亲切又显得庄严典雅，给人感觉是海量的心怀和气度。那富有意蕴的表情略显严肃，平淡的外表掩藏不住那颗华丽的慈悲心，让人具有强烈的温顺感、信任感，正是所谓的可近可亲。神圣与威严,慈祥与端庄并存，给人不可侵犯之感,是人神共同体性的完美结合。宋朝的造像的基础是对人的写实，这种写实是积累在现实生活中的长期认真观察之上的，然后通过总结归纳所有佛教人物的韵味动态，用极写实的表现手法刻画出来，使佛像艺术具体到生活层面，更加生活化。宋代造像整体而言以形体动作丰富多彩、准确自然的造型刻画及惟妙惟肖的表情而著称。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大悲铜菩萨像，容貌端庄秀美，面庞丰硕，身材匀称，高19.2 米，但给人的感觉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浑身散发着“人性”的精神，那么温柔那么善良慈祥。那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的眼睛微露，嘴角略带微笑，极其生动写实，体现了世俗化、生动化和人间情趣。

2.用美的眼光看自然，对称、均衡的自然规律影响了契丹人的审美主旋律，逐步形成了粗犷豪迈、奔放自然的独具草原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情趣表现到佛像艺术上便形成了辽代佛像独一无二的韵味。佛像一般整体上身偏长不成比例，但造型优美，显得凛凛堂堂。坐立姿势有些僵硬呆板，坐像的双膝紧收，站像的两腿笔直。最具典型的代表有故宫博物馆的释迦牟尼佛铜像。此像坐姿呈佛像最安稳的全跏坐，发型为螺发，头顶的肉髻略显平缓，佛像的正前方遗传了唐末余风镶嵌一髻珠，当然这个特点在辽宋时期佛像上都可以看到。面部轮廓圆鼓饱满，眉间有白毫，双目呈低垂状态，似睁似闭，神态显得极其沉静平和。身着袒右肩袈裟，右臂残失，但不影响整体效果，反而有残缺的美，仿佛在结转法轮印。躯体肌肉显得松弛，不如唐代的强健有张力；装饰较之宋代更为简洁，造像手法写实，整体风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大同的云冈石窟虽建于北魏等朝，但其最大整修规模在辽代，所以有很大的辽代风格。本尊交脚弥勒菩萨为现存窟中的精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的主尊佛像非常相似，整体风格庄严宏伟、慈善清俊。薄伽教藏殿主佛像头饰螺发，面形均丰圆饱满，前额宽阔，正前方镶嵌有髻珠，若与卢舍那大佛面容比较会感受到辽代佛像面相特有的粗犷细腻。佛像比例均匀，神态自然，温和亲切，五官刻画写实，阴阳刻画清晰，展现了很强的立体感。手法严谨清晰的面部结构是雕刻手法上的一大特色，完美的展现了佛像慈悲为怀的胸襟。艺术处理上诸佛像的衣纹简单大方，繁琐的细致衣褶与简洁明了的大线形成对比，偏长的上身与高台莲座形成呼应，激发人美的联想和对佛教佛法产生无边的敬意。佛座大多为束腰式，即腰以上为宽阔饱满、造型优美的仰莲；下部为圆形或六角和八角形台座，高台莲座弥补了佛像因上身偏长而造成的不适感。奉国寺与华严寺佛像均为辽代佛像的杰出代表，体现了辽代独特的时代风格特征。

菩萨的造像最能显示出辽代审美的主题。菩萨像多是头戴类似于契丹贵族王冠的高冠或三叶形宝冠，（如辽宁朝阳北塔四面所雕刻的四尊佛像全部都是头冠高耸，繁饰华丽）。据考查，这种头冠是辽代契丹贵族的冠饰，在内蒙古和辽宁的辽代墓葬中屡有发现。再如花冠上垂下的宝缯，它在帽边绑有明显的花结，顺两肩垂下后又分段打结，这种处理手法也是辽代菩萨像上常见的特征（如首都博物馆藏辽铜渡金观音菩萨像）。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彩塑菩萨大多都头戴宝冠，且形制不一、非常特别。冠面造型优美生动，大多呈高筒状，前高后低，上有精美花纹，或镂空或浅雕，栩栩如生。华严寺菩萨塑像是最能反映辽代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一，也完美的体现了辽代造像的整体风格特征。

（二）衣着风格

佛像诸尊之造像，皆以释迦牟尼佛之形象为基本，即采取出家形态：上身着法衣，且法衣之式样有通肩及袒肩之区别；下身为裙衣，没有带襻的装饰，无璎珞等严身之具，只有以带束衣成褶。衣纹有两点特色：

1.衣纹质感较唐代明显强烈

唐代造像大多是对真实衣纹做过装饰性处理的，有着强烈的线条流动之感。敦煌石窟唐代女彩塑和主尊佛像，衣纹质感柔和轻薄，下垂的衣裙体现了线条的流畅、衣纹的质感。辽代佛像衣着除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外，最大的表现便是衣纹质感比唐代明显强烈。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合掌露齿菩萨就是辽代观音的常见样式，也是辽代塑像中最为生动的造像之一。天衣横披，锦帛绕臂，胸前饰璎珞，下身着长裙。衣饰的风格与宋菩萨像大致相同。臂处飘带宛如真丝，环绕身体垂于膝盖下，线条流利，质感强烈。长裙上的褶皱雍容华贵，又找不出一丝多余。衣纹整体塑造上有重有轻，有缓有密，简单不失隆重，繁密不失高贵，潇洒自然，平民化又不世俗化，较之唐代衣纹质感更加强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格特点。应县木塔佛宫寺主佛像，该佛衣纹流畅，质感强烈，下身衣褶悬搭于坐前台布之上，修长舒展，时代感明显。与莫高窟唐代主尊塑像相比较，衣纹质感更加自然流畅，活泼婉转，生动写实。

2.独有的曲蛇状衣纹

辽代金铜佛像的衣纹线条，在小腿的地方都有非常生动的弯曲似小蛇般的线条，并且这种线条极为相似，这就是曲蛇状衣纹。应县木塔的塑像上发现了这种衣纹，第一层西壁壁画中也发现了多处，无论是腿部还是袖口都很明显。据考察，这种表现手法广泛流行于辽代时期的华北地区。不过这种衣纹也不是所有的辽像都具备。纵观中国佛教历史造像，除辽代之外均无此种曲蛇状衣纹。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把曲蛇状衣纹作为衡量辽代造像的标准，但可以说凡是有这种衣纹的都可以首先考虑为辽代所作。而这个特征最明显的佛像就是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殿，殿内的跌坐菩萨腿部就刻画了精细的曲蛇状衣纹，并且非常明显。所以说曲蛇状衣纹对于研究辽代佛像造像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

四、辽代佛教造像的影响和意义

佛像造像是佛教态度与民族审美态度的和谐统一，从深度上反映了强大的民族意识与长久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审美心理。无论是工程浩大的石窟造像还是精致无比的小尊佛像，都凝聚了古代人民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和对佛国净土的美好祈愿。正是人们对心中信仰的虔诚崇拜，所以才由一锤一斧、一笔一划的长年累月的创作，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佛像艺术。这种创作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辽代佛教佛像遗物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中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辽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佛教的笃信更加深入的体现在辽代家庭生活中,这种影响可归纳为四点:首先,契丹人建国前过着食兽肉、衣兽皮的生活，长期的杀伐使契丹人变得野性，信奉佛教后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行善积德、报恩尽孝这样的观念成为主流。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居家念佛、诵经者，他们都相信真心信奉佛教会带来平安、洗净铅华或是赎去罪恶，佛教的观念深入人心。最后,在生活习俗上,有的用佛号给孩子取名；妇女们画佛妆,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向。

另外因为辽代统治者推行汉制国策使佛教更加深入社会，同时契丹人的笃信佛教思想又使得胡汉文化更加融合，这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必然使得辽代的佛教文化尤其是佛像造像独树一帜，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五、总结

通过以上的对比和总结，我们能够看出不论是从辽佛教的发展历史、佛像遗存、雕像风格以及它的巨大影响和意义来看，辽代的佛像雕塑艺术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且能够深刻地反映出当时辽代特有的契丹民族的文化、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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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山西晋北辽金寺观壁画知识库建设及应用》

【任丽俊，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艺术设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