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和文学向来就存在着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文学是伴随和影响着电影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电影则在提升和普及文学知名度上功不可没。本文认为从中国第五代电影的改编历程中更能够印证文学和电影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文学电影改编语境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有了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这正如法国的艾・菲兹利埃所说的：“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大问题：电影能够为文学带来什么？文学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
一
文学究竟能够为电影带来什么呢？
这首先表现在电影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门成熟艺术的影响。如果说在默片时期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仅限于电影从文学那里获得片断似的素材，如美国早期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对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的借用。那么，从有声片到“二战”前，文学和电影则渡过了一个长长的蜜月期。在电影与文学互动发展的繁荣时期，电影不仅通过对一部部经典名著的全盘改编显示和提升了电影自身的艺术含量。像好莱坞黄金时代对产生自各国的经典名著《呼啸山庄》，《关山飞渡》、《茶花女》、《罗密欧与茱丽叶》等的成功改编。
实际上，文学也成为电影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创新上的一个主要来源。例如在电影发展之初，一些著名的电影导演就是从文学中得到启迪而创造出许多电影化的艺术形式与手段。像经典电影时代的格里菲斯的平行蒙太奇得自于狄更斯小说的启示。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结构则是在普希金、左拉、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来的。可以说正是“电影最重要的语法基础――蒙太奇――和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构筑起文学与电影之间合法关系的理论基础，这是20世纪中叶电影史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也为文学的电影改编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蒙太奇理论最具权威的建构者爱森斯坦毫不隐讳地指出：电影“必须从‘间接的’祖宗。从具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那里找寻材料，来构成电影表现形式。”
而现代电影时代，现代电影向现代小说借鉴着更多的手段，得到更多的启迪。比如现代小说不断更新的叙事观念，叙事手段、叙事技巧就让现代电影受益匪浅。从而不断发展、创新、丰富电影艺术自身的语言系统。最为人称道的是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干将们。在以乔伊斯、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阿兰・罗伯一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出堪与这类小说几乎同步的“意识流”电影和“新电影”。前者如伯格曼的《野草莓》，费里尼的《八部半》，戈达尔的《筋疲力尽》，特吕弗的《四百下》，后者如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可见，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所提供的思想库、素材库和“武器库”是无可估量的。
二
当然，这只是文学与电影关系之一面――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同时，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与电影关系的另一面――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确实在肯定文学对电影成长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电影艺术自身在日渐成熟之后，尤其是在确定了自身的美学原则、影像本体理论原则后的“独立”诉求。这种“诉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现代电影从理论到创作实践方面存在着强烈的摆脱其它艺术的影响，追求“电影之为电影”的倾向。而电影自身也只有在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品格之后，电影才能够印证自己对以文学为主的其它艺术的影响力。
首先，电影在普及推广和提升文学的知名度、影响力方面可谓功莫大焉。例如30年代的好莱坞时期，著名导演维克多・弗莱明通过对当时的畅销小说――玛格丽特・密契尔的长篇小说《飘》的成功改编，而使这部二三流的通俗小说成为经典小说。
其次，在电影得到长足的日益完善的发展以后，文学也开始从电影艺术中吸取一些有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元素来更新或扩大文学的创作空间。这一方面体现在现代小说的视觉化元素的加重，一方面体现在小说吸取了电影在叙事上的优势。
此外文学也通过和电影的联姻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家族。例如，现代小说大家族中新添的品种――“电影小说”，就是电影对小说影响所结出的一个“混血儿”。而陈凯歌将他的电影台本《无极》改编成小说，并选择“80后”的作家郭敬明为最佳改编人选。
上述所简述的电影与文学之间关系，对于各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是颇具普遍性的一种现象。就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加以考察亦是如此。电影自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本土后，就自觉地与中国比较发达的文学传统之一的戏剧联姻。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便是把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宝库――京剧《定军山》中的几个精彩片断原封不动、一镜到底的搬上银幕。第一部完整的改编影片则取自于当时盛行的文明戏――《黑籍冤魂》。中国电影与文学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亲密联姻时期分别出现在文学创作比较繁荣的时期：一个是20年代电影对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四大名著的关注；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对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著的关注：三是新时期出现的三代导演同堂。对当代小说进行改编的黄金时期。在对文学关注的同时也促发了中国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以夏衍唱独台戏、单声部的忠实性改编理论而言，八十年代的电影对文学的关注与改编无论是就理论的诉求还是实践的出新方面都显得异彩纷呈与多元。显示了文学与电影的一种更为积极主动与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
八十年代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首先是在理论界引起关注而引发了很久的关于电影与文学关系之大讨论。其开争论之先声的是经由几篇文章所引发的：一是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二是作家李陀和第四代导演张暖忻1979年合写的文章《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界进行的那场关于电影的文学性大讨论中，讨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双方：一方以张骏祥。陈荒煤等为代表，坚持电影的文学性和价值，主张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的基础是文学的观点：一方是以张卫、郑雪莱等为代表，则质疑于前者的提法、观点的科学性。更加看重和强调电影自身的独特性――电影性。总的说来，这场讨论不仅没有最终取得一致，还因为一些电影理论家坚守着电影不是文学，电影也没有文学性，电影要与戏剧离婚等看法与见解而加剧了双方的分歧。这表明了在对传统电影过分依赖于文学与戏剧的反叛的同时，确实又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遗憾”。光从电影成为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库、题材库、主题库等而言，电影是离不开文学的。难怪有人说电影导演是站在文学家肩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而找回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重获新生。变成或加固了它自身的经典地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确实当批评界还在为这两种对立观点争执不休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导演们却是以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与实绩，让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争执显得相形见拙。这只要重新检阅一下“第五代”导演们二十年来的创作，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黑炮事件》、《脸对脸、背靠背》、《站直喽，别趴下》、《轮回》、《大磨房》、《二嫫》……可以惊喜地发现，这些“第五代”的得意之作几乎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它们中有的改编自诗歌，比如《一个和八个》来自郭小川的同名叙事诗：有的改编自散文。《黄土地》便以柯蓝的散文《深谷回音》为母本。但绝大多数作品改编自小说。“第五代”导演们对文学作品这种不约而同的青睐已成为“第五代”导演群体的艺术标志之一。第五代的主将张艺谋就坦诚布公的宣告：“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文学……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就着文学的母体看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发展、他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要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
由此说明，第五代的出场。既凭借着“《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影片中用惊世骇俗的电影语汇宣告了一个与世界电影文化发展同步的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开始”又因置身于中国新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置身于与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是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到“反思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等的发展同步呼应的潮流中。而使第五代电影的前期探索与新时期当代小说的“先锋”探索几乎同声呼应。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门“独立”发展的艺术，第五代电影的探索包括对文学资源的借用即改编，又显示了与这之前的传统中国电影不同的创作路径。第五代导演们由于有着坚定的电影首先是电影而非文学的“电影立场”和“忠实于电影艺术自身”、“忠实于自己”的新的电影改编观念和原则，重视电影艺术的造型特征和运动视象的艺术本体的新的改编理念。由此文学作品只是成为他们创作的母体，创作欲望或冲动的源泉，给了他们重要的第一步。接着，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用他们的电影思维、电影感觉去重新创造，这就使他们的作品是真正的电影化的作品。张艺谋电影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的电影对莫言、刘恒、苏童、余华、陈源斌等人的小说作品进行大刀阔斧乃至改头换面的“再创造”，其目的就是要使小说原作为自己服务，为电影服务。所以，第五代导演们浓厚的文学情结非但没有使他们改编自文学的作品电影性丧失，反而具有更加突出的电影特性。这是第五代导演改编自文学的作品与其他导演的这类作品最大的区别，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第五代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在借鉴文学的同时更超越了它们。比如张艺谋对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成功改编，黄建新对张贤亮小说的成功改编。
这也说明，第五代电影导演是以成熟的、平等的姿态和心境与文学家们展开平等对话的。这种平等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一是因为“第五代”导演们同作家们基本上属于同龄人，在人生体验和文化情趣上有诸多共鸣。所以莫言、阿城、刘恒、史铁生、苏童、余华、叶兆言等人的作品成为“第五代”导演的改编热点，还有一点体现在小说家与电影导演们之间的一种宽容，谅解与精诚式的、非常融洽的合作关系。象莫言与张艺谋的合作，刘恒与张艺谋的合作。陈凯歌与王安忆的合作等。
可以断语的是。电影的产生尤其是它的繁荣时期，基本上是出现在一个文学充分发展的时期，只有文学创作的繁荣、丰富多样才能够带给电影以充足的有益的营养。文学的充分发展也就为电影的文学改编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可资借鉴、取舍和改编的语境。这点不仅在30年代的好莱坞改编的黄金时期得到明证，也在中国80年代以“第五代”导演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大量成功改编实践中为上述那场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大讨论提供了鲜活的例证。相反，如果电影完全放弃对文学资源宝库的借鉴，也势必影响电影自身的长足有益的发展，近几年来几位第五代导演自创的中国式大片普遍存在着的在故事讲述方面的“蹩脚”似乎也印证着这点。所以，世界各国电影与文学之间经过长期磨合而构筑的正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以割舍的“互文本”关系：是一种充满着既相互依赖、学习与借鉴，又不断相互冲突乃至颉颃的曲折过程。并且这样的过程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延伸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