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生
〔提 要〕万隆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自己举办，并且没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殖民主义大国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告终，宣告了亚非国家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尽管万隆会议召开距今已60 年，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但万隆会议所倡导的精神和原则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关 键 词〕亚非会议、万隆精神、亚非合作
〔作者简介〕刘新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驻文莱大使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3 期0088-10
2015 年4 月19—24 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雅加达和万隆两地举办以“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为主题的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 周年纪念活动，包括34 位国家首脑在内的近100 个亚非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继承、弘扬和践行万隆精神，促进亚非合作和亚非国家共同发展等问题，并审议通过了《2015 万隆公报》、《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巴勒斯坦问题宣言》三项成果文件。
抚今追昔，令我们情不自禁缅怀60 年前在万隆召开的盛会，以及老一代外交家为亚非合作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作的努力。万隆会议已过去60年，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会议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和在中国、印度、缅甸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划时代的历史盛会
1955 年4 月18—24 日召开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各国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亦称万隆会议。实际上，最早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的人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早在1928 年，苏加诺在其《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就强调正在争取独立公平的亚洲各民族之间团结觉醒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中国的龙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狮、缅甸的孔雀、泰国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宾的老虎以及印尼的公牛，都能团结一致、奋勇抗争，必能把国际殖民主义的枷锁砸得粉碎！”[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加诺带领印尼人民挣脱了荷兰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与此同时，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到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 个民族独立国家。这一历史大趋势给了苏加诺巨大的鼓舞与信心，他认为实现泛亚细亚主义理想的时刻已真正来临。
1954 年12 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正式商定于1955 年4 月18—24 日在印尼万隆召开会议，并决定邀请中国参加。1955 年1 月15 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Sastroamidjojo）代表5 个发起国向中国发出邀请书。周恩来总理认为，出席这次会议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好机会。2 月10 日，他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了邀请，并指出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中国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1]
万隆会议的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取得民族独立，或正在为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斗争。但是“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亚非人民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深入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其次，亚非地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近代以来，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为了“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并使“各自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再次，整个国际形势虽然趋于和缓，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使亚非人民“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并急切地盼望召开一个增强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会议。五国政府的倡议，真实地反映了亚非人民的强烈愿望，得到亚非国家的普遍响应。
在历时7 天的会议中，29 个国家和地区的304 名代表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会议高举“团结、友谊、合作”旗帜，确立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求同存异和共谋发展的共同使命，创造了“万隆精神”，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思想和政治基础，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民族独立、建设富强国家的光辉指针。
会议发布的最后公报包括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强调主权、人权、平等、合作，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共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发出了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自主、尊严平等的正义呼声，为相同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指导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指明了有效途径，为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影响下，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迅猛异常。特别是非洲，在1956—1965 年10 年间，有33 个国家获得独立，仅1960 年就有17 个，被称为“非洲年”。在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一向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也掀起了反美风暴。1959 年1 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总之，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政治力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20世纪60 年代以来，曾经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一些亚非国家，又成为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和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宗旨的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的中坚力量，成为南南合作的忠实参加国。而南南合作，对于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巩固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保持优势的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中国对会议的杰出贡献
中国接受5 个会议发起国的邀请后，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各项工作，制定了中国代表团与会的总方针——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中国还提出了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质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代表团确定，在会议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在向会议提出要求时，要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共同要求出发，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其他与会国的合理要求，而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向会议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污蔑，中国则应采取正面申述立场和说明情况、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
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周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4 月18 日，会议隆重开幕。会议开始后就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甚至还有人打着反共旗号向中国挑衅，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局势十分复杂。周总理沉着应对，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为会议成功召开做出了杰出贡献。第一，扭转乾坤的18 分钟发言。4 月19 日，有人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针对这一情况，周总理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散发，并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补充发言。周总理首先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亚非国家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1] 这一铿锵有力的声音、表明立场的坚定态度，使会场气氛顿时好转。接着，周总理对会上分歧较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工作。短短18 分钟的发言，如同一阵清风，驱散了笼罩在会议上的阴霾，使会议沿着既定方向前进。
第二，高超的外交技巧和谈判艺术。在周总理的发言之后，各国代表开始努力按照求同存异的方针去讨论、解决问题。在4 月22 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的则以种种理由不赞成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和五项原则的数目。周总理认为，讨论和确立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是亚非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亚非各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应该达成一致的协议，至于协议的提法是可以变通的。次日，他在大会发言中以平等协商的口气说，为了团结反帝，亚非各国“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大家来共同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1] 接着，他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变通提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周总理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基本内容。
第三，震撼世界的69 字声明。会议期间，许多国家非常关心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局势，有的国家对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甚了解。对此，周总理在全体会议上耐心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讨论，因为进行讨论“就很容易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在会外，周总理同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又就台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阐明中国的合理主张：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其次，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进行解放台湾的正义行动。在尼赫鲁的建议下，周总理在全体记者面前发表了69 字的声明，让美国和全世界了解了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 周总理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并且很快波及世界，获得亚非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理解、欢迎和支持，还促使中美大使级会谈在3 个月后的8 月1 日于波兰首都华沙启动，为世界局势的缓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指导原则。开展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争取实现的一个基本目标。周总理在书面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只有这样亚非国家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因此，“争取完全独立是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2] 周总理还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他表示，为了消除亚非国家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但是“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3]在分组会议讨论经济合作问题时，中国代表团根据以上精神，再度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亚非国家在努力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主张，强调亚非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前途光明。
第五，广交朋友结下累累硕果。为了增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关系，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与中国已建交还是没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总理都积极地在会内会外与之接触，探讨相互关心的重大问题，消除隔阂。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27 个国家的代表进行过接触。在与各国代表们交往和接触中，周总理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周总理辛勤播下的友谊种子，收到了显著效果。在亚非会议之后不久，中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中国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加纳和老挝等10 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亚非会议参加国由会议开始前的6 个发展到16 个。周总理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的卓绝努力和巨大贡献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公认和高度评价。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当面称赞周总理“在会上的每次辩论中都获得胜利”，“取得比任何其他与会者都要大的成功”。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1]
三、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亚非会议召开迄今已有60 年，在此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各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亚非各国经济社会显著发展，涌现出中国、印度、印尼、南非、埃及等一系列主要新兴经济体。亚洲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1/3，非洲大陆的发展也在蒸蒸日上。亚非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亚非国家仍面临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公正现象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仍是摆在亚非国家面前现实而紧迫的挑战。
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万隆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是在岁月磨砺下历久弥新，对国际关系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说60 年前和平相处、求同存异是万隆精神的时代主题，那么60 年后的今天，最能抓住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的则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亚非国家应该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的同时，赋予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政治上，应继续本着互尊互信、平等相待的精神，呼吁遵守万隆会议确立的，包括尊重人权与联合国宪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国际正义与义务在内的国际关系十项原则，要求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国际法的权威性，推动建立更加民主、公正、包容的国际治理体系。经济上，应该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分享发展经验，在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加强贸易投资合作，积极参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全球经济朝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安全上，要秉持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共同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坚持以对话合作增进互信，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与军事同盟。文化上，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呼吁摒弃文明冲突和优劣思维，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和谐共生以及各文化、宗教的交流对话、包容互鉴。
在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 周年纪念活动上，各国领导人在以下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在亚非两地区成立维和中心网络，方便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共同谴责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要求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对话；大力培育贸易和投资作为增长引擎；努力建立促进增长且包容的、更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创造增长、就业和投资机会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承认海洋问题的重要性和印度洋战略地位对推进亚非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使海洋合作成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之一；帮助巴勒斯坦加强人力资源和机构建设。会议同意将4 月24 日定为“亚非日”，将万隆定为“亚非团结首都”，并支持在印尼成立“亚非中心”。在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正是中国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推动会议得以继续进行，由中国作为倡导国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了万隆精神的重要内涵。今天，在亚非合作面临新形势和新需求的情况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机制，恰好能够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亚非合作提供机遇，为亚非合作插上有力的翅膀。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睦邻、安邻、富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合作理念，也正契合融入新时代内涵的万隆精神。
中国国家主席的与会充分显示了中方推动亚非合作、促进亚非国家共同发展的坚定立场。与会期间，主席不仅出席了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 周年纪念活动，还同亚非国家领导人在万隆重温当年亚非领袖的“历史性步行”，共同缅怀历史、展望未来，携手绘制共同发展的蓝图，并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深情回忆了亚非甘苦与共、共谋发展的辉煌历程，建设性地提出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三大倡议，以创新主张和实际行动宣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捍卫和平、维护正义、促进繁荣的坚定决心。他指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他强调，新形势下，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亚非合作，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97% 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他还宣布，中国未来5 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 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邀请2000 名亚非青年来华；成立中国—亚非合作中心，设立中国—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年内举办以弘扬万隆精神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60 年时光飞逝，世界记住了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的历史一幕，领略了新中国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风范与胸怀，更不断见证着一个日益发展繁荣的中国致力于共建亚非未来、促进世界繁荣的坚定追求与不懈努力。“我们应该弘扬万隆精神，共同实现亚非振兴梦想，为亚非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 激荡人心的话语，回响在万隆上空，彰显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不变情怀：前行的路上，中国与亚非偕行；发展的硕果，中国与世界同享。随着时代的进步，万隆精神只会升级，并将继续成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源动力。
【完稿日期：2015-4-28】
【责任编辑：吴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