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现在人们都特别关注的，而且现在教育市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学术研究服务也是需要进行转型创新发展的，那么学术研究论文怎么写？下面小编就整理了关于学术研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欣赏借鉴。
第1篇：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危机与应对
毋改霞(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关乎学术研究为谁服务、如何展开的问题。研究生，作为以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精英群体，是学术研究队伍中重要的后备力量，然而，近年来其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却出现了某种危机，表现为研究动机功利化、研究范式“西化”、学术创新异化，这与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式微、高校德育实效性不高以及学术规范教育重技术规范轻价值引导有关。应从强化高校德育对信仰的培养、完善学术规范教育的层次性、加强经典文献教育、全面认识学术自由等方面引导研究生树立科学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高校德育；学术规范教育；学术自由
学术研究价值取向是研究者在从事高深知识探究活动中，对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目标的一种自觉选择。这种价值选择，直接决定着学术研究的目的与功能的实现，为研究活动提供理念层面的基本指导。研究生，作为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学术精英，是学术研究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成长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关乎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充分发挥精英群体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危机
学术研究，首先是研究生走向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其价值系统是由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所决定；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本身有自己的逻辑规则，在根本上规定着与其他实践活动的区别。由此，学术研究的价值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在外是由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决定，在内是由以学术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决定。所以，高等教育借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既有“认识论”又有“政治论”的成分[2]：既要以闲逸的好奇追求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又要为国家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以“有用”为目的。即，在现代社会中学术研究既要实现学术上的合法性，合乎学术规范，又要保证政治建制上的合法性，合乎社会发展[3]。前者要求学者必须承担一定的学术责任，后者要求学者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只有如此，学术研究既符合了科学本身的利益，又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方向一致。然而，观之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却陷入了种种危机之中，具体如下：
(一)研究动机的功利化
一项关于研究生对“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认同调查发现：69.2%的被试认同，27.6%的被试不确定，12.2%的被试不认同[4]。可见，大部分研究生认同学术研究的目的应是探究真理、服务社会，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学生并没有学术志趣，并未意识到学术研究的职责所在，在实际中开展学术研究的动机多是迫于就业与生活的压力，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想通过读研进入高层次院校、增加就业砝码成为研究生的常态。如此一来，在读研期间有些研究生比较迷茫，依旧停留于不断地听课、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对学术研究却不钟爱，研究态度非常不端，甚至经常存有学术失范现象，如参考文献中的用而不引、不读而引，伪造与篡改数据、重复他人研究成果等等。可以说，在研究生群体中，踏踏实实沉下来做研究的几乎只是很少一部分，以致有调查指出“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极其低下，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几乎为零”[5]。在这种功利的心态下，研究生的研究者这一属性，愈来愈得不到彰显，其研究能力的低下已成为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困境。
(二)研究范式的“西化”
库恩曾指出：科学革命是无形之中世界观的改变[6]。从一种范式到另一范式的转换，期间变化的不只是科学研究的工具与主题等，更是研究者对他们所及的世界的看法的改变。不同范式下的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要想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研究者重视在世界观领域的信念。只有确立了一种科学的、符合中国境遇的世界观，才能建立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区别于其他体系的根本标志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学术研究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通过对某教育部直属大学2000-2016年间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780份学位论文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对方法论做出阐述的文本寥寥无几，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更是微乎其微，不到1%；明确指出理论基础的占46.4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只占14.36%，运用较多的其他理论基础还有结构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由此，对部分研究生展开访谈，他们认为：在多元文化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受政治束缚的影响，在提倡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学术研究也应当走向多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会导致研究视野的狭窄与思维的僵化，更有学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包括经典文献通常是政治的产物，缺乏学术价值，对这些文献研究与运用的往往是御用文人，有阿谀奉承的倾向，不是真正的学者。透过这些数据与访谈，可以发现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范式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但是这种所谓的“多元化”理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盲目否定、对其它西方思想盲目崇拜的前提下，实质上是一种“西化”倾向，他们上可用至古希腊，下可用至后现代，却唯独跳过了教导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背后蕴含了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与欠理智的学术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与偏见，对西方的多元文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与向往，并认为学术研究只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追求西方的理性至上，才能实现科学化。
(三)学术创新的“异化”
现代在部分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与传统的决裂，现代化过程中最本质的口号就是“造新”。“新”是现代最根本的价值标准，人们渴求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新”[7]。对“新”的渴望，使各级各界不断在评价标准上求创新。目前，人们听到最多的一词就是“创新”，各种各样的制度都在不断地激发受众的创新潜力，以学术评价制度为例，根据学者的学术生产力来制定奖励与考核标准，呈现出较强的等级化与定量化倾向。对研究生而言，如果在一定等级的期刊报纸上发表不了论文，就无法评上奖学金、无法毕业。在此要求下，有人积极奋斗着，有人却走向了投机取巧。这些制度如同“黑洞”一样，把学生好的、坏的行为都激发出来了，既激发其斗志，起着某种积极作用，然而又促生了浮躁等不良行为。
研究生群体也开始追求“量化”“等级化”，心态浮躁，难以沉潜，对前辈先贤的经典之作欣赏地过于急躁，往往停留于表面的观点选取，而弱化了对观点背后深层向度的精神体系的汲取，缺乏立场与精神层面的沟通、交流与共鸣，造就了学术研究的低层次、重复化，趋同性、机械性较强，个性化、创新性不足。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常遵循一个模式“理论依据—现状调查—原因分析—路径建构”，部分现状调查设计的问卷通常不科学、实效性低，样本选择缺乏代表性，难以确切地反映现状，停留于对别人问卷的简单借鉴与套用，理论基础经常是明确地罗列出来，而难以贯通到整个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建构的对策，又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学生们普遍无法达到深层次的“融入”研究的状态，经常很肤浅，学术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缺失。对创新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的浮躁与腐败之风，为了出新，很多研究者经常无心读“旧”，而只求把握前沿，如此其理论功底愈来愈薄弱，反而陷入难以有所突破的怪圈中。
二、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危机的原因分析
(一)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与单向度化
现代化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迫使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一定的特殊范围内活动，且通常难以超出这个范围，如此造就了个体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得自身活动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的物质力量。可以说，人本身组成的共同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支配着个体的意志和行为，压迫着个体的发展[8]。当前，社会对人的控制的最直接形式就是技术对人的控制，通过对人的需要和欲求的满足实现对个体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控制。但是，这种需要究竟是不是个体充分发展所必须的似乎无人能来得及思考，只是社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流行的普遍被接受的利益。这种社会控制强求过度的生产与消费，强加这些外部需要成为每个个体自身的需要，使每个个体都还处于社会的奴役之下，大量的生产和分配占据着个人的全部身心，个体与外部社会在无意识中保持了一致的步调，逐渐习惯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们没有意识去反思现状。如此，造就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个体沦入社会已确立的话语体系与行为领域[9]。对物质利益的强调，使得人们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发展，一切实践活动的展开都以明显的利益来衡量，人发展成为“单向度”，造就了工具理性支配下价值理性的缺失，科学理性至上批判理性的式微。现代化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成就人类主宰地位的同时，遗忘了“人”存在的超越性，造就了人的精神“异化”与自我的丧失。研究生，面对“而立之年”的压力，在这种时代影响下，愈加注重一切活动的实用性与经济效益，功利主义盛行，腐蚀着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精神境界。
(二)多元价值共存境遇下高校德育实效性的缺失
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问题归根到底仍旧是个体价值观的问题，这与当前的价值观教育脱不了干系。对研究生而言，主要接受的是高校德育的影响，高校德育承担着对其进行价值引导的任务，引导其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当前高校德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及日常教育，与“思政课”相比，日常教育没有具体的教学设计与明确的教育目标、教学评价等，使得很多老师认为高校德育等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生活教育，这一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或等于简单的社会实践活动，有趣味而无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顾名思义，是对政治理论知识的传授，目前仍偏重于知识本位取向，整个话语体系多以宏大的政治叙事为主。可以说，“思政课”的环境与生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脱离状态，学生在课堂上与课堂外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思政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相对同质性的单一场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行动的指南；生活世界则是一个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的异质性的多变场域，没有一套确定性的价值体系与行动准则。生活世界的多元化与教学世界的一元化之间如何连接，以实现教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指导，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当把高校德育局限于政治教育时，其整个语境是政治化的，而且是宏大的政治叙事，主流文化也被置于政治化的氛围之中。在当下世俗化的时代中，其他非主流文化更多地是以经济、娱乐等通俗化的语境形式隐含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大众愈来愈关注自我的境遇下，主流文化离大众相对较远，而非主流文化则无处不在，如此就造成了一种趋势：主流文化逐渐脱离大众的生活，而非主流文化则不断侵蚀大众的生活。每个文化都内涵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或与主流文化相一致，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冲突性的文化长此以往势必腐蚀主流价值理念，消解大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信仰。高校德育缺乏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意识，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知识教学内容难以有效地指导生活实践。很多思潮如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已经对各年龄群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高校德育却很少直面这些思潮，很多教育者并未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文化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蕴，很少引导学生批判性地面对选择这些与生活相联系的实际问题。这种脱离于学生日常生活的课程体系，致使高校德育的效果总是难以令人满意，无论学校如何教，学生就是不信其传递的理念。
(三)学术规范教育在技术规范与价值引导间的失衡
研究生的学术行为与学术规范教育息息相关，二者之间存有一些共生关系，通过学术规范教育，研究生了解学术研究的整个要素，并对学术规范有所把握与践行，通过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行为，又不断促进学术规范研究的深入与全面，促进教育的体系化与科学化。由此，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存有的危机，说明了学术规范教育存有很大的漏洞。当前很多学校都出台了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读本或教程，但是，翻开这些读本一看，基本都是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步骤方法：学术论文的结构，如何选题、如何检索搜集阅读文献、如何有效地发表等，根本没有涉及方法论层面、价值层面的理念性东西，都是一些简单的技术操作问题。研究生看了这些读本之后，在学术研究中也就照搬一套基本的操作程序，根本不曾意识到这些方法与实施程序背后内含的方法论，所以，经常发现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似乎处于一种很混沌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中坚守了一种怎样的立场。
在答辩过程中，老师们经常说除了少量的理论研究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论文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些问题究其根由，在于研究生方法论意识的缺失。他们对研究方法有明确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常停留于如何机械地照搬操作程序上，而无法从抽象层面反思方法涉及的思想基础及理论体系是否符合个人的研究立场以及应用何种思维方式来展开研究，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模式而不自知。学术研究中，采用何种方法收集与分析数据固然重要，但是采用何种理论作为分析、解释数据的基础更为重要，基础不成立，研究结论肯定受到质疑，再精彩的量表与数据往往都是徒劳无功。多数研究生只顾着如何根据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方法，却没有意识到方法背后的逻辑层面何以统领整个研究。布迪厄曾指出我们需要保持“方法论上的警醒”，即：“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始终保持对所用的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背后的理论假设的反思性关注，并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各种彼此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危险倾向”[10]。这正是当前学术规范教育所缺失的地方，其存有的巨大漏洞，直接导致了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危机。
三、引导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走出危机的有效路径
学术研究之于一国的作用，历史与现实早已告知。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就曾提出“学术兴国”的思想，指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11]。在现代看来，这种思想是“教育兴国”论的延伸，过于夸大教育的职能。但是，在另一方面，可以观之，学术对一国之崛起的意义，德国的古典大学、美国的现代大学，都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楷模，在学术研究上都有卓越的表现，在国家的兴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在当代，全球中的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实力领先，且学术研究水平也处于领先地位。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后备力量，其素质不仅反映着一国创新能力的高低，更代表着一国思想领域与精神境界的状况。因而，亟需正视其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危机，并引导其走出危机。
(一)强化高校德育对信仰的培养
信仰，缘于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是人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对存在之确定性的一种把握，给人以价值上的引领、行动上的指导与约束。顾名思义，信仰是由“信”与“仰”两部分组成：“信”是“确信”“相信”，“仰”是“崇奉”“尊崇”。一个人是否已经形成某种信仰，关键在于对信仰对象是否“确信”[12]。只有在“信”之后才会有“仰”，“信”是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形成，意味着人生价值的最终指向与行动态度的准则。因而，人人皆有某种信仰，人们对一种信仰的选择意味着对另一种信仰的遗弃。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也即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13]。这一整套的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现代转向，更需要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体系。主流价值体系的最终建立取决于其是否被社会各界所认同，而认同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把其信仰化。
高校德育，作为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传输系统，自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高校德育教学在本质上偏重于由外向内的理论灌输，学生通常很难意识到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价值与作用，所以，在兴趣上并不浓厚，在学习上并不积极，在心理上并不认同。面对多元社会对个体价值体系的剧烈冲击，高校德育需要转变其理念，从“教会顺从”转向“教会选择”、从“结论给予”转向“过程引导”[14]。首先，加强课堂教学的实践拓展，促进理论对生活世界的有效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从知性教育、知识中心主义转向主体性教育、生活教育。主体性的教育模式，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从对立到互动，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与学生的能动作用。教师的引导必须能唤起学生的主动建构与觉悟，以促进人性化的他律与主动性的自律相结合。其次，教学内容的话语体系不应当只是政治知识话语，而要走下神坛，直面生活世界，与生活实践相融合，创建实践话语、生活话语体系，这样既可发挥其权威性与指导性，又使其不至于自说自话。再者，加强实践课程的规范化建设。实践课程，不意味着单纯的社团组织活动，也不意味着简单的参观红色文化，而是要把这些实践活动体系化、规程化，发挥其深层次的价值引导。追求德育的生活性、实践性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这门课的思想性[15]。德育的生活性与实践性意指学校德育与现实生活的融合，在课程设置与实施上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以实现德育的生活化；但是，德育，除了对世俗生活的指导之外，还有超越性的一面，生活化了的德育也要引导人们的现实生活走向更完善、更理想的境界[16]。那么，这种理想的世界就是德育的思想性与超越性的体现，德育除了生活化之外，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展信仰教育，实现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二)完善学术规范教育的层次性
学术规范乃研究者的立身之本，不遵守学术规范，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它是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就如何产生、传播及交流知识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层面，涉及学术研究的基本写作规范、引文规范、数据使用与处理规范等；价值态度层面，涉及学术观、学术道德及学术品格等，体现为个体在学术研究中的精神气质；逻辑思维层面，涉及从事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如批判性、创造性的理性思维。学术规范最核心的要素即创新，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17]。对照学术规范的内涵与层次，学术规范教育的内容也应从上述三方面展开：第一，基本技术规范的教授，技术规范有较固定的格式与执行标准，所以，教学的重点在于通过课堂系统全面地告知学生如何检索、收集、分类与处理文献，如何使用与收集数据，如何进行引文与注释的标注等。第二，价值观念的教化，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研究者的角色，认识从事学术研究需要的基本态度与精神。步入研究生行列的瞬间，学生首要的事情即明确研究生的主要角色与任务，即努力以一名研究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而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气质，如批判精神、合作精神等。第三，思维方式的训练。不同于中小学的普通知识与简单思维，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高深学问，充满了专业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匹配一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发现它，即“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过程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18]。学术研究对思维方式的高度要求，决定了只能通过日积月累的学术训练而非单纯的课堂教学就可实现，需要研究生在与导师的不断互动交往中，结合实践经历思考、反思与建构中才能有所进展。
(三)增设以经典文献为主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是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价值导向，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提升人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同样，这些转型所改变的恰恰就是文化体验的构造”[19]。各个时代文化的特征无疑都被久经考验的经典名著所呈现，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把握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人类的思想与智慧。所以，面对当前社会文化的俗化与人的物化趋势，首先高校需要增设经典文献研读课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导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西方哲学、文学艺术品鉴等。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目前高校普遍开设较少，学生通常是零散地、自发性地学习，如何有效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对传统文化做出现代诠释，提升教育的文化之境，力求以文化人，是高校课程体系应当扩展的空间。其次，研究生导师一定要主动引导学生研读经典原著，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当前的专业课程理论蕴含了较多西方话语体系，部分理论背后的价值立场，存有消解主流意识、淡化主流思想的倾向，但是部分学生并没有对如此价值立场做太多的深入反思与批评借鉴。鉴于此，研究生导师尤其应当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以批判的眼光全面认识多元话语体系。
(四)科学认识学术自由及其限度
部分学生研究价值取向的异化，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的旗号下，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会限制学术自由，只有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才是真正的自由，由此大力赞扬西方多元文化，更有甚者支持“意识形态终结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这种不当的观念，究其实质，是对学术自由的误解。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代表对学术自由的抵制，相反，鼓励“学术研究无禁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否定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的多元，坚持的是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其二，学术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有存在基础与限度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的，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契约，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其限度有二：第一，真理限度，学术自由是在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之中才享有的，是以对真理的无私辩护为前提，意味着对学术共同体规范的遵守，任何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传播个人的不正当观点都是不合乎理性的。第二，道德与责任限度，基于知识对社会大众的普遍福祉，基于学术的功利主义的工具属性，学术研究要以“善”为终极价值诉求，寻求学术自由实践活动的知行统一，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和道德正当性的统一[20]。马克思主义，是被证明了科学的、先进的价值体系，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诠释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学术研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积极吸纳其他思想之精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思想的深邃。
第2篇：学术研究与普及应用—论加强青年学研究之双轨并进
黄志坚
摘要：我国青年学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青年学这门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要在落实群团工作学科建设和实施青年发展规划中求得新发展，要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求得新突破，亟须沿着学科体系丰富完善与学科理论普及应用之双轨，创新并进。学科体系的丰富完善，要在“以我为主，博取众长，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上下功夫，着力在学理学说、探求规律和体系构建三大领域有新的突破。学科理论的普及应用，要改变忽视、轻视甚至鄙视应用的偏误，在五大领域加强青年学理论成果的应用：为青年成长提供理论引导；为青年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青年教育提供理论教材；为青年工作科学化提供理论支撑；为制定青年政策法规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青年学研究；学科体系；学科理论；普及应用
一、青年学勃兴的新机遇
2015年7月，新华社授权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群团工作研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4月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加强青年学研究［2］。”中共中央2017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3］”。上述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为我国青年学的勃兴提供了新的机遇。
《意见》提出的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落实到共青团，首推的当然是青年学。共青团工作的对象是青年，做的就是团结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工作。在共青团95年的工作实践中，对于如何认识青年，如何对待青年，如何促进青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如何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充分发挥青年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和由此升华的理论，有了加强青年学学科建设的扎实根基。共青团还有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青年院校和科研机构，有一支雄厚的研究青年学的科研队伍和力量。现在是已经到了推进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大好时机。
《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发布的第一部青年发展规划，对促进我国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发挥青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生力军作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把“加强青年学研究”列入这部国家级的规划，是党和政府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充分肯定，是对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落实《规划》不能或缺的理论指引，更是对青年学学科建设的有力推进。通过加强青年学研究，为实施《规划》的重点项目和实现《规划》的发展目标提供理论支持，必将大大提高实施重点项目和实现发展目标的科学性和成功率，而我们又可以从实施重点项目和实现发展目标的实践经验中，提炼青年发展的新原理，滋养青年学的理论内涵，完善青年学的理论体系。实施青年发展规划与加强青年学研究这种互为促进的逻辑关系，为青年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丰富与完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加强青年学研究，还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新任务。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任务。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他还特别突出提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4］。”青年学正是一门对促进青年一代全面发展和提高青年工作科学性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加强青年学研究，必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点做出理论贡献，同时又推动青年学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青年学30年发展的再前进
面临如此良好的发展机遇，青年学研究应当怎样加强？科学技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都是经由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一步步地走向丰富与完善的。青年学的发展和其他学科一样，都要有一代又一代人承前启后的持续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5］。”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人承前启后的过程，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无例外。当今加强青年学研究，也需要有“世代的依次交替”，一方面要善于利用以前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所以，现在加强青年学研究之道，不是割断历史的重起炉灶，而是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以往的青年学研究，并在已有的基础上求得新发展。因此，就有必要对我国青年研究的历程，尤其是青年学学科兴起的历程，有个客观、全面的了解。
1.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初探
我国的青年研究始于何时？目前的研究都是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始，至今有102年的历史，但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兴起。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研究，最初的探索是研究共青团，研究以青年为特定工作对象的共青团工作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就对中央团校提出了研究共青团工作理论的要求，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胡耀邦十分重视共青团工作的理论研究，极力倡导在教学和科研中钻研共青团的学问。为此，中央团校于1955年设置了青年工作教研室，有组织地强化了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中央团校更开设有“青年与青年特点”的专业课，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深化对青年全面系统的研究。历经20余年教学与研究的积累，笔者在多年讲授“青年与青年特点”课程的教学讲义基础上，于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青年特点与共青团工作》［6］。这是笔者研究青年的第一部专著。这部著述，从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青年期的本质特点、青年期的生理特点、青年期的心理特点、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青年和青年特点，并对正确认识当代青年，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央团校教育正规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于1983年开始举办纳入国民教育具有大专学历的大专班。中央团校大专班开设的专业课教学的教材需要，促进了共青团工作理论的学科研究。笔者与多名学者集50年代以来教学与研究的理论成果，着手编写《共青团工作理论》教材，并于1984年在北京召开首次全国共青团工作理论研讨会，开启了向学科化发展的进程。当时也有学者主张将这一部教材冠名为“共青团学”，但笔者与其他撰写者认为，学科建设还属初探，以缓称“学”为宜，故而，由笔者主编的这部教材于1985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仍定名为《共青团工作理论》［7］。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概念、青年特点、青年观、青年需求、青年教育以及青年运动和共青团运行规律，所做出的理论解析和体系构建，提升了专业课教学的学术水平。在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上，这也是一次具有尝试性的探新，并为青年研究向更高层级—青年学发展，积累了学术攻关的经验，打下了学科创新的根基。
2.青年学的兴起
青年学在中国的兴起，有一个从青年研究向青年学发展的过程，其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实践的需要。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这句名言表明，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动力。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20世纪中期就敏锐预见：“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时代。”他以“迎接交叉学科的新时代”为题，特别强调交叉学科的兴起缘于社会的需要。他说：“科学学上有一个著名原理，意思是说，科学的突破，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9］。”每门科学技术的发现，都有当时的社会需要的背景，不会有人去研究无社会需要又不实用的科学技术，即使有人做无视需求的所谓学问，那也只能是徒劳无功。
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当时的两大社会实践需要：一是青年工作科学化和青年研究学科的需要。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青年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前列，青年自身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增多，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青年工作的科学化，都需要有系统化的青年研究理论指引；二是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的需要。国家教委根据党中央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的要求，于1984年开始在高等院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因此，在专业课的设置中特别需要有一门科学地认识和引导青年的专业课和开设此专业课所需的教材。正是这些社会实践需要的呼唤，青年学这门新兴学科在社会科学园地破土而出。
青年学首先从哪里破土，也是源于哪里的需要最迫切而且最有可能。先说最有需要：1985年在中央团校基础上建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设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迫切需要为专业课教学提供教材。再说最有可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拥有当时全国独有的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资料室，有比较丰富的资料积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中央团校3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的经验，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积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年工作系有20余人的科研力量，拥有一个老、中、青几代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攻坚团队。所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建院之初，就极力推进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的研究，把青年学学科建设和开设青年学课程，列为学院的办学特色。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领导下，由笔者主持的学术攻关团队于1986年11月完稿的《青年学编写大纲》，意味着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启程。当年12月举办的全国首次青年学研讨会，围绕《青年学编写大纲》开展的学术研讨，对青年学的诞生有重大的意义。正是这次高质量的学术碰撞和交流，开阔思路，集思广益，使我们能够在《青年学编写大纲》的基础上求得学术质量的再提升。这次研讨会，堪称青年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吸纳全国青年学研讨会上众多学者的学术高见，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推敲修订，由笔者主编的《青年学》教材于1988年1月出版问世。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宋德福作序盛赞：“这部理论专著的出版，标志着青年研究向学科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时代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促使青年研究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于是，《青年学》历史地诞生了［10］”。有人说，青年学研究只是热在共青团，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事实胜于雄辩，了解青年学发展的人都知道，早在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思想政治教育司就已经将青年学列为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采用这部《青年学》为教材，并先后多次举办了全国高校青年学教师培训班和全国青年学研讨会。至于青年学的著述，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热到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出版的20余部青年学著述和青年学教材，至少有16部是出自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社会科学院、四川社会科学院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一个严谨的学者，对于学术问题，是不会罔顾事实而轻率做出否定判断的。
事实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青年研究向青年学发展，在教育界、社会科学界和共青团界可谓高潮迭起，成果纷呈，欣欣向荣，学术活动也是连绵不断。当然我们也深知，青年学在我国诞生至今仅30载，同许多学科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还显得相当稚嫩。可是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片理论园地里，已经汇聚着日益众多的耕耘者，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也运用各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来研究青年群体，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壮大添枝增彩；许多实际工作者，更加重视理论思维，用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和追踪青年时代风貌的调研成果，不断丰富和拓展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内容和框架。
3.在双轨并进中求发展
青年学的诞生，是青年研究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的学术结晶。以往的单学科研究，往往只能运用某一门学科知识研究青年的某一侧面，难免出现“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缺乏对青年整体的全面认识。青年学，统一从各个侧面研究青年的学科，为青年研究构筑了一个综合各学科理论的平台，从而使对青年的研究突破学界只限于某一学科理论的“画地为牢”，打通学科间的“壁垒森严”。有人说，青年研究无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可以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对青年研究的制约。此说显然是一种误判。做学问需要有整体认知的视野与本领。如果没有青年研究向青年学的发展，青年研究永远只能徘徊于一些相关学科门旁，难以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做整体研究中，把青年研究推进交叉学科之门，从而奠定青年学的学科地位，形成一门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的具有独特地位的综合性学科。青年学形成的这种特殊功效和学术地位，已无可置疑地镌刻于史卷上。
然而，近30年青年学的发展也不是直线上升，其发展轨迹也是有起有伏，波浪式地向前。进入21世纪以后，青年学的发展虽然仍在继续，仍出版有包括黄蓉生所著的《青年学研究》（2004）、笔者所著的《青年学新论》（2007）和温凌云主编的《青年学基础理论教程》（2017）在内的一些新著，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青年学的整体发展则相对沉寂。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有良好学术背景的年轻学者，热心参与青年学学科建设，他们的关注、反思、批评和研究，为青年学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现在，面临新的历史机遇，青年学研究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期。青年学这门新兴学科要在落实《意见》和《规划》中求得新发展，要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中求得新突破，就有必要对30年的发展历程做全面了解和深入总结。当我们认真回顾以往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并借鉴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成功之道时，就会发现当今青年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亟须双轨并进，在学科体系丰富完善和学科理论普及应用上攻坚创新。
三、青年学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青年学这门新兴学科只有30年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学科相比稚嫩之处自不在少，又与众多学科有交叉与综合，因而丰富完善青年学学科体系的努力，一是要奉行“以我为主，博取众长，融为一体，自为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二是要勇于在已有的基础上开拓前行。
1.奉行十六字方针
奉行十六字方针，重点是要在“我”“博”“融”“家”这四个方面精心钻研。
“我”，即立足于青年，立足于对中国青年的研究。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更是当今加强青年研究的重点所在。研究青年学，要研究的就是青年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文中论及社会科学，就鲜明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1］。”任何理论的抽象，都是以生活为自己的丰厚土壤的。青年学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完善，要善于到从事实际活动的青年人中去调查研究，追随青年现实生活过程，了解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与变化，发现青年成长的新问题，总结青年发展的新经验，从广大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实践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育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揭示出目前尚知之不深或不为人知的规律，由此拓展研究领域，补充短板，丰富内涵。要克服同青年实际生活相脱节的学究气，切忌远离青年现实发展的冥思苦想，也不能只靠名词概念的推论和演绎。加强青年学研究，应当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不再是“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是“想象的主体想象活动［12］”。
“博”，即广泛吸收、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这是新时期众多新兴学科发展的必需。正如《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的前言所述：“随着对客观和主观世界认识的深化，人们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时开始寻求以多维视野为特征的新型思维和研究方式，博取各门学科之长，从各种不同学科角度来研究同一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学科是一种视野，一种方法［13］。”青年学的“博”，就是要有多维的视野，吸纳一切与青年有关联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一些传统的学科理论，如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要继续坚持，努力提高吸纳的深度。对一些新兴学科理论，如人才学、管理学、传播学、世代理论、互联网技术、统计学等学科，要解放思想，跟上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更广泛地去学习、吸纳和运用。在广纳古今中外与青年搭界的理论知识中，充分体现青年学的时代特色和综合特色，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在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中的理论支撑作用。同时，在吸纳中，又要有分析和鉴别，立足中国的国情和青情，善于取众之长为我所用，避免囫囵吞枣的消化不良，避免良莠不分的全盘照收。
“融”，即引进的多学科理论，还要善于融会贯通。青年学的“融”，就是要在“以我为主”中，对各相关学科中对“我”有益的理论知识，通过综合运用，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青年学学科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从以往的高度分化走向高度综合。《社会科学学科辞典》所列的800多门学科，多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多是多学科的综合［14］。可见，青年学的丰富与完善，在“博”的基础上，还必须提高对多学科的综合能力。要努力在交叉相融的综合中，探索青年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构建拥有青年学特色的学科体系，注意避免生搬硬套的杂拌和无内在联系的移植。
“家”，即以青年为特定研究对象，运用一切与青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相关的学科理论，通过融会贯通的综合研究，在社会科学之林树起一门新兴的青年学。据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学科手册》（杨国璋等主编）的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社会科学的新学科，已达140余门［15］。这些新兴学科的特点，都是建立在多学科的地基上，具有综合渗透性、远邻杂交性和前沿交叉性。青年学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一门新兴学科。所幸的是，时隔三年，199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张光忠主编），青年学已名列其中。这部辞典对青年学这一词条的诠释，篇幅达1800余字，关于青年学学科的研究历程、青年学学科的性质、定义以及青年学学科的任务，都是采纳1988年出版的《青年学》教材，并将此列为该词条的阅读书目［16］。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坚定学科自信，不受干扰，继续努力，通过更进一步的丰富完善，为青年学学科建设强基固本，促青年学枝繁叶茂地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
2.着力于攻坚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7］。”总书记的这一名言，对于当今加强青年学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青年学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关键在创新。加强青年学研究，当今最需要的是增强创新的意识，鼓起创新的勇气，在学理发现、规律揭示和体系构建三个着力点上攻坚创新。
青年学学科的生长，离不开本学科的学理根基。有人说，青年学就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理根基。其实，只要读过1983年出版的《青年特点与共青团工作》，1985年出版的《共青团工作理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出版的青年学的诸多版本，应该不难发现，我国的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已经有自己明确的逻辑起点，已经有自己的研究范畴，已经在青年概念、青年本质、青年特点等学术领域，有了自己长久积累的学理根基。青年学学科建设正是建立在这些学理学说之上。还有人说，青年学没有元理论。什么是元理论？元理论之说始于西方，元的原文为meta，它与某一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上述学理学说以及据此构建的逻辑形式，正是青年学的基础理论或称元理论。当然我们也不应隐讳，这门诞生不久的年轻学科，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不少有待深化之处，都有不小有待开拓的空间，学理学说的逻辑关系和理论体系，也有待更高层级的创新。
世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无不有理为据，有规可循。列宁说：“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咉”，“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18］。”事物的发展，既有偶然的转瞬即逝的现象，也有内在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笔者在1988年出版的《青年学》教材中，为青年学做的定义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做整体研究的科学。它以青年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的特殊需求发生与引导的规律［19］。”应该承认，这只是学科建设中一个初级的探究，还要继续推进由浅入深的发展。
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是学科的学理学说与揭示的规律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在1988年出版的《青年学》教材中，笔者对青年学的理论体系做了如下的构建：
图1：《青年学》教材整体结构［20］
这样的构建，虽然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但从30年来青年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的成果来反思，多有不尽完善之处。现有各种版本的《青年学》，虽然各有所长，内容结构也不尽相同，但尚缺实质性的体系突破。一门新兴学科研究的加强，重要的是不自我陶醉，不原地踏步，要有革新的意识和勇气，勇于听取各种学术批评，勇于正视自己的不完善，无论是学理内容或学科体系，都不能把功夫只用在章节的排列组合上。要极力倡导学术创新，在体系结构的逻辑关系上，学习借鉴人才学、传播学等一些新学科的发展经验，归纳青年学研究的新见解新成果，构建具有新突破的青年学学科体系。
四、青年学学科理论的普及和应用
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的任何一门学科，其生命力不仅体现于科学的学理学说和严谨的学术体系，而且表现在有应用于实践的功力。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从来都应当是理论与应用并重。这也就是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相互促进［21］。”因此，在加强青年学研究中，我们不但要重视学术思想和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完善，还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应用。回顾青年学30年的发展历程，走的正是这条学术研究与普及应用双轨同进之路。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的天平上，成果应用这一端明显偏轻。不少人对成果应用在青年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关心和重视，甚至有人鄙视应用，将其贬斥于学科建设之外。显然，这是不利于青年学发展的一种偏误。
建筑工程造价是整个建筑工程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其实施严格的控制与管理，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效益。对建筑工程造价的管理可以控制建筑工程的成本，而控制建筑工程的成本，无论是对投标商来说还是对建筑公司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投标商们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尽量的选择工程造价低的公司，所以投标单位需要做好成本控制才能更有竞争力，更有中标的几率，保证本公司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降低工程建造成本很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随时关注工程建造过程中所需要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的市场价格，并随时进行动态管理，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工程的成本。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有理论内涵的丰富，理论体系的完善，还要有理论知识的普及，指导实践的应用，二者不可或缺。没有理论上的丰富与完善，就难有该学科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性的提升；没有理论的普及和应用，该门学科又容易流于空泛的清谈，于事无用，失去存在的价值。青年学学科建设，要努力沿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双轨前行，不宜偏废。青年学近30年的发展历程，正是沿此双轨前行，奠定了青年学的学科地位，扩展了青年学的社会知名度，放大了青年学的理论价值。
对于实践应用在青年学发展中的功效，1987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宋德福早在为《青年学》作序就有建言。现在加强青年学研究，必须避免单轨跛行，坚决摒弃任何形式对实践应用的忽视或轻视，必须充分认识实践应用的必要和重要，真正达到双轨并进。青年学实践应用的范围很广，遍及青年成长，青年教育、青年发展、青年组织、青年群众工作、青年法规与政策等诸多领域。从当今的实际考察，青年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应用，有五大领域：
1.为青年成长提供理论引导
青年期正处于人生的快速成长期，青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生理、心理、求知、求职、求婚的需求多，如何走好人生之路，这就需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知道“我是谁”，懂得如何完善“自我”。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青年期的青年人，往往对自己的优势与不足缺乏科学正确的认识，青年学理论，应当为青年的自我认识，提供一面理论的镜子，提高他们的“自知之明”，照亮他们在正确认识自己的路上，扬长避短，健康成长。
2.为青年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则易陷于盲目的实践。青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推进，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所列的十大发展目标和十大项目的实现，要避免盲目性，提高实效性，都需要有青年学理论的指引。
3.为青年教育提供理论教材
青年教育，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育人，无论是教育原则、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需要有对青年的正确认识和引导。高等院校开设的与青年关系密切的专业，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青年工作与管理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公共管理专业等专业的教学育人，更加需要编写出系统研究青年的专业课教材。
4.为青年工作科学化提供理论支撑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22］。”青年工作，尤其是以共青团为主导的团结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要增强科学性，提高成功率，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需要有青年学理论的指导。在当今共青团工作的改革创新中，这样的应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在这样的应用中充分显示青年学的理论功力。
5.为制订青年政策法规提供理论依据
党和政府为引导青年成长、服务青年发展、维护青年合法权益制定的法规和政策，做出的对策和决策，要达到严谨、科学，有权威性又有可行性，无不需要青年学理论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青年学应当成为党和政府指导青年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
五、小结
青年学的形成和发展，既要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完善的理论体系，又要有学理知识的普及和指导实践的应用，二者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在现实的青年学研究中，有人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有人侧重于学科体系研究，有人侧重于应用研究，有人侧重于普及在实践中的应用，这都是双轨前行所需要的，人们不必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更不应互相贬抑或非议。在当今加强青年学研究的努力中，要提倡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团结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坚持学术研究与普及应用双轨同进，在二者的并进中为《意见》的落实和《规划》的完成提供更大的理论支撑，充分发挥青年学为青年发展和共青团工作服务的功力；在二者的并进中进一步丰富完善青年学的学科建设，促青年学再攀新台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成长得更加坚实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