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培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旨在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图式”。“文化工业”中的形而上学“图式”表现为多元面貌，即“文化拜物教”图式、“工具理性”图式、“自我规避”图式。受形而上学“图式”的影响，人们丧失了抗议思维，“文化拜物教”图式与“文化异化”形影相随，导致了人的“隐退”，“工具理性”图式作为“文化中介”使人变成了被操纵的“座架”，“自我规避”图式隐藏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使人“沉浮”于虚假的满足之中。但拒斥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中隐藏着一种拯救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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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工业形而上学图式文化拜物教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51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０29－05
①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使用了“图式”（schema）这一术语，并把它表述为沟通知性和感性的“中介”，本文借用这一术语，旨在表达隐藏在“文化工业”中造成人的异化的形而上学“图景”。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李晓培（1983-）,河南许昌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在《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问世之前，霍克海默曾在1942年和洛文塔尔的通信中探讨过“大众文化”的特点，这种思想最终在其《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中得以重现，即旨在批判“文化工业”中隐藏的形而上学“图式”①导致的对人们抗议逻辑的压抑。但在《启蒙辩证法》问世之前（甚至是在和阿多诺合作起草本书的草稿中一直延续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一表述），对于为什么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将“大众文化”表述为“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阿多诺曾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回应，“‘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culture）。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1](P198)事实上，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既是其自继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来开创的“拒斥形而上学”理论倾向的延续，也是其后期批判思想的一种重要过渡，同时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主流话语。但拒斥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中隐藏着一种拯救的企图。
一、文化工业中形而上学“图式”的多元面貌
按照洛文塔尔在《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一书的描述，通俗文化（抑或大众文化）的论争本就是一个古老的难题。早在16世纪蒙田就预言，通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作为“消遣”的形而上学式的灵魂拯救。对此，帕斯卡尔则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消遣”是巨大威胁，会扼杀人类的伟大的内心沉思。可以说蒙田和帕斯卡尔关于“通俗文化”的争论以一种“先知”般的形式预言了20世纪“文化工业”争论的主题。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大众文化”经过华丽的打扮后，在20世纪初迅速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工业”大发展，蒙田所倡导的文化中隐藏的“消遣”的形而上学话语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一）“文化拜物教”图式
马克思曾在19世纪创作《资本论》时，对“商品拜物教”的演变历史作出过精辟的论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商品性质的论述表现出了和马克思的极度相似性。事实上，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是以一种特殊的“符号”（商品）的形式出现的，更多的表征为一种商品的性质特征。洛文塔尔曾深刻指出“艺术作品几乎总是由单个的个体生产的，在这种个体的产品中充满了创造者的艺术和思想意图，并且个体创造者要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负全部责任。但是在民主的、工业化社会中的大众市场条件下，大量的个体必须参与到为‘流行’市场所设计的‘商品’生产中来。”[2](《导言》P11)这样，个体的创作愈来愈符合于“商品市场”的需求，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商品”日益与创作者相脱离，显现了“文化拜物教”的本性。可以说，“文化拜物教”只不过是“商品拜物教”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延续，是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图式，受其操纵，文化的批判性渐行渐远，日益沦为一种脱离现实的遥不可及的“神像”。对此，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给予了回应，“当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恰恰是在与文化作对。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化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3](P118)“文化拜物教”的秘密在于，把文化创造者的劳动巧妙演变成了文化产品自身的天然属性，并最终以“文化商品”交换的形式隐藏了其背后的社会性质，从而虚假的塑造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图式”。
（二）“工具理性”图式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对理性的探讨延伸到人类整个文明史，揭示出了“神话演变成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否定性”逻辑，《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延续了这种批判的风格。霍克海默认为，在“文化工业”中隐藏着一种“工具理性”图式，它如同神话一样，全面操纵着文化的发展，剥夺了其“批判性”的功能，并最终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霍氏认为“工具理性”图式的显现是启蒙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之上，但是启蒙理性的批判并没有对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批判，而是把其贯彻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直接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显现，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工业”的深刻危机。其实，在写《启蒙辩证法》一书之前，霍氏已经洞察到文化领域发生的微妙变化，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中，他指出“美的自律就在于此，个性——艺术创造和判断中真正因素——并不存在于特有的气质和奇特的构想中，而是存在于承受对流行的经济体制进行外科整形的能力中，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把所有的人都雕刻成一个模式。”[4](P212)就像马丁·杰伊所言“康德把艺术形式主义地规定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但在现代世界上它已成为‘有目的的无目的性’，目的由市场控制。”[5](P249)这样，由启蒙理性演变而来的“工具理性”的图式在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日益变得根深蒂固，彻底变成了“操作”的原则，并导致了人的异化。
（三）“自我规避”图式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Id）”（遵循“快乐原则”）、“自我（Ego）”（遵循“现实原则”）和“超我（Superego）”（遵循“理想原则”）。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解，“自我”应当充当“本我”和“超我”的中介，既要压制“本我”的欲望，也要需找合适路径满足“超我”的理想需要。但这一理想的人格模式在“文化工业”社会发生了严重分裂，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在“文化工业”社会，“操作性原则”替代了“现实性原则”，成为文化心理的一种独特历史范式。在“操作性”原则的控制下，“自我”被遮蔽了，形成了“自我规避”的形而上学“图式”。在这样一种“图式”的操控下，人们生活在一种“虚假满足”的境遇之中。“文化工业最大的罪恶，在于它通过图式化，通过占领超我、迎合本我，有效地削弱了自我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最终导致了社会现象层面和思维过程的物化。”[6](P90)霍氏认为导致“自我规避”的原因和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的环境密切相关，“自我”的萎缩以及“文化工业”对“本我”和“超我”的迎合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正如霍氏分析“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4](P216)因此，“文化工业”导致的“自我规避”图式仿佛把人们了拉回了16世纪蒙田所倡导的文化要满足“消遣的需要”，从更深层次上反应了“文化工业”时代人们“逃避现实”的文化心理。“自我规避”图式是“文化拜物教”以及“工具理性”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样，在“文化工业”时代，文化自身、文化中介、文化心理彻底被披上了“形而上学”图式的神秘面纱。
二、文化工业中被压抑的抗议逻辑
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中隐藏的形而上学“图式”直接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压抑。在这个被“文化工业”操控的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图式”来引导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没有反抗意识的“顺民”，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思维。“文化拜物教”图式与“文化异化”形影相随，导致了人的“隐退”，“工具理性”图式作为“文化中介”使人变成了被操纵的“座架”，“自我规避”图式隐藏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使人“沉浮”于虚假的满足之中。
（一）“文化异化”与人的“隐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对“异化劳动”作出过精辟的解读，并总结出了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即“物的异化、自我异化、类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工人的一种特殊性与工人保持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阶段的一种特殊存在物。马克思“劳动异化”的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事实上，霍氏在分析“文化异化”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类似的特征，即他是把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对立的存在物而加以批判性考察的。文化本身是人的创造物，并最终要以服务人为目的，但在“文化工业”社会，却走向了这一事实的反面。文化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经过投资商、开发商、广告商以及发行商的操纵，其自身的“使用价值”被剥离了，留下的仅仅是“交换价值”的空壳。这样，人被巧妙的从文化中剥离了出去，成为一种与文化对立的存在而存在。霍氏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大声疾呼“过去曾继承了艺术传统的所谓娱乐，今天只不过是像游泳或足球一样的大众化兴奋剂。大众性不再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性有任何联系。”[4](P227)这样，大众和艺术在“文化异化”的状态下彻底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文化异化”事实上是“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延续和加剧，反应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扩张，以及对大众的一种全面控制。这种控制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众在这个时代的彻底“隐身”，即作为一种“文化拜物教”的图式失去了反抗的功能。
（二）“文化中介”与人的“座架”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图式”解读为沟通知性与感性的中介，在“文化工业”社会这种“图式”以“工具理性”的形式充当了“文化中介”。海德格尔提出的“技术座架”在“文化工业”时代彻底变成了“人的座架”。大众在“工具理性”的操控下，完全被绑架了，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奴隶”，失去了批判的力量。歌德在18世纪就表现出了对被“操作”的文学作品的担忧，他在给席勒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些操纵流行趣味的作品在内容上没有差别；它们在所有细节上都机械的复制世界，并且诉诸于公众的低级本能。”[2](P41)歌德这种担心在“文化工业”变得更为加剧，在“工具理性”的操控之下，大众变成了玩偶。霍氏认为，大众在这种“座架”中除了遵从，别无他法，“不遵从意味着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软弱无力，意味着‘受雇于自己’。当外来的人被排除在外，他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无能的人。”[3](P120)这样，人在“座架”之中，被迫地丧失了批判的思维。事实上，这一“座架”在“文化工业”时代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对于高雅文化，由于经过“文化中介”的操控，其内涵的旨在寻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理想被阉割了，对于“通俗文化”，其隐藏的“叛逆性”的思维被同化了。这样，在“座架”里，再也寻找不到“否定性”的因素，一切都被“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操作垄断了。霍氏认为，“文化中介”形成的“座架”吞噬了文化的批判性特征，其实质上反应了在“文化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的加剧，以及人逐渐丧失自由的深刻危机。
（三）“文化心理”与人的“沉浮”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精辟的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受到“物化”的影响而逐渐丧失了“革命的阶级意识”。卢卡奇的见解，对于我们挖掘“文化工业”社会下大众的“文化心理”无疑是重要的参照系。在“文化工业”时代，受“自我规避”图式的影响，大众沉浸在自我的虚假的满足之中。对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恰恰是“自我规避”图式的一种显现，受这种图式影响“自我”沉浮于随波逐流之中。在“文化工业”社会，受操作的文化就转向满足“本我”的“快乐”和“超我”的“理想”。但是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给大众提供的“娱乐”恰恰表征为一种“欺骗”的模式，“欺骗不在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了娱乐，而在于它彻底破坏了娱乐，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般的陈词滥调里，文化工业使商业将这种娱乐吞噬掉了。”[3](P128-129)可以说，“文化工业”为大众提供的“娱乐”本身就隐藏着一个悖论，即满足大众“娱乐”和“理性”的需要和其提供的“整齐划一”的文化消费模式之间的冲突。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提出了“氛围”这个艺术的重要衡量标准，他认为“‘氛围’艺术在大众文化时代的结束不仅意味着艺术感应的丧失，也是意味着植根于传统的经验的结束，它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一方面。”[5]P20)(P242)依照本雅明的解读，经过“文化工业”的层层操作之后，流向大众的无非是艺术的形式而已。对于公众的这种复杂的文化心理，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给予了深刻解读，他认为“流行音乐最初所祈求的、以之为源泉并不断强化的思想构架，既是消遣的，也是不需要注意力的。它们全都是不需要注意力的消遣，它们将听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的需求上分散出来。”[7](P88)但是，“自我”追求“快乐”和“超我”追求“理想”的愿景很快被“文化工业”提供的“模块化”的娱乐方式打破了，因为，娱乐很快变成了“乏味”。由此，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为公众提供“娱乐”的“心理愿景”潜存着真实的欺骗，“自我”的“沉浮”无疑意味着从心理上失去了“否定”的抗争。
三、文化工业中“图式”的消解
1931年霍克海默正式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发表了《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一文，他指出“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8](P123)霍氏认为以前的哲学都关注对人类命运的研究，但都隐藏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建构，而社会研究所要最关注的是一种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瓦解，开创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新风。事实上，正是沿着批判形而上学这种思路，霍氏开创了独特的批判理论，而毫无疑义，霍氏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正是其批判思维的一种延伸。其实，在霍氏竭力消解形而上学的征途中隐藏着自其继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以来长期坚持的理想，即“对人类命运兴衰”的关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也孕育着拯救的种子。
（一）从“天国”到“人间”——“文化拜物教”图式的垮台
虽然霍克海默对文化的拯救和其他文化研究学者形式有所不同，但目的却有极度的相似性，即恢复文化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居约（Guyot）认为“真正的艺术的美本身就是道德的，并且表现了真正的社会性”[2](P71)，司汤达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5](P205)霍克海默同样坚持文化的社会性，即认为文化来源于生活并将终归于生活。“文化拜物教”是文化发展在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的一种“神话”，是“商品拜物教”演变的必然产物。其演变逻辑在于脱去“人间”的躯壳，上升为“天国”的图式，同样，回归文化的真实向度乃在于“反其道而行之”，把文化从“天国”拉回“人间”，让其重拾人间烟火。霍克海默关注的是艺术的独特性，即一旦艺术丧失了这种功能，也就意味着艺术的消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霍氏的分析中看到他对文化的批判性的强调，他认为“反抗的因素内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4](P213)马丁·杰伊非常认同霍氏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在社会矛盾被现实地消除之前，艺术的乌托邦和谐必须一直保持抗议成分。”[5](P206)霍氏对“文化拜物教”的批判，旨在剥去其“形而上学”图式的外衣，重新恢复文化批判性维度，使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发挥解放人的功能。霍氏对文化的拯救内置于其批判的话语中，从其批判的话语，我们发现的更多是的推倒，而从其深层理论旨趣上看，却深藏着拯救的意味，即恢复文化的社会性及其解放的维度。
（二）从“主观理性”到“客观理性”——“工具理性”图式的消解
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精辟的解读了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本质性的区别。霍氏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哲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形式逻辑”的产物，“主观理性”（抑或工具理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显现。霍氏认为造成“主观理性”的原因在于没有认清其真正的社会功能，“它不谈理论在人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只谈理论在它由于历史原因而产生于其中的孤立领域中意味着什么。”[9](P189)霍氏认为，“文化工业”中的“工具理性”图式正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一种必然反映。在《理性之蚀》一书中，霍氏把“文化工业”中的“工具理性”特征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他认为“人已经无法理解自然，人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体验欢乐、幸福的能力，已经无法进行自我评价，也根本无法体验自己的成就带来的快乐了，而这才是自然真正的报复。”[4](P40)霍氏认为，消解“文化工业”中“工具理性”图式的秘密就在于实现从“主观理性”到“客观理性”（抑或实践理性）的过渡。把理性与社会实践实现完美的结合一直是霍氏的理想，我们可以从《批判理论》一书的考察中验证这一说法。事实上，霍氏对“工具理性”的消解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实践理性”的重建，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霍氏重建“客观理性”的过程中蕴涵着“合目的性”的意蕴，“[总体理性]强调的重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种思想的最高目的就是让‘合理’事物构成的客观秩序（正如哲学所构想的那样）与人的存在——包括自利和自我持存——协调起来。”[4](P456)因此，霍氏的理想在于消解“文化工业”中形而上学的图式，以一种“合目的性”的“客观理性”替代“主观理性”，摘除“文化中介”的“座架”，恢复文化的社会批判性。
（三）从“虚无”到“现实”——“自我规避”图式的退场
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中“自我规避”图式的批判，展示了其试图把个体从“本我”和“超我”的“虚无”拉回“自我”的“现实”的企图，实质是要回归“主体性”。这一思想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一文中已初显端倪，霍氏认为“从莱布尼茨到目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证实下述看法：知觉世界既不是简单的摹本，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同等程度上的人类活动产物。”[9](P153)在此，霍氏无意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高唱赞歌，而是在表达“完全排除主体性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深刻见解。事实上，霍氏在对形而上学的一系列的批判中，一直隐藏着要恢复“主体性”的努力，因为霍氏认为只有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个体才可能有"否定性"的批判思维。霍氏认为，在“文化工业”中同样需要恢复“主体性”的批判维度，即要实现“自我”的回归。这种“自我”蕴涵了“文化创作者”和“受众”两个维度，对于前者，要实现创作的灵感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于后者要恢复“否定性”的维度。霍氏看到的正是被“自我”和“超我”遮蔽后的“自我”消失的严重后果，而真正的目的则在于消解“自我规避”图式，恢复“自我”的批判性思维。
结语
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批判的实质乃在于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存的“同一性”思想，为生活在“异化”境遇中的人们寻找一条解放之路。在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中，贯穿着一种“否定性”的哲学逻辑，这种批判的方式和与其同期的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思想形成了惊人的相似，两位大师在对晚期资本社会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殊途同归。从总体上看，两位大师都身处欧洲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代，作为有犹太血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领导者，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因此，两位大师对极权社会总是以公开的方式表示批判，并试图寻找造成这种社会的原因（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分别构成了两者批判的哲学基础），他们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实质乃在揭露隐藏在极权社会中的形而上学的“肯定性”思维方式，并在试图恢复人们逐渐丧失的“否定性”思维上实现了理论的“和解”。由两位大师合作完成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既构成了两者研究文化工业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文化工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在某种意义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研究的逻辑进路是一致的，即在双方的思想中都暗含着一种“否定性”的逻辑，并将“文化工业”带来的高度的“同一性”归结为对大众的“欺骗”。因此，在理论的旨趣上，两位大师都试图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或“总体性”）思维方式的拒斥，恢复普通民众的批判意识，使他们摆脱文化工业的“欺骗”。在阿多诺看来，“理解文化工业，必须从它促进或阻碍´完整的自由´的潜在可能性这一角度着手。”[6](P83)霍克海默则把促进大众的“解放”作为其批判理论的实践诉求。概言之，两位大师的“文化工业”批判的最终目的乃在于恢复普通民众的“自由意识”，并在此基础上为生活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们寻找一条可行的“解放”之路。
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无疑击中其披着“形而上学”图式的华丽外衣，这既继承了其开创批判理论以来对形而上学的一贯态度，又反应了其竭力把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资本主义现代性）紧密相连的行文风格。霍氏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既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的深入探究，更是对为什会会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思维方式的深刻回应。在“文化工业”批判中，霍氏无意通过一种“新图式”替代“旧图式”，在其看来“图式”中都蕴藏着“形而上学的秘密”，瓦解“图式”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恢复人的“否定性”的批判思维，并把这种思维与社会实践联姻。本芮森（J.C.Berendzen.）认为“狄尔泰的哲学理论通过‘世界图片’来整合的，其中‘问题的意义和世界的含义’都决定于世界图像的基础上，理想、至高无上的善、行为的首要原则都来源于这个基础。对于霍克海默，其哲学方案是要取代掩盖了真正的实际需要的现实世界的发明‘图片’。”[10](P1024)这无疑是对霍氏批判风格的精辟论断。霍氏的“文化工业”批判基本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总基调，对后期的文化研究同样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为我们研究当下中国“文化工业”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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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