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香1 侯雪琪2
内容摘要 由于新闻的专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运作，固定采访线路成为媒体的主要新闻来源。固定采访线路的形成导致社会精英控制了新闻的话语权。在大数据时代诞生的数据新闻去除了固定采访线路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功能。相应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也消解了社会精英在新闻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数据新闻使新闻业更符合新闻实践的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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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据新闻 固定采访线路 社会精英 新闻来源 话语权
作者 1曾庆香，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2侯雪琪，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q匕京100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研究” （14BXW004）
数据新闻，又称为数据驱动新闻。欧洲新闻学中心和开放知识基金会倡导编写的《数据新闻手册》指出，数据新闻就是用数据处理的新闻，是把传统的新闻敏感性和具有说服力的叙事能力，与海量的数字信息相结合的新闻。而德国之声电视台记者米尔科·劳伦兹则通过工作流程来界定数据新闻：通过反复抓取、筛选和重组来深度挖掘数据，聚焦专门信息以过滤数据，可视化地呈现数据并合成新闻故事。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已成为新闻的发展趋势，得到了国内外业界、学界的不少关注。综观国内外的文献，目前人们基本是从新闻生产流程与实践、新闻呈现形态、新闻行业发展、数据新闻案例等角度进行论述，鲜有从话语权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而本文以为，数据新闻的深刻影响应是对社会各种精英们的话语权的消解。
当新闻实践遭遇专业化：
固定采访线路成为主要新闻来源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媒体的力量有限，除了预先策划和偶尔巧遇的事件之外，媒体人员很难亲眼目睹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随着新闻实践的专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运作，新闻越来越追求时效性和客观性，并极力避免滞后性与倾向性。但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而详尽的新闻素材，并进行不偏不倚的报道，这是不现实的。因此，媒体必须借助外力互相合作才能顾全整个报道范围。
与此同时，一方面，媒体发现某些部门或人员因为工作性质而掌握着许多新闻事件的素材，且其中部分人物因为身份地位的原因本身就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从而成为新闻素材。于是盯梢、窥探行为大为盛行。另一方面，掌握着新闻素材的相关部门与人物，为避免媒体为填充版面而寻找新闻素材的窥探，便于自己对事件的界定与管控，他们也需要媒体的合作。
因此，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固定采访线路、通讯社便应运而生。西方媒体的固定采访线路通常是下表所列三大类地方。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尤其是自媒体诞生之前，上述的固定采访线路对于媒体来说几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借助着上述的固定采访线路，新闻采访与写作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作业方式，即记者每天的工作流程是：先去自己负责的固定采访线路转一圈，根据需要采访相关人物，然后进行写作，完成之后上交给相关编辑编发。
显然，固定采访线路的形成是新闻媒体与新闻来源的双赢。对新闻媒体来说，一是为“敞开大口，嗷嗷待哺”的媒体这只“野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二是避免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搜索新闻素材；三是让记者的身份由见证者转变成为采访者，这使得新闻更为客观，且避免了被控告不实的风险，因为可以引用新闻人物的话语。总之，固定采访线路为新闻媒体增加了素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避免了风险。对新闻来源而言，它为相关部门与人物掌控社会提供了免费而效力强大的渠道、资源，使得他们由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出击。
新闻媒体的固定采访线路绝不局限于个别或部分国家，而是风靡全球的一种做法，譬如针对中国而言，各级政府的各个机关都是相应级别媒体的主要采访单位与新闻来源；其次是各类企事业单位，再次是各界名人、明星；最后是各种非盈利的组织、机构。
当新闻实践遭遇固定线路：
社会精英控制新闻话语权
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中，只有处于塔尖部分的部门和人物才真正掌握权力、掌握关键信息。无疑，传统的固定采访线路几乎控制着一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内容基本属于金字塔塔尖部分。同时，记者在采访这些组织时，并非组织的所有人员都能成为新闻来源。而是塔尖的人物——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即组织的高层人员或关键人物才能掌握全局的信息，才能掌握发生在本组织、甚至全国的相关信息，上述社会精英才是真正的新闻来源。采访这些社会精英毋庸置疑就成为遵循新闻客观性的最佳进择。因此，当新闻来源遭遇客观性原则，其结果便是“新闻就是权威新闻来源所告诉记者的”。当人们不仅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时，诠释性新闻便涌现出来。当诠释性新闻追求客观性原则时，另一类社会精英即各类专家学者便进入了媒体与公众的视野。媒体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采访者”的身份，大量引述这一类别的社会精英的话语。借此机制，专家学者便加入了政府官员、各机构发言人的行列，成为各种事件、议题的权威诠释者。
新闻客观性遭逢政治、经济、学界等社会精英，使得大众传播媒体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记录者：他们只是记录别人所定义的议题、别人所提出的问题、别人所提供的答案、别人所采取的行动、别人所遇到的冲突。例如，《纽约时报》和《化盛顿邮报》被公认为是美国最好的两份报纸，一直以富有批判性、自由主义以及敢于揭露政府阴谋闻名。它们在很长时间位居美国新闻出版业榜首，且被当作是世界各地媒体的典范。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它们采写的新闻受官方影响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新闻采编力量，这使它们无需依赖官方的新闻稿或通讯社的稿件。然而美国学者利昂·西格纳对这两家报纸的新闻内容的研究发现颠覆了人们原有的印象，因为这两家报纸同样是记录政府官员话语的媒体。政府官员（包括国内或国外）是最重要新闻的来源，比例近3／4，只有1/6的新闻源自政府之外，更只有少于1%的新闻是基于记者们自己的分析。70%~90%的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势。这表明，传统新闻的内容依然主要是政府官方提供的准备好的信息。
社会精英控制新闻话语权不仅体现在建构事件框架上，而且体现在新闻操纵上。操纵新闻包括操纵新闻发布的时间、为媒体设置议程、遮蔽某些事件不让曝光等。如我国2014年公布贪官报道具有“周一拍苍蝇，周五打老虎”的规律。又如美国白宫负责媒体传播的人员每天召开会议来决定“我们今天想让新闻媒体报道什么以及怎样报道”的此类问题。新闻操纵最集中体现在一国的军事行动期间，相关部门不但实时地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还为记者们准备充分的资料和新闻通稿，同时还安排军事人员陪同记者前往前线采访。
社会精英作为新闻来源无疑是社会精英对话语权的控制，作为新闻人物也是他们霸占话语权的表现。一般来说，媒体工作人员认为，社会精英由于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他们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如美国《圣路易邮讯报》总编辑曾指着一条头版新闻指出，尽管他知道那是一篇谎言，但他必须登它，因为它是重要官员的说词，那位官员的名字和头衔让那段话具有新闻性。因此，当新闻界遭遇具有高价值的新闻来源便必然产生新闻。即便“没有新闻”本身也是一条大新闻。正因如此，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各种社会精英的新闻，其中不少是没有价值的新闻，报道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绝大多数的名人八卦新闻便属此类。
正是上述社会精英的身份地位决定新闻价值的逻辑，导致在不少事件中本是新闻人物的普通民众，其身影和声音是否在新闻中得到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记者能否找到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或利益集团来传达公众的声音，或者即便呈现普通民众的声音，也是从社会精英的视角进行。这一点显见于诸多的灾难新闻和群体性事件报道，其重点报道是领导的事后救灾“表演”，而不是灾民、灾难本身；是领导处置、应对事件态度的“颂扬”，而不是民众的真正诉求。
新闻实践一旦依赖了固定线路，媒体便沦为社会精英们的“传声筒”，对于精英群体不想告诉公众的内容，媒体或者故意隐瞒而无从了解，或者为谋求长期合作、为获得独家新闻而主动屏蔽，或者因长期合作导致移情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感而丧失公正的评判意识。这便是美国水门事件暴露的原因：负责揭发水门事件的两名《化盛顿邮报》记者，在涉入水门案报道之前从未参与白宫的新闻简报流程。这一状况同样典型地体现在我国2003年北京非典的传播历程中，当仅北京301医院的非典患者就已达46例之时，媒体却还在援引北京市原市长只有22个病例的说法。直至10天之后，媒体报道的病例数据才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他们的报道理念确实如出一辙：无论是前期的瞒报、少报，还是后期的据实报道，都是建立在官方的意愿之上，而不是自己调查的基础之上。
社会精英对新闻话语权的控制无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传媒的一大特色： “它在骨子里是一种势力，是一种献媚，是媒体与名人的共舞，在其深处隐藏着某种很难换算的交易。”
当新闻实践遭遇大数据时代：
数据新闻去除固定采访线路
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数据正在成为一种新兴资产。一方面，传播科技的发展，在满足和完善人们某方面的行为需求之外，还或主动、或被动搜集了大量数据。这一数据的庞大可由上网人数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人数说明，据国际电信联盟估算，2014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接近30亿，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接近19亿。另一方面，各个国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掌握了大量数据，尤其是政府掌握了大量核心数据。在提升民主决策和政府透明度等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些数据面临着开放、公布的巨大压力和强烈需求。在这一语境下，在美国政府2011年倡议下，全球正逐渐形成“数据开放联盟”，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入该联盟。该联盟的《开放数据晴雨表：2013年开放数据全球报告》旨在对各国和地区开放数据的实施情况进行排名，从而达到逼迫各国政府、企事业单位开放各种数据的目的。
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据处理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大规模数据的综合处理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以致计算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上述各种复杂数据进行处理。大量的、充裕的数据和快速的数据处理技术的结合，导致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当新闻实践遭遇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便应运而生。
数据新闻工作流程通常为三步：抓取数据、分析数据、数据故事化与可视化。而这些数据基本都是已经公开的数据（或者是政府公开的，或者是通过软件在网络上抓取的，或者是某些机构出于某种正义、民主诉求而泄露的。 《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所制作和《数据新闻手册》所公布的数据新闻，其所利用的数据基本都是从这三种途径获得，而不是从以往的固定线路挖掘而来，因此数据新闻的生产基本削弱了新闻固定线路以及社会精英的配合。这说明在数据新闻的生产中，固定线路、社会精英已基本丧失了其作为新闻来源的地位。例如，政府财政预算无疑会对普通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这显然是一项专业和繁复的公共政策。在大数据时代之前，如果要对此进行报道，媒体通常只能采访社会精英，包括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关键人物和相关的专家学者，在报道中转述他们所分析指出的财政预算对普通居民的影响。但在财政预算的详细数据公布之后，BBC制作了数据报道《预算计算器：2012年财政预算将如何影响你？》。这一篇报道通过一些灵敏的指标建立起个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用户只需在界面上输入一些日常个人支出和收入信息，就能自动计算出按照新预算方案，会让纳税人缴纳多少税额。 又如，在传统的新闻实践中，要想获得伊拉克战争中人员伤亡情况，只能依赖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提供的数据，媒体只能转述他们的表述。但在大数据时代却明显不同，如《卫报》的数据新闻《伊拉克战争日志》，使用维基解密数据和谷歌免费地图软件制作了一幅点图，将伊拉克战争中所有的人员伤亡情况均标注于地图之上，一个红点代表一次死伤事件，地图上密布的红点触目惊心，多达39万点。这则报道引起英国社会震动，很大程度推动了英国做出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无疑，这些数据被官方和军方刻意隐瞒，如没有维基解密网，传统媒体很难获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的生产不仅去除了固定采访线路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作用，甚至还可挖掘出社会精英不知或故意隐瞒的新闻线索。如2009年甲型HI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但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获知流感病例却需要两周左右，对于飞速传播的疾病，这种信息滞后两周的后果是致命的。谷歌公司利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球30亿条的搜索指令，2008年就通过分析人们的搜索记录来判断这些人是否患上了流感以及流感是从哪里传播出来的。2009年甲型HIN1流感爆发之后，谷歌的这一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分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提供了更有效、更及时的指标。
当然，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能去除固定线路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作用，除了因民主运动而导致的数据开放之外，更在于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物联网的实施与运用，即世界的数据化。而物联网技术则意味着，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查询到任何物体的状态数据，如同现在的快递包裹数据一样，这些数据的易得性无疑为记者获取相关新闻线索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使他们不再受制于原来的固定采访线路。
当新闻专业化遭遇数据新闻：
消解社会精英话语权
数据新闻对精英话语的解构、否定的功能在其出现之初便得以呈现。1821年《卫报》创刊号上出现了第一篇被称之为数据新闻始祖的报道，该报道用数据调查的方式有力地反驳了官方发布的接受免费教育儿童数量的说法。 数据新闻不仅削弱、去除了固定采访线路和社会精英在新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毫不费劲地解构、颠覆他们的话语，如2011年伦敦骚乱爆发后，英国政界发表声明：一是将骚乱归罪于如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因为它们传播谣言，煽动骚乱，因此要求关闭社交媒体。二是指出“骚乱与贫困无关”。《卫报》与学界合作组建“解读骚乱”数据新闻团队，分析了260万条关于骚乱的Twitter信息，对它们进行了内容编码：重复、驳斥、质疑、评论，以确定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是否煽动了骚乱。他们发现Twitter不仅没有加剧谣言传播，反而在纠正谣言和动员民众恢复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上已述，新闻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由“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变为了“权威新闻来源所告诉记者的”，是媒体趋利避害的结果，即为了使新闻更客观、更全面、更具时效，并避免媒体陷入被控告的风险的做法。但事实上，社会精英往往由于主观因素而让新闻偏离客观的轨道。这些主观因素是他们出于种种权益目的，通过或淡化、或强化、或隐瞒、或凸显等各种手段操纵新闻，客观因素则是由于人类认知具有必然局限性的缺陷。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却因其有庞大的数据，甚至有时是“样本=全体”的数据做支撑，所以无疑更为精确、更为客观。也正是因为与社会精英个人的观点、说法相比，庞大的数据或者说几乎是全体的数据，因此更具精确、客观性，才使得社会精英们在数据面前不再辩解、发声，数据新闻从而成为媒体的宠儿，并代表了新闻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新闻实践遭遇大数据时代，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社会精英为了种种目的而有意隐瞒相关信息，从而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和现实面貌，还可以避免公众“被代表”，从而倾听到每一个公民所发出的声音。众所周知，在获取和分析全体数据困难的时代，为了获得大众的声音，通常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抽样（主要是国外的做法），二是代表（主要是国内的做法）。在抽样中，随机抽样一向被认为是最为科学、最为精确的方法。但它的精确、成功是建立在绝对随机性和诸多局限之上。绝对随机性在实施过程中非常困难，一旦采样过程中存在任何偏见，分析结果就会相去甚远。 而代表的选取显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这导致结果往往是不用人们猜测便可预测，如我国各种各样的调价听证会已被人们戏称为“涨价公示会”。在社会化媒体普及的今天，搜集全面而完整的数据乃至全体数据已经越来越成为可能。
不可否认，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人们所发出的声音遵循着幂律分布，众值的分布依次形成了一条急剧倾斜向下和一条长长的尾巴的曲线。幂律分布虽然意味着社交媒体上存在着舆论领袖，即这些人的粉丝数量非常之多，有些甚至相当于以往大众媒体的受众数量。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人发言不多，粉丝更少。他们的声音是如此之微弱，以致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往往被忽略，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在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抓取、分析技术的成熟导致“样本=全体”的理念，因此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倾听、被分析。正因如此，社交媒体不存在典型用户， “源于考虑平均值的那些思维习惯变得毫无用处而且是有害的”，需要考察集体的行为而不是专注于诸如舆论领袖这样的个体用户。 在大数据时代，如果真想了解民意，完全可以不用“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召开，而是让受众在一个网络平台投票，或者抓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分析得出。数据新闻不再依赖社会精英的诠释，转向依赖庞大数据所显示的结果，说明新闻客观全面地“描绘社会的总体真实”已经不远了。总之，从表面上看来，数据新闻引起新闻业的震荡表现在新闻实务的变化，但事实上，深层的变化应该是对固定消息来源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削弱与去除，对社会精英话语权的解构与消解，并使新闻更具客观、全面、公正的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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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