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同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并且强调“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笔者认为，一个值得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内涵。比如，中国特色劳动关系应当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一资本的关系有何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等诸多新要素相结合，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何新特点？笔者总的一个认识和想法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劳动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或者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相比较而言，中国特色劳动关系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和利益关系问题。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并积极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的新内涵、新趋势和新常态。
一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意义上的劳动者报酬偏低问题，因此是一个劳动工资分配问题。总体上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国家、企业以及劳动者报酬三者中，劳动者报酬以及居民收入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逐渐下降，劳动者报酬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同国际比较，总体收入占比都比较低。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表明总体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宏观收入分配关系扭曲，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很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从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来说，中国特色劳动关系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报酬、政府收入以及资本所得之间如何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关系问题。这既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社会公平正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表现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问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市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有序有效竞争的机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城乡劳动力市场刚性特点不断持续并延伸到城市内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因为城市化而不断消除，反倒由于户籍制度等问题的存在，城乡二元市场结构不断加固，并且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内部的诸如农民工问题、劳务派遣工等问题，同工不同酬问题日渐严重。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公共服务不平衡，背后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下存在的权利、规则和机会的不公平问题。因此，从城乡二元结构来看，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亟待解决的核心是如何解决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问题，如何实现劳动者之间的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问题。这必然要求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等人手加以解决。
三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涉及到企业经营者（管理者）与一线工人工资增长的关系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及各类要素按照贡献大小取酬，我国企业经营者薪酬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机制、民营企业经营者薪酬机制以及外资企业经营者的薪酬机制等，都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所谓的高管高薪问题格外引人注目。而另一方面，由于一线工人工资增长尚未形成正常机制，因此一线工人工资收入与企业经营者薪酬水平差距较大。这里面对经营者薪酬水平一方面要看到本身就是管理要素、复杂劳动的所得和合理收入，但是也有一些不合理的要素如少数腐败现象、灰色收入、不合理的职务消费等，本身反映了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不合理，因此导致企业经营者与一般劳动者尤其是一线工人丁资之间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因此，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亟待解决一线工人工资收入正常增长机制，亟待规范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体系，甚至形成合理有序的劳动收入分配关系和秩序。
四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下的劳动一资本关系问题。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必然要存在，必然要鼓励和支持发展，这本身就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毫无疑问，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劳动关系必然会以劳动一资本关系表现出来，而且由于是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必然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强资本一弱劳动”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必然会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一资本关系问题。这种劳动一资本关系也会以“剥削”、甚至“压迫”等各种形式出现和存在，由此导致劳动一资本对抗、利益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出现。无疑，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非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劳资关系问题和利益对抗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分配问题。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通过城市就业获得工商业的收入；但是土地如何成为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便是亟待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了。毫无疑问，土地作为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理应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用，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让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获得自身的财产性收入。但是，众所周知，由于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并未真实体现价格机制的作用，因此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变成“失地农民”；由此也导致了很多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还应当充分考虑土地要素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合理有效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是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的核心内容。
六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也要处理好劳动要素收入与非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关系。随着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劳动者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了，既有劳动的工资收入，也有许多非劳动要素的收入；既有合法合理的收入，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因此，除了保护一切合法的合理的劳动收入与各种非劳动收入以外，也要依法取缔和打击各种非法所得和灰色收入，净化收入分配环境，改善收入分配秩序。因此，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要处理好劳动的收入与非劳动收入分配的关系，在确保劳动收入多元化的同时，更要讲求规范化、有序化、秩序化。
七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也涵盖了法制化条件下的劳动关系问题。随着我同不断加强依法治国，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以及维权意识等也在不断加强。当前，许多劳动纠纷、维权事件等，本身就是劳动者拿起法律武器，依法依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说明劳动者法律素质和维权意识的加强，反映了劳动关系的一种社会进步。因此，人们对当下以及未来劳动关系的认识、理念等也要发生改变，要看到全面依法治国正在客观上不断推进和改善我国的劳动关系。因此，中国特色新型劳动关系也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八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必然要反映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劳动关系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许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等层出不穷；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劳动要素内部出现分化，有些是本身反映科技进步的高级劳动要素、高级人力资本，如科技创新者、技术发明人、新商业模式引领者等，他们必然会借助信息技术等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收入；有些本身就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如机器人的广泛运用等，产业发展日益凸显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发展方式。因此，劳动要素在一定程度既是一种“被边缘化”，也是一种传统产业、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下的“被解放”；而有些劳动则是无法适应现代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转型的要求，由此许多行业内部出现“失业”等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关键是政府要做好就业扶持措施和教育培训计划，合理解决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劳动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下的一种新常态。
九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要反映服务经济时代的劳动关系的新问题。传统经济条件下，人们看到更多的劳动关系问题、劳资问题等，都是工厂（工场）生产方式下发生的，这本身反映了工业化时代以及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主要产业的发展背景。在制造业和工业化时代，由于工业化进程中专业分工等本身的作业特点，因此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决定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或者说劳动者收入增速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服务经济占比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进入服务经济为主的阶段以后，尽管进入服务部分的劳动者就业会不断增长，但是劳动生产率出现类似“鲍莫尔成本病”的现象下降。服务经济时代较为缓慢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劳动收入增速也会放慢。这一点对不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服务经济比重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来说，同样不可能避免。因此，从未来中国不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经济发展占比不断提高的趋势来看，中国特色劳动关系也要适应服务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动关系的新常态。
十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问题要充分反映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分工体系与中高低端的劳动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在于其过去30多年来要素禀赋决定的人口红利，进而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下，全球产业链中劳动加工环节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的加工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中国由此也成为“世界工厂”。其实，这里的世界工厂应当是“世界加工厂”，即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产业分工、产品内分工等新格局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就是产品加工和组装环节，由此也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而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网络等高附加值基本上在发达国家。由此形成的中国产业微笑曲线中低端结构，也就决定了中国劳动者收入和回报较低，即相当于劳动加工费和组装成本部分。如果说过去30多年来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还能够支撑这种产业分工体系的话，在现在中国劳动力人数增速开始下降，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的背景下，未来显然无法继续支撑这种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显然，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关系也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我们显然不能够回避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过程的新型劳动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和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