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中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超过60%的服务经济占比背后的真实内容是生产者服务为主的事实，即不是“生产什么”有了根本改变，而是物质产品“怎样生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高服务占比并不应成为中国各地简单地、笼统地、一味地发展本地服务业的动因。大国产业发展顺序与多数服务产品的“非贸易品”特征，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其对人口大国发展服务业在供给方面的约束是物质产品生产力基础和城镇化基础；在需求方面的约束是本地需求水平，本地城市化水平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本地产业结构现状及其走势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部门结构。只有具备足够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与世界格局相似的高比重的生产者服务，以及高比重的服务业增加值。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生产者服务为主 因地制宜 物质产品生产率城市化水平 中国服务业发展作 者李慧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当今世界经济是服务经济还是“新工业经济”
中国经济正走在以重化工业发展为主转向以服务业发展为主的道路上。今年是“十二五”的尾年，各个地方进入了“十三五”规划酝酿与制订的工作阶段。回瞻“十二五”规划制订与实施过程，几乎所有中国各市县，属地不分东、中、西，主产不辨一、二、三，都提出5年中使本地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增长幅度，远超全国同期增长4个百分点规划之目标，很少有地方所提服务业比重增长目标是小于5个百分点的。然而，各地的实践结果距离规划目标却参差不齐，事与愿违之地不少。的确，中国经济已到了超越重化工业阶段的转折点，但是各地一味地热衷于发展服务业的势头存在偏颇，其与我们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有误不无关系。
最早提出并归纳服务经济、撰就首本服务经济著作的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在1968年说道： “由英国开始扩展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具有‘革命’的特征；而美国已深入发展并在所有国家表现出来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尽管较为缓慢，但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同样具有革命的性质。”富克斯写书的时候，大多数OECD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已超过50%，进入到本世纪初，2000年OECD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平均达至70.4%。发展中国家中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平均高达63.5%的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达至51.4%的水平，而南亚也到了50.0%的水平，世界平均值为67%。整个世界达到如此高的服务业比重，确是“革命”的，但此种革命是“缓慢”的。OECD国家花了32年时间，从占比50%左右发展到70%左右，也就增加了20个百分点。
比正确认识过程或速度的“缓慢”更重要的，是对服务业发展内容的清醒认识。人们往往根据服务业占比过半，来判断当前世界经济的“服务经济”性质。对这样的只看总量不看结构的判断，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见。富克斯“服务经济”概念的提出，似乎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丰富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对服务产品的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需求。这个社会因此被称作“丰裕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按照这样的观点，本世纪初的整个世界已进入“服务社会”，尽管各个国家有所不同。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他将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农业社会，生产率低，有剩余劳动力但素质差，因而服务业主要为个人和家庭服务；在工业社会则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服务为主；在后工业社会，知识性服务和公共服务成为主要的服务业。部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服务业产出过半的事实，认为服务业供给过半不是对服务产品需求过半的结果；相反，是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从而物质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现代企业生产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是工业生产以新的方式进行尤其是投入更多服务的结果。按照这种方法论，现代经济只能叫“新工业经济”。
“服务经济”或“后工业社会”与“新工业经济”争议的实质是，当代以至未来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究竟是服务产品还是物质商品？争议的实质其实是“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的问题。
“新工业经济”论认为，服务产出过半并不等于整个经济进入了以服务需求为主的“服务经济”模式；相反，当前的经济“服务化”仍然服从于以物质产品的需求为动力的“新工业经济”模式。新工业经济“一新”在生产的技术进步已经不再主要依靠体力劳动为主要劳动投入方式，生产企业中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远多于一线体力劳动人员； “二新”在社会分工深化使物质生产企业中原先内置化的为生产而进行的各类服务活动，外置化为由独立的服务企业来从事；“三新”在科技进步和服务生产独立化的要求，使与人力资本生产有关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就是说，主要不是“生产什么”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是物质产品“怎样生产”发生了根本转变。
为什么“怎样生产”会得以改变呢？其中重要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发生了使服务业比重骤升的重要变化，即物质生产的服务化尤其是信息化。服务化和信息化过程推动了工农业以及服务业内部的新的生产分工，生产活动变成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实际的物质生产通过高度自动化来完成。不仅这种自动化生产的背后需要投入大量的前期服务劳动和后期服务劳动，而且这些服务由内置化分工转而外置化，在宏观统计上就表现为经济的“服务化”。这种中间性服务或生产者服务远大于最终服务或消费者服务，OECD国家中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在量上是生产者服务小于消费者服务，其余都是前者超过后者；美国、法国在量上生产者服务与消费者服务的比例为3:1；德国、日本在量上生产者服务与消费者服务的比例也接近3:1。
这就是说，生产者服务而不是消费者服务，才是当今世界服务生产的主要内容。为工业生产的服务具体又可以分为四种： （1）直接作为工业企业的中间投入； （2）作为商品交换过程的流通和金融服务； （3）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所需要的服务； （4）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
讨论上述内容，是为中国各地发展服务业的速度和行业结构提供借鉴。国际经验表明，速度是来自结构的（因为速度的一部分来自新的服务产业内容），而更多来自于服务的内置化向外置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没有离开服务围绕物质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转的性质。即使是新的服务，相当部分也是上述四种服务中的（2）与（4），即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所需要的服务，以及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因此，除了一部分服务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于消费性需求增长外，更多的动力是来自于已有产业基础对服务的新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熟工业地区的产业分工，即内置化向外置化的转变；二是非成熟工业地区的工业发展。就此而言，世界经济的高服务占比，并不应成为中国各地简单地、笼统地、一味地发展本地服务业的动因。 服务业供给的“因地制宜”：供给因素制约
一个产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供给制约因素。早期的工业发展，就一个国家言，农业劳动作为社会的必要劳动，它的生产率是否达到一个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超过其个人需求的水平，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一原始条件，资金与技术等也是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条件。早就越过了这些条件的当今中国，就一地区而言，尚且受到本地离该工业产品的原料供给地或市场距离之生产力布局原理的制约，以及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的制约。而发展服务业，更是受到服务业发展独特条件的制约。
1．人口大国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是有其顺序的，而供给顺序又服从于需求顺序，服务产品被需求的产业顺序决定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演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了作为物质产品的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生产起源要早于服务产品，也解释了为什么服务业被看作第三产业。当然，物质产品的生产可以因社会分工而形成对服务业的需求。即使如此，社会分工史还是告诉我们，服务业的独立从而服务于物质生产，还是迟于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比如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因此，无论怎么说，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发展跟从于物质产品生产。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产品的发展，使人类形成“剩余交换力”去购买需求强度低于物质产品的消费性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升级，才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强调大国服务业发展的产业顺序呢？因为一个小国或小经济体，高比重地生产服务产品与其本经济体的物质生产能力之间可以没有关联度制约。小经济体的物质产品需求可以由国际贸易来满足，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超过90%就是一例。但是，大国尤其是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物质产品的需求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供给来满足，因此产生了中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甚至装备安全的问题。这就是说，只有物质产品生产率达到相当高度，资源和要素可以被腾出生产大量服务产品时，服务业的高比重发展才有了供给方面的产业基础。这个产业基础是宏观层面的要素总供给状况所赋予的服务业生产能力的许可基础。现实是，有着十几亿粮食需求人口的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十分低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其实还比较落后，可以被腾出生产服务的要素供给状况受到很大约束。
服务业发展在供给方面还有结构性的产业基础。它是产业分工程度所赋予的服务业发展的许可基础。这就是说，可以腾出的等量服务业生产要素供给状况，可以因物质产品生产与服务业生产的分工状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即服务业内置化向外置化的转换，正是以假定不增加全社会服务生产要素投入为条件，而增加服务业产出和提高服务生产比重的。显然，中国当下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的工业企业内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当大而全的状况十分严重，一线车间工人占企业员工总量的比重相当低下，制造业内部围绕最终产品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远超一线工人。而经济统计的口径是“单位经济”而非“岗位经济”，于是，这样的制造企业大量服务人员的生产活动成果，在统计上全被计入了工业产出，而不是服务业增加值。分工，即服务业从制造业的剥离，由于受到国有企业难以轻易剥离服务岗位员工的制度制约，而人口大国因服务外置化需要被剥离的员工数量也是大量的；因此，服务业内置化向外置化转变从而提升服务经济比重，就遇到了要素总供给以外的障碍。
除了总量要素障碍和结构分工障碍外，还有来自所有制歧视方面的体制障碍，即服务业进入方面的国有垄断。这类供给制约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松绑，本文姑且不论。
2．农业大国发展服务业的城镇化水平基础
除了特殊的移民状况，人口大国均同时不失为农业大国，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烈化与固化之大国。中国是可以首推的农业大国。它对服务业高比重发展的制约，除了在要素总量上拖累服务业发展外，另一重要制约机制是广大农村的存在，阻碍服务企业在地域上的广泛进入。服务产品多为“face to face”产品，主要是面对面发生供求关系的。农村是人口或消费者分散居住的地区，服务企业的分散布点不便于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居民宁愿自给自足、自我服务而很少购买服务。但若服务企业在农村地区密集布点，又产生不了足够的规模经济，服务企业也不愿进入。所以，一国城镇化水平越低，越制约服务业供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算上“农民工”也只刚过50%，如果不算真正进城的“农民工”，才刚过35%。如此低下的城镇化水平，必定在较长时间段内严重阻碍服务业供给。
总结供给制约因素，对中国整体而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十二五”初的43%较快地增长到2014年末超过46%。这一水平使服务业占比在三次产业中超过了工业，但仍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低物质产品生产率和低城镇化率，不可能在短期内使服务业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占比不能人工拔苗助长，更不能靠政府规划来拔苗助长。我们甚至应该反问： “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在人均GDP仅7000美元水平时就超过了制造业”，本身是否是一个问题。制造业占比居首让位于服务业，在日本是在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时，在韩国是在超过13000美元时。对中国各地而言，“因地制宜”除了制约服务业发展速度外，还严重制约服务业的供给结构。本地人均收入水平，关乎当地居民有无足够购买力消费物质产品之余的服务，从而引致消费性服务的供给；而本地工业发展水平，则关乎本地是否能像国际经验那样，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为主来发展服务业。服务业需求的“因地制宜”：本地需求制约
需求状况或市场状况是制约所有产品生产的。如果说物质产品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需求制约，是产品有没有国内市场，进而是产品有没有国际市场的话，那么服务产品的需求制约在相当大程度就是产品有没有本地市场。这种区别来自于两类产品在“可贸易”上的区别。服务产品的外观特征是产品的无形性或无物理载体性。由此，它就不具有可储存性和可移动性。除了少数可由电子工具运输的服务外，大多数服务产品是生产与销售同时同地发生的，供给与需求是时空统一的，它们就成为所谓“非贸易品”。非贸易不是指真不能交易，而是指只能面对面交易。就此而言， “因地制宜”也就成了按本地需求生产。
1．本地城市化水平与本地需求：地区服务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制约
由于物质产品的可移动性或可运输性，供给制约就不是本地需求。像耐克这样的产品被布局于中国的小城市里生产，然后被运往世界各地销售，包括他销（销往世界各地）和返销（销往投资国本国），当然也可以有一小部分的地销（生产地销售）。但是，大多数服务产品是不可移动的，它们便不能像物质产品那样被运往其他地区销售，更不能像“可贸易品”那样行销于全世界，它们只能在本地被消费。于是，由本地的城市规模形成的对服务的需求状况便制约了服务。如果说城镇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存在制约影响的话，对发达国家而言，主要是供给影响，即分散的农村对供给者没有规模经济，但农民本身并不穷。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求的制约影响比对供给的影响更大，因为分散的农村居住着收入低下的农民。中国所有省份的农村服务消费总额占全部消费的比重远比城市低。而就服务消费的结构看，农村服务消费中的70%～80%为教育与医疗两项刚性消费，其余服务消费非常少。同样，两项刚性服务消费在城市的比重一般在50%以下。
更深入分析，我们要强调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都以行政区划所辖范围为衡量口径，而行政区划又往往由行政安排形成。比如，地区在不同行政区划内划拨，两市合并就扩大了城市规模与人口；一省的相当大部分划归某一城市，这个城市的规模与人口就一夜间爆涨，而划入部分其实大多为农村。我们要强调的是，城市建成区规模与人口。小城市以及城市名份虽大但建成区并不大的地区，并不具备发展服务业的充足的本地需求。
中国现有权威的城市规模衡量口径，划分了1000万人以上、500～1000万人、100～500万人、50～100万人、50万人以下等不同规模等级。但划分标准全部建立在行政区划所辖人口规模的口径下，并不区分城市即建成区与农村。而经济意义上真正的城市，其实关乎工业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集散两者的密集度与规模，要求剔除农村；发展服务业意义上的城市，则进一步强调人口积聚、工业积聚，从而强调对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密度与规模。在中国，一个600万人口但其中农村比重非常高的地级市，可能比一个400万人口但建成区比重很高的地级市，发展服务业的“资格”、潜力、业绩与效能要低得多。
因此，在衡量服务业发展潜力上，我们建议摒除现在的仅以行政区划所辖人口规模为标准的城市规模划分法。在中国现在的十种叫作“市”的城市中，除了具有某种特殊的服务发展资源（比如著名旅游景点、金融中心等）的城市，基本可区分为两大类城市：一类是达到重点发展标准并可预期较好的服务业发展规模与速度的五种，它们依次是：中央直辖市、副省级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其他省会城市，以及上世纪80年代初地市合并前的不含县的地级市（共66个，比如江苏的苏锡常）。另一类是需要先发展服务业的基础产业和城市建成区的5种，它们依次是：地改市的地级市州（因为过去只是县的组合）、不含县的地级市（目前共有5个，它们的服务业可能有较高发展速度，但规模很小）、准地级市、地改市以前的地区直辖市（也是县改市风潮以前的县级市）、县改市。
做如此划分无非是为了克服现有城市规模划分中不计城乡差别的弱点，强调服务业发展所依赖的城市建成区规模及其成熟度。其中，重要的是建成区人口规模与工业成熟度，它们决定了人口与产业的集聚程度，从而决定了消费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本地需求程度，也决定了地区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划分只是粗线条的，在第二类城市中列首的250个左右地改市，有一些经过几十年发展使建成区规模与工业化水平进步较快的城市，也未尝不可列入第一类。
2．本地产业结构走向与本地需求：地区服务业发展结构制约
上述地区服务业发展规模与速度问题，是从总量意义上认识服务业发展的。笔者希望接续讨论总量下的结构问题，即本地区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服务业。服务面对面的交易方式，使得本地服务业需求结构决定服务业的供给结构。
在服务业发展战略中，我们应该认识工业化、城市化、服务化三者关系。除了原始的最早期的城市形成于商品流通集散的“市”，和为保护经济意义上的“市”而建立的政治意义上的“城”以外，现代城市形成于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集聚。首先是工业化，工业发展提出了工业居住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早期外延式的工业发展必须靠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接着就有了城市化。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对生活性服务业提出了需求，生活性服务业得以发展。工业外延式发展的局限性又促进了技术化与信息化的突破，产生了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发展。最后是生活性服务业被提出更大需求，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城市化进入成熟期。
对于中国大城市而言，先进制造业多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可以重点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处理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确定是生产者服务业引领制造业空间集聚，还是制造业发展带动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对于中等城市而言，首先要建立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制造业发展作为现代服务业存在和发展的产业基础，通过制造业吸引与推动生产性服务者集聚，使经济由第二产业带动逐步转变为第二产业升级（向依靠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带动，以形成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和城市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小城镇而言，更需要的是补消费者服务业的课，在人口与工业初步集聚中提供与完善消费者服务。
殊不知，一定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不仅决定了与它相匹配的服务发展规模与速度，而且决定了服务业发展的部门结构。在此意义上，一个落后的贫穷的边远的县域经济，提出一个增长速度很快的服务业五年发展规划，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工业化基础不支持它快速发展生产者服务，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支持它快速发展消费者服务。
中国的地级市在行政上管辖县级地域，在经济上也由县域经济统成。县域经济单位包括原市辖区、原地辖市（现市辖市）、原地辖区（现市辖区）、市（县）改区、县改市、县、区。服务业比重最高的是原市辖区；现在服务业发展潜力最大的则是现地级市首区（城区）。需要强调的是，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有不同的服务业发展模式：按产业结构层次由低往高排列，可分为消费者服务业补课型、消费者服务业发展型、生产者服务业初创型、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型。而无论哪种发展模式，都必须明确生产者服务需求来源于本地工业的规模与水平。
一般而言，消费者服务需求来源于本地人口集聚与收入水平。不管地处东、中、西，因世界服务经济的过半占比，而盲目一味地提领本地服务业发展的思路，并不可取。服务业发展是不能拔苗助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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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V.R.Fuchs. The Services Economy.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 1968:2.
[2]李慧中．国际服务贸易．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 Daniel BelI.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4.
编辑 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