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夏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科学技术具有双重社会效应，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西方学者在对科技效应的反思中，分析了其负面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在我国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要借鉴西方的理论，同时又要基于人学的视角，即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在充分肯定和发挥科技正面效应的同时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科学技术；社会效应；人学；人的发展；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０14－06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当代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ZX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新夏（1957-），湖南桃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本质上是就人的生存发展而言的，从人学特别是人的发展视角反思科学技术的双重社会效应，趋其利而避其害，对于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以推进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在当代，随着高新技术广泛、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愈趋明显。从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在生产中受到技术的控制，成了机器的组成部分甚至于附属物。
在现代，随着技术的力量日趋强大，出现了人与技术的异化，人的创造物成了他的主人，“技术似乎经常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在起作用，比操纵它的人类还有力量。”[1]“技术变成有自主权的了……技术一步步控制着文明的一切因素……人类自己也被技术击败，而成为它的附庸。”[1]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变成了自组织系统，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和节奏，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机器的配件，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动作。在这种“人-机”系统中，作为客体的技术装置成了主体，控制人，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了机器的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被客体化，成了附属于机器并被动地围绕机器转动的部件。人与机器等技术装置地位的转换，显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技术装置在生产中对人的控制，直接导致人的能力及其活动的片面化。在被技术装置控制的同时，人只能作为机器的配角从事某一种或某一个环节的工作，被片面化为单向度的人。人可以被机器置换，并且，离开了机器这一“主体”，人便一无所是，一无所能。
机器大工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放大了人的能力，也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机器设备成了有生命的自组织系统，一方面，机器似乎有了独立于人的需要和运行轨道，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增强，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与之相联系，技术成为权威或权威的根据，被抬举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异化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此在的一切领域中，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地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作成的。”[2]又如弗洛姆所言，“工业社会蔑视自然界和一切非机器生产的东西以及那些不能生产机器的人们。今天，使人着迷的是机械性的东西、巨大的机器、无生命的东西，人甚至越来越迷恋毁灭力。”[3]
二是人在生活中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
在当代，科技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实在太大，对我们的生存介入实在太深，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内在因素，以至于人们对科技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不可逆转的境地，逐渐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科技在给人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和便捷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对自身的轻视和对外在力量的迷恋。在当代，人们举手投足，吃、住、行、用，几乎没有一项活动能离开技术的支撑。不能设想，现代的人们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离开了水、电、煤、气等生活用具和物资，离开了电灯、电话、冰箱、空调等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将如何生存。且不说生活质量将极大降低，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就没有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人对技术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生理机能上，更表现在心理上，并且技术越是先进，这种依赖性就越强。“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显然后现代人已经被这种高度发展的新技术搞得心醉神迷，因此，当前像对电脑和信息处理机之类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对我们所说的文化逻辑来说就远不是外部的了。”[4]在当代，对技术的依赖已深深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技术已不仅是人生存的外在条件，而是成了人生活的内在因素，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不仅离开了技术不知道如何生存，甚至根本就不能想象如何去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技术的依赖已成为商品拜物教、金钱崇拜之外的又一种“物的依赖性”。
三是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弗洛姆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3]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既非危言耸听，更非绝无仅有。科技的不当利用例如运用于战争，将放大人类的破坏能力，甚至毁灭人类。即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准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5]
此外，科技在其他方面的不当运用更是呈愈趋扩大之势，一些新技术例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的使用，给自然的变化包括人的生理变异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以往不同，当代克隆人、基因工程、转基因生物等高新科技，目标和结果都在于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状态或机理，是对生物的重新设计和改变，并且，所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性质。这种对生命内在的干预，固然可以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影响如医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等，但同时也潜存着危机，包括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危机和尚未意识到的危机。
四是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使人的肌体及功能退化。
就人与动物的对比来看，表面上，人能够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于人，然而这其中却潜藏着危机，长期对技术的依赖，导致人的肌体功能退化，使人在不借助于技术时生存能力逊于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证明，人的生理器官及其机能的变化规则是“用进废退”。当代科技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人的生理功能，最典型的如以车代步等。现代科技在替代人的某些机能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方便人的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一些生理器官和机能的退化或阻碍了其继续进化。弗洛姆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分析过人的软弱性：“人和动物存在上的首要区别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调节的本能。而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却始终如一；……动物能通过主动地改变自身而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6]这里人与动物比较的本意在于说明人生存上的优越性，但却显示了人在自然生存能力上逊于动物之处及其原因。通过运用技术而最有生存能力的人，实际上正是在生理上最无能（就适应自然能力而言）的人。科学技术在给予人巨大能力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将人置于了高度的风险之中，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超出技术控制范围或能力的变化，或者人在一定情形下失去了外部条件的支持，人类似将面临严重生存的危机。离开了技术力量的支撑，人类势将成为所有高等动物中最弱势的种类。
五是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前面谈到，一些高新技术的使用，涉及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重新设计，实质是对生命性质和发展过程的内在干预，这种内在干预将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秩序，其可能的负面影响虽然迄今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会给人的生理或自然生存带来潜在的危机，也对传统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生命科学领域一系列高新技术给传统伦理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困惑。例如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等的不当使用（如克隆人），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给人们之间的人伦关系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些新问题和新困惑，迫切地要求我们重建相应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
二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首先出现于西方，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及其负面效应的凸显，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科技是一柄双刃剑，既隐藏着一些新的机会也隐藏着一些新的危险。他们揭示了科技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
一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科技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巴伯曾正确地定位了科学和价值各自的社会功能，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价值之上的，而科学总是在这些价值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些社会价值提出某些非经验的问题，即意义、邪恶、正义和拯救的问题，只关心经验问题的科学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强有力地位，所以它将不断地与社会的其它部分互动，既对于良好的事情也对于糟糕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安排和社会价值的问题。”[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它们只能通过社会和政治的过程加以控制。”[7]这些论述指明，科技本身主要是手段性的，科技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现实生活中，科技曾经一再地在许多领域被不当地运用，从而造成了负面影响。科技不当运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战争和军备竞赛，其中又以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威胁使用为最。众所周知，核能在给人类带来更高效的能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规模也更恐怖的杀人武器。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以往常规武器所瞄准的都是特定的人或人群的话，那么在核武器时代，其所瞄准的则是整个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二是人们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认识具有滞后性。科技自身具有双刃剑的特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总体上，特别是在长期预言某种科学发现将具有何种特殊的社会后果”[7]，因为人类对其活动效果的预测是十分有限的也是滞后的，尤其是对其行为长远结果的预见往往赶不上活动本身的发展。许多科技成果人们能够创造出来，却不能对其负面效应防患于未然，而总是在造成恶果后才试图亡羊补牢，DDT杀虫剂大规模运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就是典型的一例。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写道：“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或’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8]“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8]这种导致“寂静的春天”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是发明和使用DDT杀虫剂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由于不能正确预见和驾驭其结果，人们手中的科技往往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潘多拉的盒子”，给自然从而给人自身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西方学者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
一是揭示了技术对人的异化。在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提出了“技术异化”问题，认为“技术异化”突出表现为科技超出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危害人类的敌对力量，即表现为人由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变为被科技控制的工具，其结果是它的使用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他们认为在当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异化的内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解，一些人还将“技术异化”现象比喻为人成了技术的“奴隶”，形象地反映了技术与人的异化关系。
面对“技术异化”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多向度的反思。胡塞尔认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危机日趋加深，这并非科学自身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效应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科学张扬了工具理性，却遮蔽了人生存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9]海德格尔揭示了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他尖锐地指出，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是对“在”的根本遗忘。技术发展将带来价值观扭曲、人的机器化、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合理地使用技术会使人类丧失自己的家园。他指出，“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2]一句话，现代科学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类失去自己的本质，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之中。此外，马尔库塞对机械控制人的分析，弗洛姆对于人将成为机器附庸的警示，以及生态主义者对科技给自然带来的危机的分析等，也是这类反思的代表。
二是指出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对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对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展开了批评，认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相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韦伯较早地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胡塞尔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将人变成了仅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动物，技术的发展压制了个人的本性和自由。
丹尼尔·贝尔曾对于工具理性的制度性张扬作过生动地描述：“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10]“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11]“在现代社会里，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11]“经济体系有自己的测量尺度，即实际效用……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他在组织图表上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其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11]对工具理性的信赖以至于信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与物地位的颠倒，程序化的生产和生活，理性对人性、自由的遮蔽，如此种种，正是工具理性过度张扬的表现，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基于以上认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必须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其自发倾向和社会运用必须做出适时的调节和规制。他们认为，这种调节和规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使科技对自然的影响尽可能有利于自然的持续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对自然的危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现代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变革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可能深度影响自然性质以及改变自然物运行方式的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其二是，基于科技的双重效应，必须对科技的运用进行价值规范。所谓价值规范，就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普遍价值和普世理性规范和约束特定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追求而对科技的滥用，使科技的使用适应并有利于自然从而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
三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在我国也面临着反思从而应对科技负面效应的问题。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应当借鉴西方的理论。因为其一，西方曾经出现的科技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逐一显现；其二，不同国家科技负面效应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其三，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无论是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概括，对科技负面效应原因的揭示，还是对科技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影响的分析，比较全面且深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意义。有鉴于此，借鉴西方的理论不啻为一条有效的捷径。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特别是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进行人学的反思。从人的发展要求看，我国正面临着加速实现现代化从而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这一特殊背景，因而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应当特别注重全面性，即在充分肯定科技正面效应的前提下反思其负面效应。对此，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启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从人的发展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做出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2]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发展对人的负面影响，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3]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洞察到科技负面效应的同时，又深刻地指明了其对于人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4]“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一说既揭示了科技可能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应，又肯定了这种“非人化充分发展”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条件，亦即指出了“非人化”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论述显然是非常辩证而深刻的，对于在当代理解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无疑颇具启示意义。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正面的。众所周知，人类不辞辛苦、殚精竭虑地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发明创造，是为了增强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方向变化，是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加舒适和便捷。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应对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提升了人类生存的能力，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显著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品质，给人们带来了更为舒适、方便、精致的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造福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科技的支撑，人类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也不能生存。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虽然科技发展和运用之效果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但在一些情况下，又会与人们的初始动机相背离而出现负面效应，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爱因斯坦曾谆谆告诫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15]这一告诫提醒我们，科技具有双重效应，因而必须关注科技对于人的影响，使科学技术与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这一告诫启示我们，科技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防范或缓解的，因为科技异化为某种独立于甚至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力量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负面效应并非科技发展和运用的宿命，本质上是人们对科技的不当使用所致——深层次原因是人们价值和认识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失当所致。这一告诫还提示我们，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之根本尺度，是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必须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海德格尔曾就此提出了颇具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反对技术崇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对技术，而是要揭示技术的本性，从而让技术作为技术存在。为此，他提出了外在地对待技术的态度，即在手段层面利用技术，同时又不为其所奴役。他指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技术对象：他们甚至促使我们做出精益求精的改进。而不知不觉地，我们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为技术对象所奴役了。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他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2]这一论述，昭示着一种正确选择的可能：合理地运用技术。
正如辩证法启示我们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科技的不当运用加速和加深了对自然和人的损害，那么同样的道理，科技的恰当运用必将修复和缓解其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由于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修复和缓解科技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的发展和正当运用，因而限制或消除科技的负面作用，绝不等于限制甚至摒弃科技，而是要前瞻性地分析预测其可能的双重性，趋利避害地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固然不应重蹈西方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分离、相异化即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覆辙，但也不应矫枉过正，由反思科技的负面性而走向反科学的另一极端。
进而言之，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同样应从人的发展要求出发。应当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首先具有正面的意义。工具理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目标确定之后，达到目标的手段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从现代化的运行逻辑看，注重工具理性、借重乃至于依赖工具理性，在一定时期中是必然的且具有合理性而绝非过失。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生存方式之优越，就在于具有工具理性及依据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制度和规则。渗透着理性的科技、制度和规则的运用，既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力，提升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劳动的强度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劳动中解放了人，又创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享受到更为便利、舒适和更有乐趣的生活。正是由于工具理性显而易见的巨大威力，当代人类才凭借其创造了以往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即将在未来创造新型的生态文明。为此，反思理性并非去理性化，并非反对工具理性，而是更加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使其与价值理性相适应，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而不为其负面效应所困扰。
从我国当前人的发展要求看，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反思必须注重全面性。
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来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例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虽然我们的GDP总量已居于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后列，许多地区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科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许多核心的高新技术仍有赖于从国外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还很低，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作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特别是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反思科学技术效应之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鉴此，我们对科技双重性的反思应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批判和否定工具理性，就难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以更好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2；142-143.
[2]海德格尔选集（下）[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1237；945；1239.
[3]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M].三联书店，1989.10；4.
[4]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M].三联书店，1997.292-293.
[5]斯塔夫里阿诺夫.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
[6]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三联书店，1988.55.
[7]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商务印书馆，1991.265；268；269；268.
[8]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6-7.
[9]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6.
[10]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商务印书馆，1984.2.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商务印书馆，1989.198；57；57.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77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775.
[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89.
[15]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商务印书馆，197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