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Li Zhen
一、艺术中介是沟通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桥梁
明代中期后，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新兴市镇大量涌现，工商业人口大增，城乡市场网络开始形成，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统治力量的松懈，人们“本末”观念的更新，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变化。绘画作品成为家庭装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明末文震亨的《长物志》一书，就详细阐述了家庭悬挂书画的位置、内容和一般装裱形式，明代悬挂书画与不同的季节相联系，另外，结婚、祝寿等都要悬挂书画。大量的市场需求使很多人可以通过创作书画来维持生计，在江浙地区出现了浙派，在苏州出现了吴门画派，到明末清初时，在江南一些富裕的工商地区相继产生了许多地方美术流派。
市场对艺术品的需求为艺术品繁荣带来无限生机，在艺术市场的链条中，连接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就是艺术中介，“没有哪种艺术形式不需要某种中介体制就可以被接受”。米芾在论述艺术中介时，将书画收藏者和商人分为鉴赏家和好事者两类：“鉴赏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负心得，或自能画，顾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原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艺术品收藏家、鉴赏家既是艺术品消费者，又是艺术中介，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消费偏好，为商人们带来利润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认知行为，也影响到艺术创作。事实上，无论是鉴赏家、好事者还是艺术商人，他们只是对书画的专业认知程度不同，但他们都对书画的生产和流通具有引领作用。
二、艺术中介影响人们消费认知行为的途径
（一）艺术中介引导社会审美风尚
封建统治阶级一直希望借助艺术辅翼封建道德，从孔子“兴废之诫”，到南北朝时期谢赫“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代朱景玄“标功臣之烈”、“彰贞节之名”，张彦远的“成教化、助人伦”等主张，都强调艺术的教化功能。面对艺术的市场化倾向，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认为“非书则无纪载，非画则无彰施”，对绘画艺术“世道日降，人心寝不古”感到痛心疾首。对于绘画自“顾、陆以来”人们“往往溺志于车马士女之华，怡神于花鸟虫鱼之丽，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他持反对态度。瑚希望美术能恢复“图史并传”的“古意”，达到“助明教而翼群伦”的目的。
统治阶级的提倡在强大的市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随着明代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后期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科技发展促进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封建制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方面，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及乡绅阶层，在思想上认同自己阶层的既得利益，表现对生活美好的追求，五谷丰登、子孙昌盛、长生不老的思想成为人们憧憬的目标，描绘人们的美好理想推动艺术品生产的巨大发展，美术风尚由宋元时期歌颂帝王的瑞应图转变为表现世俗喜善厌恶思想的福寿吉祥题材，使福寿吉祥的题材在社会上得以流行，反映到绘画、剪纸、刺绣、陶瓷、书籍插图、年画等美术各领域。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将吉祥含义附丽于花鸟鱼虫之中，将迎福辟邪这种祥瑞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如祝寿类的图画经常描绘松鹤等象征长寿的象征物，吕纪的《南极仙翁》、陈洪绶的《麻姑献寿》等，就是祝寿类作品，而恭贺婚嫁类的图画则采用鸳鸯、成双的鸟以及其他吉祥的物象。如果某人退休离开官场，则描绘某种田园景象，寓意着他回归故里、超凡脱俗、享受田园之乐。清代经过前期的战乱调整期，乾隆以后，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审美风尚。
另一方面，封建制度的腐朽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民主意识，民主的意识与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官僚文人阶层产生苦闷的心情，借艺术使自己的精神得以超脱。“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寄托自己的理想已成为艺术发展的另一风尚。
（二）艺术中介形成无形的市场审美标准
封建官僚文人阶层作为艺术品市场的中介者，通过对书画艺术品题跋和著录等形式，引导着书画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
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形成了由收藏家、鉴赏家和商人组成的中介“圈子”，像项元汴、李日华、汪珂玉、王世贞、王世懋、文徵明、何良俊、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汪道昆、詹景凤等书画家、收藏家、大商人，清代北方形成了孙承泽、梁清标、周亮工、宋荦、高士奇、卞永誉、安岐等收藏家、书画商。他们大都能书善画，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如明末书画家、收藏家董其昌，自称“三百年来一巨眼人”，深知“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的市场规律，他的艺术思想和书画鉴定意见一直左右着艺术市场的审美趣味。董其昌与莫是龙相应和，以禅宗的南北宗比拟绘画中文人画和职业画家画，他认为职业画家画“其术亦近苦”“殊不可习”，提倡“以天真幽淡为宗”的文人画，他们的这一主张得到其他书画鉴藏家的响应。明代中期河南张路善画，“弘治间名亚于伟”，“一时缙绅咸嘉赏之，得其真迹者，如获拱璧焉”。而南京蒋嵩山水人物“最入时人之眼”，由于受董其昌等人观点的影响，何良俊在批评“浙派”时说“如南京之蒋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张平山，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辱吾之几榻也。屠隆和唐志契异口同声地批评道：若郑颠仙、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张平山、汪海云辈，皆画家邪学。董其昌作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和明光宗的老师，在官僚文人阶层具有崇高地位，他的艺术思想和鉴定结论一直影响着艺术市场。如他在82岁去世那一年鉴定《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卷》题跋：“《二十八宿真形图》，吴道子笔，曾为吴中韩宗伯家藏，宗伯教习庶常时，尝得谛视。今又见嘉禾戴康侯藏此卷。宣和时重道教，又收扩名画，必在谱中，此物真神品也。”虽然他的鉴定理由有些武断，但后来的收藏家们却一直奉为圭臬。
艺术中介还通过图书出版影响市场审美倾向。商业资本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纷纷进军出版业，使明代版画进入黄金发展期。随着出版印刷之风的兴盛，画谱也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先后不断出版，而且内容更丰富。画谱内容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用来作为纯艺术学习和欣赏之用的画谱，如《高松画谱》《雪湖梅谱》《程氏竹谱》《顾氏画谱》《萝轩笺谱》《十竹斋书画谱》《画法大成》等，是用于绘画示范之目的的技法类画谱；而像《集雅斋画谱》《诗余画谱》《百咏图谱》等艺术欣赏类画谱，更多强调其欣赏功能，通过欣赏名画来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另外，像《海内奇观》《素园石谱》《百美图谱》《画薮》《名山图》等博雅性质的画谱，类似于现代画报或时尚杂志之类的读物。这类画谱中请绘画高手将名山大川、禽鸟走兽等绘成图样，它们或者有新奇古怪之形，或者有美丽秀雅之貌，编者将其集千一辑或数辑，以满足读者对各方面知识之需求。明代的画谱种类庞杂，有些画谱这三类性质兼而有之。画谱的刊印和流行以及画谱的审美趣味也深深影响着艺术市场的审美趣味走向。
（三）商业资本支配艺术市场运行
由于艺术品市场巨大的需求和利润空间，徽商等大商帮的资本得以进入以获得更大回报。明代大徽商后裔、名宦、文人汪道昆有精辟的分析：“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锺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嗍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绘画艺术品生产的大发展，明代中期以前，以描绘现实生活人们期盼为主的院体和浙派绘画受到市场追捧。詹景凤说：“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夏、孙、刘、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值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兼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二三金。”
商业资本在投资艺术品过程中，往往是贱买贵卖来获得利润，当社会收藏之风兴起以后，社会上古代艺术品存量“日少一日”且价格越来越高，商人在买卖艺术品时可供选择的藏品有限并且价格上涨的空间也越来越少，其获得的利润呈下降趋势。为获得更高的利润，商业资本就转而投向数量比较多，且价格上涨空间大的当代艺术品，遂使当代艺术品价格猛涨，面对这种奇怪的现象，王世贞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徵人导之，俱可怪也。”当代艺术品价格暴涨正是商业资本控制市场的产物，明代谢肇涮就痛斥这种艺术中介对书画艺术的控制：“射利大驵，贵贱懋迁，才有赢息，即转俗手……”他称这种现象是书画之“厄”，正是商业资本的介入，使明代中晚期艺术市场贱古贵今、贬宋崇元之风成为风尚，并一直影响到有清一代。
三、结论
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艺术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以封建官僚文人为主体的收藏家、鉴赏家和艺术品商人逐渐形成沟通艺术品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这些艺术中介通过艺术批评和艺术消费行为，引导着大众艺术品市场的审美趣味和消费趣味，对艺术品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艺术中介引导艺术消费，客观上消解了明王朝后期封建朝廷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控制力。而清王朝早期则通过艺术中介，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加强封建王权对文化的控制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晚清文化的发展。
本文为天津财经大学“十二五”重点课程项目阶段成果
李振：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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