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距今115年前，全球人口中仅有13%居住在城市。时至2008年，世界一半人口为城市居民。据人口学专家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七成人口以城市作为生存的根基。在迅速的城市化讨程，特大型城市的增多为人瞩目。按照国际通则，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型城市。在1975年之际，全球的特大型城市包括东京（2660万人）、纽约市（1590万人）、上海（1140万人）、墨西哥城（1070万人），数量屈指可数。而目前，全球4.5亿多人居住在28个特大型城市，占全世界城市人口12%；在特大型城市中，16个在亚洲，4个在拉丁美洲，3个在非洲及欧洲。在亚洲的16个特大型城市中，中国城市占据6席，分别为上海、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
有关特大型城市的优势与弊端，中国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研究的专家中，质疑特大型城市的学者往往从其治理难度或环境污染、交通等方面提出反对意见。在经济学家中，支持特大型城市的学者主要看好其市场竞争力，认为特大型城市具有经济多样性，当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之后，城市有能力化解损失，有竞争力的新企业会出现，会再次注入城市的活力，原因是规模保证着特大型城市经济体的稳定。
中国公共卫生学界对特大型城市居民健康问题尚未展开系统研究，目前正在进行和已经公布的研究成果通常聚焦于环境健康问题，如空气污染和污水处理。同时，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还没有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审视特大型城市的公民健康问题。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尤其受到户籍制度和户籍概念的牵制。在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官方的卫生统计数据按惯例被划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虽然有可比较数据，但特大型城市的公民健康问题仍然被视为广义的城市居民健康研究范畴。另外，由于传染性疾病和意外伤害（如交通事故、火灾导致的死亡或伤残）等问题，常驻人口的健康与外来人口以及所谓的流动人口之健康问题，实属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前者的健康状况往往成为统计数字收集和公布过程中用以界定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后者的健康问题则被搁置在指标之外。鉴于此，要研究特大型城市的居民健康问题，首先要将常驻人口、外来人口以及流动人口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考虑和分析，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健康和生活与其中的所有人密不可分。
在未能将城市三类户籍人口统一分析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分清特大型城市的居民健康水平，是否比一般意义上的大城市或人口规模为中等的城市更好还是更差。但从公共卫生和医学社会学的一般性判断来看，特大型城市居民的健康的确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居住格局的拥挤、工作环境的拥挤、公共交通的拥挤、购物场所的拥挤，纷纷构成特大型城市的拥挤型疾病源头。所谓拥挤型疾病指，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速度取决于人群规模以及近距离的接触频率。人群拥挤的局面会导致突发传染性疾病大规模地迅速传播，2003年北京等大城市的“非典”经历即为佐证。特大型城市还受到更为复杂的空气污染、交通事故及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体育锻炼设施和绿地的缺乏也对健康促进的努力提出挑战。此外，看病排队的等待时间让患者望而生畏，不得已而拖延就诊时间，后果是病情恶化。
而中国特大型城市居民的躯体健康水平则通常超过其他城市的居民，更超过农村居民。以预期寿命为例，2012年期间，上海居民的预期寿命为80.26岁、北京为80.18岁、天津为78.89岁、重庆为75.70，分别明显地超过全国水平以及所在地区的水平。特大型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之高水平的背后，是婴幼儿死亡率和成人过早死亡率的低水平，体现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众健康的良好影响。但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健康的好坏至少要表现在躯体和心理状态两个层面。前者为物质，后者为精神，交错左右人们的健康。尤其在心理层面，特大型城市有可能凸显居民的负面情绪和精神疾患问题。
若以情绪问题而论，我们可以引用人民大学陶涛等人在2014年发表的一份中国家庭幸福感研究报告。支持该报告的实证研究发生在2012年8～10月。其间，研究人员对全国东、中、西部十个省市9604位成人和2372名子女进行了一对一入户面访，焦点问题是构成家庭幸福的要素。调查结果提出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其中之一即生活在二线城市的家庭幸福感较一线城市强。换一种说法讲，大城市人们的家庭幸福感输给了中小城市，说明前者的正面情绪不如后者。调查者特别指出，大城市的家庭对住房条件、工作压力和家庭关系表示不满为普遍现象；而小城市的家庭往往为较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的不足和社会保障的缺乏而发愁。相比之下，大城市周边辐射的二线城市的人们有着较高的幸福感。这表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也较大，反而是在大城市附近的中等城市生活的家庭，既可以享受到质量较高的生活以及公共服务，又可以在忙碌之余享受闲暇的生活。尽管这个研究没有使用特大型城市的概念，它已经提醒我们，特大型城市在建构公民幸福感的正面情绪层面有可能为弱项。
若就精神健康问题继续讨论特大型城市问题，我们需要借鉴一个以特大型城市为题目的海外研究。这个研究由Laura Helena Andrade等人在2012年发表在PLOS ONE公共免费在线科学期刊，属于心理学和精神科学交叉研究，调查现场在人口1000多万人的巴西圣保罗市，研究目的是推算这一特大型城市居民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患病程度以及治疗的覆盖面。该研究样本量为5037名成年人，采用心理和精神障碍问卷进行筛查。研究发现，1/3的调查对象在过去12个月至少发生过一次心理和精神障碍问题，其中焦虑性障碍占19.9%，负面情绪占11%，强迫症占4.3%，物质依赖（如对毒品和麻醉剂的依赖）占3.6%，总患病率超过在世界其他地区使用相同方法得出的研究发现。报告还披露，大多数病情严重的患者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社会底层人群比其他人群受精神疾患的困扰更严重，而且常常生活在犯罪频发的街区；常住人口的精神病问题比流动人口更严重，其具体表现是较高的患病率。
这个研究至少说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特大型城市的居民有可能更为焦虑。第二，精神疾患有可能对原有的城市贫民有更大的冲击力。第三，物质性依赖和犯罪问题的发生在特大型城市有更多的条件。第四，特大型城市居民的精神疾患问题一旦经过筛查则可能惊人。
特大型城市的健康风险多种多样。在传染病问题、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的同时，特大型城市居民的负面情绪与精神疾患问题尤其需要得到学者的重视。负面情绪与精神疾患问题与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同等重要，而且因其特殊性，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迟迟没有得到重视的公民健康问题。在特大型城市中，生活工作压力之大、人们彼此之间陌生程度之强、贫富差距之明显、交通问题之重以及安全感之弱，均构成了负面情绪与精神疾患问题恶化的条件。因而，建构幸福城市的努力需要继续。特大型城市需要及时地率先通过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精神疾病监测、筛查、转诊、治疗机制，为建构一个覆盖全国城市且辐射农村的心理安全网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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