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敏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生活理念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已经发生较大改变。但由于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制度性排斥以及社会记忆的二重性，他们面临着与父辈同样严峻的社会认同困境：在身份认同上，市民倾向与农村依恋的矛盾心态明显；在职业认同上，自我期待与职业成功存在现实差距；在文化认同上，乡土文化的记忆与城市文明的张力凸显；在地域认同上，城市与农村归属的模糊认知。解决这些困境，需要从“制度建设、资本扩容、福利改革、心理慰藉、文化适应”五大路径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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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资本；制度排斥；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C 91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001.06
收稿日期：2014.06.09修回日期：2014.08.29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生课业创新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及其重塑路径研究”（KYCX201416）。
作者简介： 唐惠敏（1990—），男，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01.html
Study on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Peasant?workers
TANG Huimin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Compared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new Peasant?workers has changed a lot in terms of cultur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way of thinking. But due to the lack of social capital， the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and the duality of social memory， they face the dilemmas of social identity： contradiction of public tendency and rural attachment in self?identity； the gaps between self expec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uccess in career identity； highlight tension between memory of native culture and city civilization in cultural identity； fuzzy cognitive of the adscription about city and rural home in regional identit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ystem construction， capital expansion， welfare reform， psychological comfort， cultural adaptation may be the necessaryand useful ways.
Keywords： the new peasant?worker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cultural adaptation
2013年我国农民工增加了633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其中，80后、9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7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以及权利意识等迅速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他们已成为城市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体制的排斥及二元文化心理等原因，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认同危机：既难以形成对城市的认同，又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学者王春光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视角集中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七个方面。他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同在减弱。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不仅对于流入地的城市没有形成社区认同和归属认同，同时他们的乡土认同也在弱化［1］。王兴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已经陷入了困境之中：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出现模糊化倾向，对乡村的认同呈消极状态，他们虽然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对城市的认同还没有建立起来，对自己的未来比较迷茫。认为我国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制度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共同建构了这一认同状况［2］。事实证明，当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社会认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无法得到有效化解，他们在行动上极易产生对抗性行动，一定程度上威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塑造积极、清晰、稳定的社会认同，从而使他们结束“双重边缘人”身份，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表现及特征
（一）身份认同：市民倾向与农村依恋的矛盾心态
“身份认同”又称“群体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从属的那类群体的认同，是对“我是谁，我归属于哪类群体”的回答。身份的归属认同是个体维护本体性安全，防止自我焦虑，实现内群体向心力的前提条件［3］。根据生命历程理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归根”心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既对过往的乡村生活产生情感依恋，又具有强烈的市民化倾向。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享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将自己定位为“城市人”，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并希望通过自身努力逐渐获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的障碍、农村土地的牵制、城市交往的局限以及福利政策的歧视性又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转换与身份认同。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他们又不得已承认自己是“农村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身份不仅仅包括制度性规定身份，还包括基于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性身份和自我感知性身份。对身份认定的多元性有利于新生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树立本体性自信，但也正是如此，他们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
（二）职业认同：自我期待与职业成功的现实差距
“职业认同”即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认知和体验，它表明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职业认同的高低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忠诚度、归属感以及对职业发展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所从事的职业满意度越高，则职业认同度就越高。目前，我国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体力劳动，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工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福利有所提升。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职业有很高期待，他们希望通过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生存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以期能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站稳脚跟。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天然差别使得在城市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劳动力二元市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明显低于城市职工总体工资水平，某些行业甚至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最低福利待遇。在这种二元就业体制中，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无法获得政府、劳动部门和正规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在各种突发社会风险面前无所适从。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职业成功抱有较高期望，但城市二元就业体制的存在，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功的压力不断增加，导致当前他们的职业认同总体上不高，职业期待与职业成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三）文化认同：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内在张力
“文化认同”是对自身所适应文化的认同，是对“我该采取哪种文化生活模式”的回答。文化认同反映的是个体对本地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处世方式以及风俗文化的认同程度。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之间的选择、调和。陈占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催生的特殊群体，在其身上产生的文化冲突引发了对于城市文化的怨恨、乡土文化的拒绝和主流文化的怀疑等文化认同危机。”［4］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生的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有着一定的乡村生活经历，但自进城务工后他们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工作在城市中，因而新生代农民工所经历的乡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冲突远甚于他们的父辈和城市同辈群体：一方面他们竭力挣断农村文化的脐带，另一方面又遵循着农村传统文化的行为准则；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文化，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排斥世俗化、契约化、匿名化的城市精神生活，尤其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文化价值带来的极大冲击。作为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双栖人”，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漂浮。乡土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内在张力使新生代农民工置于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文化认同危机凸显。
（四）地域认同：城市与农村双重归属的模糊认知
“地域认同”，即对自身所处归属地的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以地域为基础建构的生活共同体与自身关系的认知。地域认同表述为对某个地方的情感归属，它是对“我来自哪里，我将归属于哪里”的回答。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城市融入状况调查研究》显示，在问及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打算”时，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两成多明确表示未来打算在城市定居，另有两成多打算先赚钱再回农村老家，近半数人持观望态度，表示看情况决定。即使是将来在城市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家乡承包地、宅基地的意愿也十分强烈。可见，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把城市作为临时栖身地，带有浓厚的赚钱回家盖房成家的想法，对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城市认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农村有较高认同，愿意回家乡生活。事实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对家乡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随着城市生活的不断渗透，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依恋程度逐渐在减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养老保险的“并轨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更进一步激发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积极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形成逻辑
（一）资本缺失增进社会认同困境的形成
与老一辈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虽然有所提升，但大多数几乎也没有受到过较高的文化技能教育和培训。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知识储备、职业技能素养普遍较低。人力资本的缺失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他们难以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待遇。此外，由于他们进入城市时间不长，社会组织关系尚未完全形成，且社会网络系统挖掘不足，他们的初级交往对象主要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同乡和基于业缘关系的单位同事，而与本地市民的交往甚少。2011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开展了关于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研。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活动范围狭小，对所在社区文化生活的参与程度也偏低。问卷显示，“根本不知道社区有活动”和“知道，但没被邀请”的受访者共占63.3%，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人仅有7.7%。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只局限于自身的生活小圈子，不参加社区集体文化娱乐活动，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可利用库存就会受到限制。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是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在进行相互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缺少社会资本的支持，很容易引发各类认同危机，加大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
（二）制度排斥加剧社会认同困境的形成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体制，其中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制度性壁垒。户籍制度无形中将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由此形成“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双重身份。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过程基本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停留（共栖）城市适应（竞争与合作）城市融入（内化与同化）共生性融合［5］。当前我国政府正在不断地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以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精英”停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主力军。但目前我国的户籍机制改革仍然不彻底，由于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遭受诸多困境，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新生代农民工踏入城市后既远离了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又几乎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择业机会和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那些附着户籍身份之下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福利，对于他们来说更是遥不可及。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缺乏基本的社会安全感，在各种突发社会风险面前很难获得外部资源的帮助，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投身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影响。
（三）城乡二元记忆助推社会认同困境的形成
社会记忆是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社会认同的基础。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强调在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主体更多地是一种被建构的角色。他认为个体既经历着自传记忆，又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形成对应的社会记忆，即集体记忆［6］。社会记忆反映了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于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以及基于共同的经验、情感、信仰的体验，所形成对于某种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内在认同与归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记忆主要体现为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新生代农民工在迁移到城市后既保留了迁入前的乡土记忆，又新增了迁入后的城市体验［7］。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在进入城市务工前，都是处于学校教育阶段，特别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基本上就没有进行过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因而，务农经历的缺乏使得他们不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对农村、对土地有着浓厚的依恋之情。乡土记忆深刻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而乡村记忆缺失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当进入城市后，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又存在着鲜明的内外群体之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城市本身人口基数就很庞大，如果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参与有限资源的分配，势必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加剧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心理。
三、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路径探讨
（一)制度建设：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壁垒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8］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最大障碍。因而，解决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决策，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有序推进、保障现行”的原则。对于那些暂时还不具备落户条件或不愿在城市落户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能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并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其次，虽然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只有35.3％。这说明有大量常住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还不是城镇户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因而，必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符合城市未来发展的外来人口落户政策。最后，鉴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稳定期，在这期间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受城市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效保障。笔者建议，在一段时间内给予进城落户农民双重身份待遇，让落户城市的农民既能享受农村惠民政策，又能平等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从而解决由于身份转变引发的社会保障“真空”的状态。
（二）资本扩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存量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是造成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内在原因。正是如此，他们在获取经济地位的过程中，难以抵抗制度的排挤和市场竞争的风险。残酷的社会现实，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排斥感，削减了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需要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其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农民工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职业培训所体现出来的知识水平、职业技能以及劳动素养的总和。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必要途径，也是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其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赖以生存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重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主动发挥增强社会关系网的意识，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感。
（三）福利改革：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福利的缺失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转向的关键所在。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也是保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必要前提。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和安全网。因此，要提高流动性强、群体规模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的社会认同感，必需切实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并对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让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中没有后患之忧。首先，要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彻底打破人为分割城乡的围墙，消减城乡二元对立的长期不平等，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迁移机制［10］。其次，建立完善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既要考虑制度改革与现行体制的衔接，又要切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从长远来看，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尚未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形成社会保障关系有效转移的管理模式。因此，政府需根据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分类化、差别化管理，并不断消除养老、医疗保险“碎片化”管理的弊端。最后，要强化企业的法律责任。政府应督促企业自觉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不管是本地职工还是外来务工者，用工单位都有义务为职工缴纳五大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五项保险。
（四)心理慰藉：营造良好的城市接纳与宽容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在进入城市后遭受着城市居民的排斥和歧视。这不仅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阴影，也剥夺了他们应享受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与老一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停留”心态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扎根”城市。因而，政府、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转变思想观念，增进情感慰藉，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城市接纳与宽容的发展环境［11］。首先，政府在加快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要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作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政策支持、制度改革等，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营造温馨、友善、互助的社会融入氛围，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其次，城市社区应成为沟通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和谐相处的平台，通过邀请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促进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交流，消除因心理隔阂导致的人为偏见，塑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人翁”的身份归属感，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最后，社会组织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认知客观事物的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并借助城市精神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教育，让他们能从文化心理上认同城市，学会与城市居民平等相处。此外，社会组织也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信息平台，有利于消除孤独感和心理压抑感，促进他们与外界交流互动，从而增进他们和市民之间的信任感。
（五）文化适应：构建城乡一体的和谐文化体系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文化归属的认知和价值承诺。在两种文化或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体系当中，对自身所属群体文化的认同是维护社会成员本体性安全的心理基础，也是群际关系和谐稳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际遇着两种不同文化力量的冲击：一种是城市文明的吸引力将他们推入现代文明，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力量将流出人口回拉。正是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存在，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紧张，制约了他们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城乡文化之间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因而，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框架下，构建城乡一体的和谐文化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不适的必要途径。首先，要正确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在尊重城乡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城乡文化各自的优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平等共处。其次，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树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主体意识，促进其文化自觉，从而弥合城乡文化之间的差距，摒弃人为制造的文化偏见。再次，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导向功能。大众传播媒介在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时，应秉承客观、公正的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塑造健康的、正面的形象，剔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最后，要以农民为主体，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农村文化体系。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城市现代文明的合理内涵，提高农民适应城市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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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2］王兴梅．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3］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
［4］陈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及重塑［J］．理论研究，2011（4）：41.43．
［5］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社会，2004（5）：4.11， 23．
［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0.45．
［7］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感性依恋与理性策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187.190．
［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包钢，等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9］孟令彤．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55.58．
［10］张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与解决对策［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7（5）：7.11．
［11］刘玉侠，尚晓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J］．浙江社会科学，2012（6）：72.76，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