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安的电影是当代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其中既有对于西方文化的深刻体悟与探索，也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与考察。他的电影作品并没有一味地对西方文化大力推崇，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当中显示出明确的文化自省意识。李安在电影创作中，更多的还是基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在具有现代性的视野中做出文化的梳理与融合，提炼出新的文化意象与审美价值，从而形成“新儒家文化”电影创作特征。
[关键词]导演风格;李安;新儒家文化;电影创作
从“父亲三部曲”开始，李安的电影创作就呈现出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创作倾向，立足于内涵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审视西方强势文化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融入与冲击。其中，既有对于西方文化的深刻体悟与探索，也有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与考察。在文化融合的表达过程中，李安并没有一味地对于西方文化大力推崇，也没有将中国文化置于被批判的语境之中，而是显示出明确而坚定的文化自省意识。早在“父亲三部曲”创作之初，他就将审视的目光放大到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宏观层面之上，将中国文化在这种文化语境的潮流与变迁当中，所做出的保证文化纯洁性的排他性的挣扎，透过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地展现出来。可以说，李安电影在创作初期，更多地展现了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推手》《喜宴》《饮食男女》都是这种思想作用下的艺术产物。
然而，随着李安开始拍摄更多元化的电影类型，他不再拘泥于描写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复杂过程，更多的影片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特色，《理智与情感》《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等，内容与主题的表达虽不尽相同，但在人物性格塑造、情感表达与叙事方式上都表现出中国文化思想的痕迹。这种对于文化的焦灼感与认同感，直接映射在李安的电影创作思想之中，他将儒家思想经过岁月经历的沉淀后，重新以新时代的眼光进行审视，结合西方文化的相关思想观点与美学角度，在其电影中化作一种“新儒家文化”，蕴含于镜头画面之中。
一、身份的焦灼——对于自我认同的文化探索
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对于自身文化纯洁性的守护，面对外来文化的迟疑与彷徨，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文化纯洁性的同时，又能够吸纳外来新鲜文化的优秀之处，是文化融合过程中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文化融合是一个具有撕裂感的痛苦过程，从一开始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相互碰撞，不断寻找能够结合的切入点与结合点，到最终一方呈现出疲累的姿态，开始不同意识形态的吸纳与融合，最终完成两种文化的融合。这是一种撕裂后重新获得新的文化形态的过程。但是，吸纳与融合的过程正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意味着自身的文化原本就是弱势文化，这也直接造成了文化融合中人们对于文化身份的焦灼感，即在文化融合中对于自我认同的挣扎摸索。
在李安最开始的电影创作中，“父亲三部曲”重新梳理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影片中的父亲表现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极具文化符号的形态特征。这三部电影中的父亲形象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码象征，也对于新鲜思想与新的文化形态的接受呈现出一种文化融合的挣扎感与焦虑感，坚守自我，或接纳他人，似乎在电影中成了相对两难的选择。而父亲形象体现出的儒家文化思想，也使得他们极具个性，内涵深厚，构成鲜明的个人形象。
《推手》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第一部，片中将关注的视野直接推向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朱师傅在退休后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与美国的生活、文化相互融入的痛苦过程。在他看来，美国的一切都与中国不同，人们的外貌与思想都与自己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外国儿媳妇玛莎，更是彼此无法调和的存在。朱师傅在美国的境遇是一次文化融合失败的经历，他身为太极拳师傅，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骨子里的思想也是传统的。朱师傅退休后来到美国，前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他无疑是一个文化上的异类，也是代表美国文化的儿媳妇所不能包容的他者文化。朱师傅的文化融合是失败的，他的儿媳妇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失败的文化融合过程。在尝试过一同生活后，已经融入美国文化的儿子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孝”文化，产生了驱逐自己父亲的念头，这也表明儿子代表的所谓成功的文化融合案例是一个狭窄的、不健全的文化融合，他在融入美国生活时，没有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态度，曾经想让父亲来美国安度晚年，却抵不过妻子玛莎的情感轰炸。因此，被驱逐的朱师傅来到唐人街的餐馆打工，生活中唯一能给予他心灵安慰的是来自台湾的陈老太。至此，李安利用影像书写了一曲文化融合失败的悲歌，朱师傅在他者文化中的失语，融入异国文化的失败，以及遭受儿媳妇代表的美国文化与儿子代表的融合后的中西文化的双重排斥，探索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朱师傅最后只能和与自己文化属性相同的陈老太实现融洽的相处与情感共鸣，也证明了移民大潮中的老一辈华人集体融入美国文化的失败窘境。
一开始，儿子基于儒家文化中的“孝”，将父亲接来美国生活，企图让父亲接纳美国文化，成为文化融合后的移民华人中的一员，但是这种思想与行为的失败让儿子放弃了自己思想中仅存的“孝”，最终将父亲驱逐在异国他乡之中。由此也看出，儿子的文化融合是不彻底的，这是一种完全割舍自己体内的文化血脉，重新用美国文化“思想换血”的过程。
《喜宴》则将更加复杂的家庭问题与文化问题呈现于大银幕之上。如果说《推手》中的朱师傅进行的是一次主动的文化融合，那么《喜宴》中的高伟父母则被迫经历了一次文化洗礼与接受的过程。高伟是一名同性恋者，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绝对不能被理解也不能被接受的身份。高伟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子结婚生子，组建一个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完美家庭。因此，高伟与顾葳葳的结合是一个荒唐的错误，二人在纽约的婚礼更成为一个充满戏剧冲突的闹剧。在充满戏剧化的碰撞中，李安重新审视了高伟父母代表的中国最为传统的家庭单位，他们传统的思想对于外来新事物与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当传统遭遇现代，中国文化遭遇美国文化，情感是否能够超越理智，是李安在潜移默化中探讨的思想维度。 而《饮食男女》则将文化融合的问题置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视野当中，更进一步探讨了老一辈家长与子女的代际关系与情感牵绊，看似更加传统的小众叙事之中却满含文化融合的深度。老朱的三个女儿性格各异，每个人都有各自心酸的经历与混乱的生活，她们代表的新思想与老朱截然不同。老朱始终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可贵，而三个女儿的行为却一步步瓦解着老朱的忍耐力与接受度。在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碰撞、中西方文化的冲撞融合中，李安将这种痛苦的融合与接纳的过程呈现在个人的变化当中。因此，李安在其电影中探讨的关于文化融合的议题，是一次自我身份的焦虑，是文化融合过程中对于自我认知的一次探索。
二、意识的变迁——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自适应
李安电影的拍摄经历，同样也是一次文化融合的经历。在“父亲三部曲”以后，李安开始尝试不同风格的电影。1995年，他接手改编世界名著《理智与情感》，以东方人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简·奥斯汀的这部享誉世界的处女作。但是，在李安的艺术视野与审美理想之中，该片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改编自简·奥斯汀小说的影片之处，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情感的表达过程中，留下了导演李安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审美情趣，甚至一些镜头画面的表现力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取向都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痕迹。正因如此，李安的这次电影改编成为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历史中十分独特的一笔。李安对于《理智与情感》所做出的改编尝试，也可以看作一次文化融入的尝试，是一次在他者文化语境中的自适应的经历。
此后拍摄的《卧虎藏龙》既是李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回归，也是他对于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影片当中蕴含的深刻的儒家思想与文化意象，颠覆了人们对于武侠片的认知。其对于武打过程形式化、艺术化的处理，让每一个镜头都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美学思想。而影片当中叙事结构的设置完全契合了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以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传统东方的侠骨柔肠。李慕白与俞秀莲的精神恋爱，玉娇龙与罗小虎的原始欲望之恋，还有李慕白为师傅报仇而追杀碧眼狐狸的复仇情结，都暗暗契合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脉络与基本思想。与此同时，李安将儒家思想注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叙事情节之中，在潜移默化中消解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对于文化融合的尝试，是李安以中国文化为起点，对于西方世界进行的一次文化输出，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与叙事框架的改变，让整个故事更符合当前主流的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框架，同时又不失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即形成了一种极具个人风格标签的“新儒家文化”艺术风格。
到了《断背山》，李安的这种“新儒家文化”传播视野彻底转换到了牛仔文化当中。两名牛仔的同性之爱横跨了数十年的时空维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李安既保留了西部牛仔文化中的人物属性，同时将儒家文化中的思想和个性注入人物身上，隐忍、克制、坚强、对事情处理方式的中庸态度，都为人物形象贴上了“中国化”的标签。李安在电影创作不断学习与经验累积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也经历着中西文化的冲刷，他的电影创作思想正是他对于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自适应找到的一条精神出路。
三、文化的修正——电影艺术的跨文化表达
电影《卧虎藏龙》与《断背山》的成功，印证了李安对于文化融合的探索之路的成功，而接下来的影片《色·戒》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证明了李安对于电影艺术的跨文化表达与文化融合、传播上的技巧的成熟。他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对于文化进行自我修正，利用西方的叙事框架嵌入传统的中国文化思想，由表及里地渗透在叙事的过程中。尤其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李安将中西方文化中的思想融入丰富的意象之中，通过隐喻叙事表现儒家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共鸣与结合。
李安在叙事的过程中，修正了文化融合过程中不可调和的部分，在一种现代性的视野中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契合点，通过表达方式的转化实现互补损害的文化融合。同时，他的影片也越发体现出鲜明的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娱乐文化属性，在娱乐文化覆盖之下，是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与文化议题。少年派在海上漂流的惊险历程，现实与虚幻不断切换，不仅是一次肉体的救赎，同时也是一次精神的救赎之旅。船上的多个符号化的意象，与少年派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博弈，生与死，自我与他者，在彼此摩擦与探索的过程中，也影射了文化融合之间的内部博弈。
在李安的文化修正下，他的电影越发呈现出对于全球化语境的强大的适应能力，不仅能够被东方观众接受，更被西方观众理解和推崇。同时，在娱乐文化与奇观文化的作用下，通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已经可以看到李安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先锋尝试，利用新奇的影像外衣包裹略显陈旧的思想内涵，寻找观众更容易接受的艺术维度去进行表现，无疑是更加契合当前主流电影文化语境的。正因如此，李安的“新儒家文化”电影创作也呈现出越发强大的生命力与艺术张力，使其在电影的娱乐性与艺术性、思想性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中国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新途径”（项目编号：SKL—201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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