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脠】蜠章以1993年的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上何香凝曾经讲过，要肃清共产党余孽的争论切入，阐述了长达二十年的争论过程，本文的结论是，在今天，学术氛围很宽松的环境下，有些学术跟政治关系很密切，有些学术已经远离政治了；学术研究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但也离不开政治。
【关键词】唠饏凝；学术与政治；宣传和研究
一
1993年6月27日至30日，在广州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召开了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安徽、贵州、湖南、福建、河南、广州、香港和美国等地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的学者、提交的论文35篇。这些学者包括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广东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黄彦，中山大学有六位教授，他们是陈锡祺、段云章、林家有、周兴梁、吴熙钊、李坚。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学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尚明轩、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吴雁南，当时的学术讨论会分成两个大组，发生争论这一组的人员，有中山大学教授段云章、中山大学教授林家有，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研究人员王怀洲，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副研究员蒙光励，广州农讲所馆长陈登贵研究员，后来张磊研究员，孙中山所所长黄彦也就争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会议争论的起因，中山大学段云章教授在他的论文《1927年前后何香凝对蒋介石、汪精卫的认识》中谈到：何香凝曾经讲过，“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共产党”，结果一些学者对段云章的论文有意见，一时，会议议论纷纷。这时候王怀洲起来发言，王怀洲说：我看段云章老师的论文，充满了对何香凝的深厚感情。邓小平曾经说过，右能葬送社会主义，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我的看法，段云章老师对何香凝的感情是很深的。意思是说，段云章的文章主体是很好的。王怀洲又说，历史是宣传何香凝的光辉业绩。接着是陈登贵研究员的看法，过去有一种说法，宣传有口径，研究没有禁区。接着，大家就宣传和研究的一些问题交换了看法。在下一次的小组会议上，段云章教授又坚持他原来的看法，认为何香凝确实说过“肃清共产余孽”和“打倒军阀共产党”的话，有史料为证。段云章教授也说，他本人对何香凝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下次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会上，广东孙中山所所长、历史学家黄彦研究员说，历史领域几十年来受左的毒害很深（大意）。
在学术讨论会将要结束时，广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张磊对这一争论发表了看法：
“从人物评价引发了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问题的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历史科学必须真实地反映事件和人物，探索其实质和特点，揭示对象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因而要求研究者掌握大量的、翔实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分析，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力避溢美和苛求。史学研究应当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念、宣传活动统一起来，相互推动，彼此促进，切忌对立。当然，纪念活动不宜多讲负面，宣传工作可以有所侧重，但却不能有悖于历史事实。主观的臆造和虚构与历史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全面、准确和实事求是，力戒片面化、绝对化和简单化，因为人们的活动是复杂曲折的；获得正确的认识，自然是一个反复演进的过程，而将认识付诸实践，又是一次重要的飞跃。“天纵之圣”是不存在的，杰出人物的光辉的一生中，出现短期的困惑、偏差乃至错误，是难以避免和可以理解的，应该结合具体条件加以说明、使人了然。
按照历史学家张磊的说法，何香凝当然不是天纵之圣。同时，他在1928年3月12日发表的反共言论，只是一种短期的困惑、偏差，当然，说成错误也是可以的。段云章教授的观点：何香凝已由判断错误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失误。中国科学院尚明轩研究员是赞成段云章的观点的。
蒙光励副研究员表示不同意，他在论文写道，“尚明轩教授依据何香凝在某些场合一些违心的活动及参与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认定她参与反共活动，这个评论显然过分严重，且不够公允。本人实在难以苟同。”蒙光励引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说明蒋汪反共，何香凝曾保护了中央妇女部的一些共产党员。
而段云章则认为，回忆录虽然有价值，但因离当时十年乃至数十年，记忆有误这是难免的。一般地说，当时留下的档案、文件、回忆、比较以及报刊资料，要比多年后写的回忆录可靠些。而段云章教授引用何香凝反共的言论，确实登在当时的报刊上。
十九年后，2012年7月在广州，由中央民革召集的有关何香凝的学术研讨会上，蒙光励又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他引用段云章教授1993年学术讨论会的资料，说何香凝曾发表了“赶快肃清共产党余孽和腐化分子”等反共言论。
值得注意的是，蒙光励在1993年时表示，对何香凝参加反共活动，实难苟同。到2012年7月，承认何香凝有反共言论。笔者认为，反共言论比反共活动轻得多，在承认当时的何香凝的反共史料的同时，做出比较让人容易接受的结论。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一些民主党派有反共历史，比如中央民革原来的领导人李济深，1927年4月就在广州主持肃清共产党的运动。李济深在解放战争后期投奔共产党，促使一些国民党将领起义，并成为中央民革的领导人，这样来比较，何香凝作为中央民革的领导人，错误是微不足道的。
1993年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能不能把何香凝的话写进论文里，对此，张磊研究员在会议结束时就说，纪念活动不宜多讲负面，宣传工作可以有所侧重，但却不能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段云章是可以写的，但不要写得太多。
而1993年段云章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有意掩饰这些曲折、失误的主观原因及其思想本质和主流，使人加以历史地理解。讲清楚何香凝上述历程（也就是从反共言论到再次紧跟共产党历程，笔者注），我觉得不仅不会贬损何香凝的形象，反而增加了后人对她的尊敬。段云章的这一观点，在学术讨论会上受到许许多多的学者发自内心的支持。当时的场面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王怀洲在1993年论文写道：“笔者并不主张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对每一历史事件的繁琐考证上。”当然，直到2014年，也没有发现有人对何香凝当时的一些失误的反共言论进行深入的考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考证也是可以的。
二
2002年10月，张磊研究员在《民国广东大事记》的序言中写道：学术研究离不开政治，但又不应从属于政治。这说明张磊对1993年学术讨论会中提出的宣传和研究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思考。
王怀洲说明，关于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结合得及其紧密。比如江青四人帮的控制下，研究历史有一段时间以评法批儒为中心，政治性极强。当时，要是有人敢为孔子、孟子等儒家说好话，必然要挨批斗。江青四人帮又把周恩来影射成儒家。记得1979年笔者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历史系发下来的中国古代史教材，自始至终贯穿着儒法斗争的主线。
1993年王怀洲在论文中写道，笔者并不主张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对每一历史事件的繁琐考证上。回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绝对不能讲历史研究以史料搜集为中心的，甚至不能讲对历史事件的考证。现今的历史研究，专门收集史料也好，专门考证历史史料也好，都不会受到责难和批评。今天的学术环境，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但历史研究不应以历史考证为中心，也不应该把史料搜集作为唯一研究手段，这也是国外史学界的做法。比如，西方国家出版了一套书，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显然，像这类历史书，单单依靠史料和考证，还是不够的。要求作者有很好的政治洞察力。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也有宣传和研究结合得很紧密的一些领域。
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0年12月版，就跟政治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但是，一些地方史志，特别是古代地方史志，就跟现实政治关系离得很远，当然，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四人帮是不允许的。
所以，张磊研究员所说的学术研究离不开政治，但又不能从属于政治，总的说法是对的，但深入研究下去，也是一个大课题。
跟政治关系很少联系的领域，还有一些地方开展的族谱研究，这类历史研究，跟政治的关系已经离得很远。
跟政治关系很紧密的还有很多。比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些历史学工作者，就有这样一个宣传任务——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所领导的军队，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以前，美国国内也有对日本妥协的派别，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集团，所以蒋介石集团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确实有跟日本某些领域妥协的情况。而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后，蒋介石集团的抗日立场才非常坚定。在坚定抗日方面，共产党做的好些。当然，从历史研究的宣传和研究的关系来看，还是不应该大规模暴露蒋介石一些对日妥协的情况。因为，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中提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而廖承志的信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这篇论文最后一句话是，跟民主政治紧密联系的历史研究领域，理应受到更大的资金支持和其他支持。
【注释】
［1］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74.
［2］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421.
［3］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3.
［4］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68.
［5］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69.
［6］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6.
［7］唠饏凝生平事迹研讨会暨民革前辈纪念场馆联谊会第一次年会交流材料，2012.7.41.
［8］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7.
［9］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人民日报，1982.7.25.
【作者简介】王怀洲（1957.8－），广东揭西人，本科学历，馆员，研究方向：中外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