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建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茂名５２５０００）
摘要：本文旨在对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人机互动翻译教学模式进行探索。研究对象为笔者所在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自然班级。研究工具主要为由笔者设计并依托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创建的“大学生翻译理论与实践在线练习” 系统（ＴＴＰ－ＣＬＥＯ）、前后测试和ＳＰＳＳ分析工具。本研究者首先对受测学生所使用的翻译基本技法总体频率进行归类，然后运用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和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分析法对两种班级的样本数据均值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与控制班学生对于主要测试之九种基本翻译技法的使用频率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二种不同班级学生的单个翻译技法使用频率均值亦有较大不同，且前者的总体频率均值明显大于后者。实验班学生对于所学翻译技法的使用已接近“初步使用”水平，而控制班学生则介于“基本不使用”和“初步使用” 之间。基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人机互动翻译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在国内较为少见，对于打破传统翻译教学的诸多局限，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无疑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人机互动；在线翻译练习；探索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９０Ｘ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０８－０６
翻译是高校英语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长期以来，翻译教学活动多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许多翻译课程的教学模式多为教师先凭借ＰＰＴ课件进行课堂讲解和象征性的课堂讨论，然后布置一定数量的课后书面翻译练习。翻译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方面的互动活动较少。翻译理论学习量和课后翻译实践训练量的严重不足，是当前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课程性质和课程设置特点（每周２课时，大多只开设１～２个学期）的限制，“翻译教学” 不可能简单地等同于“教学翻译”［１］。社会建构主义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知识是依靠个人的经验或体验而获得的，它不能脱离认识主体（即人） 而独立存在；而知识的建构，不能单纯凭借人的内部心理活动而独立产生，而是需要外部世界一系列活动的刺激才能够全部完成，它是一种社会互动的结果［２］。可见，知识的获取，必须是通过学习者个体主动与其他学习者相互讨论、相互交流，并为了达成一致而不断加以调整和修正才能构建出来的。社会－文化认知学习理论（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主张，相互讨论与互动在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３］。人本主义心理学（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则强调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是“学” 而不是“教”。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在许多方面显然违背了这些理论，从而导致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关于《翻译》教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许多学者纷纷倡导运用现代化技术提高学生的笔译水平。为让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多重交流互动的学习环境，做学习的主人，有的学者主张通过计算机网络来帮助学生自主完成学习任务，从而实现学习方式的逐步改变。李静认为，真正有效的网络化学习，必须是教学设计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网络技术的优化整合，这样教师才可以在作业布置、授课方式、评估模式等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并以学生的学习要求为出发点，通过网络平台，让具有不同学习风格、学习兴趣和学习需求的学生能够更加有效地自主学习，以达到通过技术促进学习的目的［４］。
一、Ｍｏｏｄｌｅ网络平台与翻译教学模式改革Ｍｏｏｄｌｅ（音译为“魔灯”） 系“Ｍｏｄｕｌａｒ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模块化面向对象的动态学习环境） 的缩写，由澳大利亚ＭａｒｔｉｎＤｏｕｇｉａｍａｓ创立。它是一个基于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而开发的免费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包，教师可以通过它创建高效的在线学习环境，从而建立课程管理系统平台。Ｍｏｏｄｌｅ功能强大，迄今为止，已有近百个国家２０００余个机构采用了Ｍｏｏｄｌｅ网络教育平台［５］。Ｍｏｏｄｌｅ平台能够满足翻译课程设计的需求，促进翻译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Ｍｏｏｄｌｅ，把备、讲、批、复、查的教学的五大环节架构在计算机网络上，翻译教师可以实现以Ｍｏｏｄｌｅ为支撑的教学信息化和一体化。Ｍｏｏｄｌｅ网络平台翻译课程平台的建立，可以帮助教师让所有个性化的课程设计思想通过平台予以实现，并把使用平台开始的课程设计完整地记录下来。另一方面，Ｍｏｏｄｌｅ平台能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改变以往单一的评价体系，推行学生考试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素质评价方式，建立教育质量监测机制。因此，根据目标多元、方式多样、注重过程的评价原则，综合运用观察、交流、测验、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自评与互评等多种方式，让英语专业学生有目的地收藏自己在学习翻译过程中取得的“学习成果” 或“翻译作品”，最终形成学生的学习成长记录。
要从根本上培养和提高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翻译能力，只有对翻译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尽管对于利用Ｍｏｏｄｌｅ构建学生自主学习平台，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参见ＢＲＡＮＤＬＥ［５］，ＢＵＮＣＨＵＡＳ［６］，ＣＯＲＩＣＨ［７］，王江虹［８］，丁永莉［９］，兰青等［１０］，马小强等［１１］），但是，基于Ｍｏｏｄｌｅ网络平台人机互动式翻译教学至今在我国普通高校中却非常罕见，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依然占有统治地位。为此，专门用于翻译教学的Ｍｏｏｄｌｅ网络平台的创建与实践，对于改善翻译学科的研究与应用环境，提高普通高校翻译学科的研究水平，拓宽应用领域，进一步深化翻译教学模式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以此带动其它课程的网络绎平台建设，进一步促进英语专业课程建设的“网络平台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本研究者所在高校英语专业三年级的２个自然班级，由研究者随机选择一个班级作为实验班（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另一个班级作为控制班（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ｇｒｏｕｐ）。这两个班入学时的学生名单是按照成绩高低均匀打散编排的，故两个班的英语整体水平大致相当，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效样本量也相应对等（各为４０人）。实验班学生在本研究者使用传统方法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紧密结合的翻译教学模式开展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学习活动。控制班则在无任何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传统课堂教学情况下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学习。
（二）研究假设（ＲＨ）
本研究假设：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实验班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比控制班学生能够好地将所学翻译技巧运用于翻译实践。
（三）研究工具
１?ＴＴＰ－ＣＬＥＯ人机互动平台ＴＴＰ－ＣＬＥＯ系笔者运用ＡｄｏｂｅＣａｐｔｉｖａｔｅ软件自行设计制作的“大学生《翻译理论与实践》在线练习”（“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的英文缩写。
为避免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的相互脱节，让二者能够互相照应、相得益彰，本系统专门设计了可实现译法讲解、答题对错提示、答题得分统计、答题过程与参考答案（参考译法） 回放等人机信息互动功能的两大专项训练模块（韦建华，２０１５），并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中建立了丰富的翻译学习资料库等资源，可供学生自主上线阅读。本ＴＴＰ－ＣＬＥＯ以安装在校园网服务器上的Ｍｏｏｄｌｅ作为依托平台，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教师－学生－平台” 合理互动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一边从事理论学习，一边尝试翻译实践基础训练的过程中，真正做到“认真锤炼、反复推敲、不断斟酌、推陈出新”，有效地掌握、巩固灵活而合理的“变通”式的翻译技巧，直至熟练掌握相应翻译技法，最大限度地接近“标准答案” 为止，从而最终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水平。
２?文本分析
本研究将点对接受测试学生在全国翻译资格考试英译汉答卷中对九种基本翻译技法的使用频率逐一归类，以便运用电脑软件进行对比分析。这九种翻译技法是： “增词翻译法”、“重复翻译法”、“省略（减词） 翻译法”、“正反翻译法”、“反正翻译法”、“词类转换翻译法”、“结构转换（换序或倒译） 翻译法”、“分句（拆句） 翻译法”和“合句（并句）翻译法”。３?ＳＰＳＳ（Ｖ１６．０）本研究运用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社会科学统计程序包） 作为数据录入和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
（四）数据收集
对两个班的学生实行前测与后测。两次测试均采用全国翻译资格考试（ＣＡＴＴＩ）２００４年５月英语三级《笔译实务》试题，每一次测试前都不提前告知学生测试的试卷来源和考试内容，以便能够收集到实验前后两组学生对于同一试卷英汉翻译技法运用于翻译实践的真实情况。
（五）数据分析
对于控制班和实验班学生的两次测试，研究者主要结合实验前后翻译测试答卷的原始材料，重点对九种基本翻译技法即“增词翻译法”、“重复翻译法”、“省略（减词） 翻译法”、“正反翻译法”、“反正翻译法”、“词类转换翻译法”、“结构转换（换序或倒译） 翻译法”、“分句（拆句） 翻译法” 和“合句（并句） 翻译法” 的使用情况频率逐一归类，得出每一位受测学生对每一种技法的使用频率分值等级数据（１为“完全不使用”、２为“基本不使用”、３为“初步使用”、４为“较好使用”）。然后，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将这些数据集中输入电脑，以计算出对每一翻译技法的频率均值（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并采用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对两种班级的样本数据均值进行对比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前测结果比较
根据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得到的分析数据（见表１）。控制班和实验班学生对九种基本翻译技巧的使用频率均值（Ｍ） 大体相当，分别为２?２０（ＳＤ＝０?２５７２） 和２?１６（ＳＤ＝０?３４６６），两个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不大。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的对比分析数据（见表２）显示，Ｐ值大于０?０５（Ｐ＝０?５６１），说明控制班和实验班学生的均值无显著性差异，总体上都接近“基本不使用”的分值。
通过对比分析两个班学生所翻译的大部分英语句子，发现他们多采用逐字照译的方法，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联性较差，甚至对不少译文还存在文理不通、词不达意的情况。有趣的是，两个班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翻译技巧均为“结构转换（换序或倒译） 译法” （Ｍ＝３?２４，ＳＤ＝０?４８５），略高于“初步使用”水平。这或许是因为，受测学生在“结构转换（换序或倒译） 译法” 的使用上，可能受到以往在其它英语课程上学到的一些翻译知识及其汉语表达习惯上及的固有影响，故而虽未系统学习此翻译技法，亦能够大致掌握和使用。
（二）后测结果比较
从表３可以看出，通过对控制班和实验班学生对九种基本翻译技巧的使用频率均值（Ｍ）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控制班学生的最小值为２?８９，最大值为３?６７，其均值为２?８７（ＳＤ＝０?１９６８），比前测均值高出０?５５，总体上接近“初步使用”的分值；而实验班学生的最小值为２?６７，最大值为３?７８，但均值为３?１９（ＳＤ＝０?２５２２），比前测均值高出１?０３，总体上超出“初步使用” 的分值。表４显示，Ｐ值小于０?０５（Ｐ＝０?０１），说明二者的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采用本Ｍｏｏ?ｄｌｅ人机互动教学平台进行翻译训练的实验班学生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后，与未采用此平台进行翻译训练的控制班学生相比，更能够有效运用所学翻译技法于翻译实践，译出来的文字和句子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表５显示的是控制班学生在后测中的单个翻译技巧使用频率。该班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翻译技巧为“增词翻译法” （Ｍ＝３?１７，ＳＤ＝０?４５２），其次为“省略（减词） 翻译法” （Ｍ＝３?３５，ＳＤ＝０?４８３），然后是“词类转换翻译法” （Ｍ＝３?１２，ＳＤ＝０?４８３）、“重复翻译法” （Ｍ＝３?１０，ＳＤ＝０?６１６）、“结构转换（换序或倒序）翻译法” （Ｍ＝３?０８，ＳＤ＝０?４３５）和“合句（并句）翻译法”（Ｍ＝２?９４，ＳＤ＝０?５１７）、“省略（减词）翻译法”（Ｍ＝２?８５，ＳＤ＝０?４２１）、“反正翻译法” （Ｍ＝２?７５，ＳＤ＝０?５８８），均值略高于和接近于“初步使用”水平；“分句（拆句）翻译法” （Ｍ＝２?５２，ＳＤ＝０?７６５）、“正反翻译法” （Ｍ＝２?３２，ＳＤ＝０?３３５）的使用频率最低，使用频率均值介于“基本不使用”和“初步使用”之间，并接近于前者。
表６显示的是实验班学生在后测中的单个翻译技巧使用频率。与控制班一样，该班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翻译技法亦是“增词翻译法” （Ｍ＝３?７２，ＳＤ＝０?４５２），但其余的翻译技法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列与控制班相比有明显差异，分别为“合句（并句）翻译法” （Ｍ＝３?４５，ＳＤ＝０?６７７）、“省略（减词）翻译法” （Ｍ＝３?３５，ＳＤ＝０?４８３）、“词类转换翻译法”（Ｍ＝３?３５，ＳＤ＝０?４８３）、“结构转换（换序或倒序）翻译法” （Ｍ＝３?３５，ＳＤ＝０?４８３）、“重复翻译法” （Ｍ＝３?０７，ＳＤ＝０?６１６）和“正反翻译法” （Ｍ＝３?１２，ＳＤ＝０?３３５）；“反正翻译法”（Ｍ＝２?７５，ＳＤ＝０?５５８） 和“分句（拆句） 翻译法”的使用频率最低，但其使用频率均值仍接近“初步使用”的范围。
数据统计结果说明，实验班学生通过笔者创建的Ｍｏｏｄｌｅ模式人机互动平台（ＴＴＰ－ＣＬＥＯ）的反复操练，已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使用翻译基本技法。在翻译实践测试中，实验班学生合理使用所学翻译技法的频率水平在总体上明显高于未得到此平台进行翻译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控制班学生。两个班学生在单个翻译技法运用方面，虽然频率最高者均是“增词翻译法”，但实验班学生对于此技法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控制班学生的使用频率，而且实验班学生其余七种翻译技法的使用频率均值大都超过和接近“初步运用” 水平，只有１种技法分句翻译法的使用频率接近“基本不使用” 的分值。实验充分说明，实验班学生通过Ｍｏｏｄｌｅ模式人机互动平台（ＴＴＰＣＬＥＯ）的反复操练，已基本上能够将本学期所学习的翻译技法运用于翻译实践之中；而控制班学生由未有机会从事类似的反复训练，在运用所学翻译技法于翻译实践的整体水平明显低于实验班学生。
四、结束语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人机互动翻译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所学翻译技法合理运用的能力和水平。本研究实验结果说明，当前翻译理论学习量和课后翻译实践训练量的严重不足，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翻译训练平台的开发来进行弥补，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社会—文化认知学习理论所倡导的关于知识依靠个人的经验或体验而获得，并需要外部世界一系列活动的刺激、相互影响才能够全部完成的理论主张。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是“学” 而不是“教”，基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人机互动翻译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帮助广大学生更好地将课堂所学到的翻译基本技法合理地运用于翻译实践之中，因为它本质上遵循了这些学习理论并超越了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局限，进而促使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水平能够得到较好提高。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１］韦建华．对英语专业笔译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Ｊ］．海外英语，２０１０（１）：３８－４１．
［２］成晓光．２００５社会建构主义的语言哲学基础［Ｊ］．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５（１）：３－７．
［３］ＶＹＧＯＴＳＫＹ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４］李静．基于ＡｄｏｂｅＣａｐｔｉｖａｔｅ５的小型校园网络自主学习系统的构建［Ｊ］．中国外语教育，２０１１（４）：５０－５８，７８．
［５］ＢＲＡＮＤＬＥＫ．Ａｒｅｙｏｕｒｅａｄｙｔｏ“Ｍｏｏｄｌｅ”？［Ｍ］．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９（２）：１６－２３．
［６］ ＢＵＮＣＨＵＡＳ．Ｆｒｏｍ 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ＳｃＩＣ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ｊｃｉｍ．ｔｈ．ｏｒｇ／ｖ１４ｎＳＰ１／ｐｄｆ／ｐ３７．１－４－ｆｉｎ－５４－Ｓａｎｔｈｉｔｏｒｎ．ｐｄｆ．
［７］ＣＯＲＩＣＨＳ．ＩｓｉｔｔｉｍｅｔｏＭｏｏｄｌｅ？［Ｃ］ ／／ＳＭＡＮＮ，ＴＣＬＥＡ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１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Ｎａｃｃ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ａｕｒａｎｇａ：ＮＡＣＣＯ，２００５：１５５－１８８．
［８］王江虹．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实现网络教学［Ｊ］．中国现代教育装备，２００７（５）：１０－１１，１５．
［９］ 丁永莉． 基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虚拟课程研究［Ｚ］．２００６．
［１０］兰青，严超．魔灯（Ｍｏｏｄｌｅ） 在网络探究式学习中的应用［Ｊ］．信息技术教育，２００６（１２）：１５－１６．
［１１］马小强，张晓军．基于开源软件的研究与教育应用［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０６（１１）：９４－９７．
［１２］韦建华．基于Ｃａｐｔｉｖａｔｅ模式之ＴＴＰ－ＣＬＥＯ高校翻译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应用［Ｊ］．大学教育，２０１５（５）：７７－７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