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对于很多的学者来说应该对这个问题都不怎么清楚的吧，所以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总是特别的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下笔，本文就整理了关于学术研究的论文范文，一起来欣赏吧。
第1篇：民国时期武术学术研究及其启示
张修昌1，唐守彦2
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趋于稳定的关键节点，以我国固有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找到了“兼容并包、东学西渐”的转型发展之路。此时的武术研究具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两大武术组织的主渠道，宣传、研究与推广武术；二是倡导和鼓励以武术家为主体，结合行政、文化、教育、体育等人士自愿参与著书立说，宣传、研究与推广武术；三是运用社会学、自然学、考据学、历史学和逻辑学等知识，认识与分析武术界的门派之争和“造神”现象等；四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多数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疏漏现象难免。
关键词：武术；学术研究；民国时期
民国以来，武术文献呈现大膨胀的状态，“属于系列丛书的书籍为167本，丛书可分为三类：专业武术类丛书27种、体育类丛书10种、文化类丛书17种”[1]。1927年至1937年，武术书籍文献出版达到高峰期，并有“四多”的鲜明特点：即作者以武术名家居多；作者以独自撰写居多；高产作者来自中央国术馆组织的居多；涉及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潭腿内容居多。这些文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成果，这无疑为关注武术的人们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争论、研究的平台，为宣传与传播武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武术文献的膨胀，也蕴含着失实的并存，如良莠难分、鱼目混珠现象。因此在研究民国时期武术及相关问题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民国时期是社会变革，并逐步走向稳定的特殊时代，体育与武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转型，这种转型是以学术争鸣与研究为前提的。倘若没有“土洋体育之争”，就不会有西学东渐、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结果；倘若没有“武术文献膨胀”，至少要减慢武术传播的速度与频率，减少武术交流的平台与渠道，减弱武术研究的力度与深度，减少武术问题的探索与争鸣。可以这样概括，民国时期是武术研究的先声，具有异军突起的样式，也是出现研究成果最多的季节，有的成果至今为武术界所享用，很值得认真梳理与仔细回味。
1两大武术组织重视武术书籍的编辑与整理
1.1精武会本着“无文不能行远”的原则编辑书刊
创立于艰苦年代的精武体育会本着“无文不能行远”的原则，先后编辑出版了《潭腿》《功力拳》《十字战》《达摩剑》《五虎枪》《降龙棒》等书籍。当时，为了更有力地宣传尚武精神，树立“以武卫国，强种强国”的民族意识，在精武会成立10周年的1919年创办了《精武本纪》会刊，孙中山先生亲自作序，并题写“尚武精神”牌匾，以资鼓励所有的精武之人。本会刊为传递精武信息初步搭建了平台，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又创立了《精武特刊》(1923)、《精武》(1924、1934)、《精武杂志》(1926)、《精武画报》(1927)、《精武春秋》(1929)、《精武年报》(1931)和《精武丛报》(1933-1947)等。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30年代前的报刊经常介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武术丛书。诸如“少林宗法”“少林棍法阐宗”“剑法真传”“拳术精华”“中华新武术”“易筋经”“剑拳经长枪牌筅”“拳术学教科书”“拳艺学初步”“五行连环拳谱合璧”“石头拳术秘诀”“女子拳法”“拳艺学初步”“实验拳法讲义”等等。这些书籍是以技术操练为主体的，强调对练习方法、技击方法、实用原理、基础知识的总结与整理，还难以称得上为学术研究。而30年代以后，除了介绍多种套路和技法外，还刊登少量的名家言论、精武消息、精武随笔、考证连载等，武术研究氛围有所体现，并带动一些分支机构办会刊，扩大精武会的影响。如创立于1925年的《佛山精武月刊》除了宣传上海精武会总会的信息外，更多地是反映本地区的武术纪事，还特别设置了“论说”栏目，刊登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精武究竟是什么；大精武主义；精武真义的所在；我入精武后所得的新观念；自述精武体育之裨益；论精武教育；精武操在教育上的价值；求神不如习国技；拳术铸人；精武之人格；精武与人格；拳术疗病的管见；精武体育应加检验议；论拳派宜和衷共济；技击与学校之关系；论精武体育与国文专修之有关系；精武会与青年会；精武与世界语的关系；精武与各界的关系等[2]。这些有益的探索最终落实到精武的教育功能上，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精武会在不断传播“大精武主义”的同时，重视精武人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提倡“男女平等”，并从“强种强国”的高度看待开展女子体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精武会先后成立了女子部、女子模范团、上海精武女子体育会，各地精武女子分会，为武术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特殊作用，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曾有人专门发文探讨这样的问题，诸如蔡梓丹的《辨女子为弱质说》，黄文华的《精武事业与女子教育》，栾秀云的《提倡女子国术》，黄葆荷的《妇女与国术运动》，蒲芳杰的《劝女同胞练习国术》，张之江的《劝勉女同胞应注重体育国术》等。虽然文章不多，但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妇女的心声，呼吁“生当乱世，弱女子尤应锻炼国术”“健全女界，才能养育健全民族”，从而达到逐步解放女性的目标。在《上海精武女会章程》的引导下，各地女子精武会都在效仿“练武忙”的行为。这些举动对近现代女子体育的健康开展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
1.2国术馆专门设置编审处编辑与整理武术类书籍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立了编审处，并负责编辑整理出版武术图书的工作。从创立到1935年共出版22种图书。如吴志青《查拳图说》(1927)、黄柏年《形意拳械教范》(1928)、金一明《三十二势长拳》(1929)、姜容樵《写真太师虎尾鞭》和《形意母拳》(1930)、米连科《青萍剑图说》(1931)和朱国福《六合潭腿图说》(1933)等。此外，已完成编辑的有《练步拳》《八极拳》《形意拳摘要》等12种，当时正在编辑的有《太极拳》《八卦掌图说》《内功正轨》等11种。1929年中央国术馆创办了《国术旬刊》，后改名为《国术周刊》(1930)、《国术半月刊》(1932)、《国术统一月刊》(1934)和《国术月刊》(1934)。标志着新一轮的信息平台已经建立起来，并以此为核心先后出版了相关刊物，也带动了部分省市国术馆办刊的积极性，为各地的武术传承与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央国术旬刊》的“论文”栏目，主要刊登武术名家、社会名流、国民政要等的言论和观点。如蒋中正的“发起提倡国术之本义”；陈家轸的“国际武术比赛之感想及主张”；胡异军的“国术的新生命与其新趋势”“为‘国术的讨论’而讨论”；张之江的“提倡国术之主旨”等。《国术周刊》是出刊周期时间最短、信息量最大的刊物，所设的“研究”栏目，涉及到金警钟记、孙锡堃讲的“太极拳精义”“太极拳走架打手之诀征”；金一明的“国术打法之研究”；宋三杰的“宋氏家传太祖拳系统概略”；吴图南的“国术部位名称之研究”；郑振汉的“国术运动与国民性的探讨”；楼际霄的“国术与现代精神”等。在后续的《国术半月刊》《国术统一月刊》和《国术月刊》中时常出现武术(国术)与“科学、科学化、研究”的词汇，如陈泮岭的《国术科学化》，万慕超的《国术科学化运动》，章乃器的《科学的内功拳》，吴江、唐范生的《内功拳丹田的研究》，黄葆荷的《国术与科学》，并发表了他的《反射动作与国术的关系》《国术运动的生理分类》《国术运动与筋肉的效果》《国术运动与脊柱的发育》《国术运动与骨骼的发育》系列文章[2]。这些关注武术的人们开始用西方科学认识武术、研究武术，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运用于武术研究，促进了传统武术的整理，也加强了各地武术组织和传习者间的交流。
不仅如此，中央国术馆自成立起，就尝试着对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接收到10个省的国术馆和武术机构递交的各种武术图书达9000多卷。其中最为珍贵的首推南宋建炎二年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裴道人(裴休宁)手抄孤本系列——《秘本六合大枪释升》《秘本六合手释升》《秘本九门拳》《秘本燕青拳》《秘本短八棍》《秘本达摩棍》《秘本校扎枪》《秘本老祖双拐》，计2部8卷[3]，另有明代崇祯年间手抄孤本系列8卷和清代乾隆年间手抄孤本4卷。这些均属世间少见或目前未见著录的品种，十分珍贵，为梳理当时武术套路传承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
2武术家以著书立说的方式阐发其学术观点
2.1借助易理阐发拳械理法
以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开封开明书局，1933年版)为代表作。借助易理阐述拳术之理，以此解释古老拳术所具有的哲学道理和文化意蕴，试图改变以往口传身授的传统。从该书的首卷目录看，与太极有关的词汇就不下20个，如无极图、太极图、太极生两仪四象生八卦图说、太极生一百二十八卦象错图说、古太极图叙、古太极图说、太极黑白图说、河图太极图说、洛书太极图说、太极拳内精圆图说、太极拳外形方图说、太极拳缠丝精图说、太极拳缠丝精论、太极拳缠丝法诗四首、太极拳经谱、太极拳经论、太极拳名义说、太极拳推原解、太极拳著解、太极用拳说等[4]。同时，书中还附有大量的“八卦图说”。这是自1852年发现王宗岳《太极拳论》以来引用易理最多的书籍，也较为复杂，这也是“引文入武”的重要节点。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要算越女的“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5]”可见，陈鑫的“图说”对后世的“引文入武”研究起到了长久的作用。
在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推孙禄堂的“三部学”，即《形意拳学》(1915年版)、《八卦拳学》(1916年版)和《太极拳学》(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版)。他在《形意拳学·自序》中认为：形意一门，内涵无极、太极、五行、八卦、起点诸法。探源论之，与彼太极、八卦二门及外家、内家两派，虽谓同出一源可也。孙禄堂以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为指导，论述了合形意、荡八卦、揉太极的整体观，以此来构建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的技术体系和理论基础，并具有重要的武术理论导向作用。
2.2沿袭传承整理传统拳械
这类书籍是最多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殿琛《形意拳抉微》(1920年版)、许宠厚《太极拳势图解》(京城印书局，1921年版)、吴志青《教门弹腿图说》(中华书局，1922年版)、陆师道《北拳汇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陈微明《太极拳术》(上海致柔拳社出版，1925年版)、《太极剑术》(1927年版)和《太极问答》(1929年版)“三部曲”等。姜容樵借助中央国术馆的力量，他在民国中期共编著了20多种拳械专著。其中包括有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秘宗拳、少林拳等拳术套路以及刀、枪、剑、鞭等兵械套路。他还将这些流派中名手们的故事演义成《当代武人奇侠传》(共12册)，以文艺形式介绍拳派的传承和发展。
这类著作的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套路图示与解说；拳械原理、拳械用法；练习要领、练气方法；武术家传记、武术家习武体会、武术源流、技法歌诀等。虽然多为套路及习武经验之谈，但此番的整理和总结无疑是对传统武术的再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著作已涉及到武术与自然科学的问题。如《形意拳抉微》中专立“运动筋肉说”一章，讲述了形意拳的肌肉运动特点，并附有人体肌肉分布图。而《太极拳浅说》中有“太极拳与心理学之关系”“太极拳与生理学之关系”“太极拳与力学之关系”三章，并指出太极拳对心境、健康、发力点等都有不同的要求。而陈微明“三部曲”中的《太极问答》，是针对太极拳的源流、要领、推手、导引、练法、功效等一系列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加以解释和说明，很利于习武者接受。这些内容在当时是个极大的突破，反映出武术家已经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观点去认识武术相关问题了。
2.3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
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的论著最少，主要出自唐豪和徐震之手。唐豪先生从20年代末起，就广泛查录文献，收集民间武术抄本，深入实地考察，发愤著书多部，来揭示传统武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荒诞的、邪魔的、神秘的”问题。仅以《少林武当考》一书为例。唐豪以求实的精神，运用多种史料，通过综合考辨与分析，彻底否定了流传已久的“达摩创少林拳”“张三丰传太极拳”等不实讹传。他认为：“中国的武术，于古已盛，正不必附会天竺沙门、邋遢道人之流[6]。”为武术界扬弃附会玄虚之说，提供了依据。为后续者提供了考察拳术流派的方法和研究武术史的重要资料，为现代我国武术史学建设打下了基础。
徐震是继唐豪之后又一位声名卓著、治学严谨的武术家。他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不断挖掘民间武术谱籍，并加以研究和考辨，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以《太极拳考信录》为代表的力作，并否定了太极拳缘起于明代以前的说法，“羌无故实，其为伪托，不待深辨”[7]。可见，二人在太极拳研究方面是存在着不同观点的，这是学术争鸣的具体体现。
2.4参照西学普及武术运动
参照西学普及武术运动的专著包括两类：一类是参照西方兵操和徒手教练法，将传统武术套路改变成按口令进行教练的范本。马良(1878-1947)所编的《中华新武术》(1914年版)是中国武术在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向现代体育教学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可谓是创新之举。《中华新武术》是依马良生平所习，兼辑诸家精粹编成的，包括摔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和剑术科四门。各科在教学步骤上，由基本教练、连贯教练、对手教练和连贯对手教练四部分组成。这个完整的过程遵循了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原则，所以为武术的推广与普及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马良在提倡新武术的过程中，以武术为“我国之国粹”，主张“演尚武之历史”，并拟实施佩剑制度。这些作法迎合了当时复活封建主义思潮，同时也受到了激进战士鲁迅先生的严厉痛斥。鲁迅很反对“竭力提倡打拳”者认为可将“新武术”用于“体育上”和“军事上”的观点。鲁迅的言论，立即遭到精武会人士陈铁生的坚决驳斥。主要观点有三个：其一，陈铁生反对鲁迅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其二，陈铁生以自己的医病体会，认定拳术有“起死回生”的健身功效，并远胜过西洋体操；其三，陈铁生反对那种认为已有枪炮就可以不要武术技击术的论调。
另一类是参照西方体育运动的基础学科，阐述拳术的技法和科学性。徐致一《太极拳浅说》一书具有代表性。作者在书首明言此书“志在普及”“以说理为主”。书中以心理学、生理学和力学原理解释太极拳的意识、呼吸、人体姿势和发劲规律等。这类著作促进了武术对西方体育学科的借鉴。
3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术争鸣带来的基本启示
3.1两大武术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较大规模的武术研究兴起与学术争鸣，得利于两大武术组织的引领示范作用。两大武术组织从艰难的创业开始到抗日战争中的衰落，始终怀揣总理“尚武精神”“强国强种”的遗训，为社会、军队、体育培养了无数有用之才，在甩掉“东亚病夫”耻辱帽子的征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两大武术组织都将“提倡中国武术，研究武术与体育、增强全国民体质”为第一要务，其中的“研究武术与体育”就体现了学术争鸣和探讨问题之事宜。两大武术组织利用武术资源较为丰富、武术人才聚集、社会声望高、影响好的先决条件，从创编武术教材入手，有效传承和传播武术技能。现阶段所能见到的武术文献几乎都来自于民国时期。不仅如此，两大武术组织为致力于武术研究搭建学术平台，创办《精武本纪》和《国术月刊》等刊物，并鼓励武术家们著书立说，发表言论，展开学术争鸣。武术著作的大量出版，其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必然涉及到当时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并以此为研究线索。诸如少林与武当的门派之争；主要拳种的“神传”；宗教崇拜的“神授”；不可思议的“神功”等等，强调武术要走科学化之路。这种观点对近现代武术研究仍有启示作用。
3.2武术家内部有一股探索的精神
武术家是中国武术赖以传承的最直接资源，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理论学养关系到武术发展的质量。1933年金恩忠编著的《国术名人录》一书，较详细地记述了108位近代武术人物的习武经历、宗派渊源、武功精奥、主要成就等。虽然较为简单，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武术史料。在当时，为两大武术组织任职的武术家较多，他们能同心同德，求真务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据顾留馨回忆：“多天后，我收到唐豪来信说：现到汜水，无旅店，一商店有空屋留客。时遇大风霜，三天不能渡河。风稍止，急雇小舟敲冰渡黄河去陈家沟，正是旧历年末的一天。唐豪他们在陈家沟查阅族谱、家谱、墓碑、走访遗老，认真仔细，刨根问底，并携回‘陈氏家谱’、‘陈氏家乘’，以便弄清楚陈王廷造拳的历史。”唐豪考据武术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武术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
毋庸讳言，在众多的著作中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失，在当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今人大可不必横加指责，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先人的开拓精神和学术成就，学习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并将先人开创的武术事业发扬光大。
3.3西方体育的介入为研究注入动力
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中国朝野上下充满了矛盾与争论，是排斥，是吸收，还是融合，整个社会是在相互矛盾中生存与发展。暂且不论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因素等差异，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大攻势，如何保有自己的本土体育，可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早期北洋军阀的“新武术”到西式兵操，从精武会的拳脚到西方的拳击，从国术馆的武术内容到西方体育的内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土洋体育之争”，人们逐渐明确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我们中国人对固有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仅有民族情感是不够的，挖掘它的锻炼价值和教育作用是更为重要的。对于西方体育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应有选择地借鉴，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20年代争论的结果。而30年代争论的共识是：单一强调任何一种体育的作用都是不客观，更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只有兼容并包、东学西渐，才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根本道路。
3.4武术的科学化必定破解其神秘化
自明清以来，传统武术的“神传”开始逐渐蔓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流行最广和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达摩创少林拳”与“张三丰创太极拳”之说。尽管《少林武当考》做了大量翔实的论证，并予以否定，但其余毒并未减少。如1930年有《达摩剑》问世，并演化出达摩杖、达摩铲、达摩棍的传说。陈微明在《太极问答》中依然回答“太极拳自可断定是三丰所传无疑”，后又相传四派(唐代许宣平、夫子李、韩拱月和殷利亨)；在《太极剑》中还记述“杨露禅能踏雪无痕”和“少年之使几椅悬空”的神功等，令人难以置信。近代以来，不断有西洋大力士向中国武术拳师挑衅的报道，究竟有几桩是真实可信的？又有多少是人为编造的？松田隆智在研究中国武术史时尖锐地指出：“人们抱着传说就让它传说这种等闲视之的态度，有的甚至从传说中又产生传说。”久而久之，这种小说家言长期积淀的错误定势并存在下来，谬误变成了真理。
有人认为：西方学术界相当重视经验论证，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必须经过事实验证，否则高明的理论也不能视为科学的。上文中的“依托考据探索武术源流”内容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从考据的全过程来看，证明了当时的武术界已开始持冷静的态度、实践的标准、科学的知识、长远的打算来研究武术的发展问题，并与近代体育交融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2篇：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及规范运用
张长琳
摘要：地方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政治经济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加强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文献学的视角探讨了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客观分析了学术研究中运用地方文献的不足及存在的问题，对合理规范地运用地方文献推进学术研究进行了学理思考，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地方文献学术研究学术创新规范运用
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在一定历史时间中的浓缩和沉淀，是留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总体来讲，地方文献详实而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区域的文化，是了解地域文化的重要媒介。在当前的学术研究进程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地方文献，在深度挖掘其蕴含的学术价值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实现对地方文献的传承和创新，助推学术研究纵深发展，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历史绵延流长，从远古社会到近现代社会，人类通过各种文字和图像等形式将思想、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内容记录与保存，进行一种信息的传递，这就是所谓的文献。而地方文献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地，地方文献也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种多样的特征，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信息资源的集合。
但是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人们长期以来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是：地方文献指地方出版书籍、地方人物著述、地方的历史资料；狭义的理解是：地方文献就是地方的史料，即内容上具有地方上某些特征的区域文献。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谓的地方文献（LocalLiterature）通常指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某一特别地区及其居民的书籍、印刷品、图片、相片和其他资料，包括一个地方的历史、天文、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特产、人类、名胜古迹等，是用来反映特定区域内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地方文献中的地方区域性一般来讲是相对一个国家而言的，是一个国家的领土所辖的某一个部分，如地方文献、广东地方文献、河南地方文献等，但似乎没有“中国地方文献”“日本地方文献”之说。
（一）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之所以说地方文献具有文化价值，主要是基于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关系视角。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渊源，两者不可分割、互为一体。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土壤”，缺少地方文化，地方文献将成为无根之木；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反映和具象化呈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传承有着清晰的记载，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具体来看，首先，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地方文化展示的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民生百态。而地方文献则是能够记录这些地方文化的媒介，离开了地方文化，地方文献则失去了基础和记录来源。其次，地方文献反映地方文化。上述文中已经阐明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的基础。换言之，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记载着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发展历程，是地方文化的浓缩，同时对地方文化的未来发展起着链接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了地方文化。最后，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都是一个地域民生百态和各领域发展的反映。地方文献能够记录并传承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又能够不断丰富地方文献的内涵和体系架构，因此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来，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重视。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对于认识一个地区的发展特点和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同时，这种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地方文献将会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在学术之林，而对学术研究提供全面的帮助和服务必将成为文献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
地方文献的功能是收藏、开发和利用某一特定地区内的人类社会的实践文化成果，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写，具有重要的历史信息价值。它对促进地方区域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比如杂交水稻的研究基地建在湖南，我们可以说杂交水稻是从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而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情况等方面的资料提供巨大帮助的就是地方文献，可以说湖南地方文献在杂交水稻这项学术研究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像《广东文献数据库》《广东岭南文献数据库》《广东人物数据》《珠江三角洲的文献数据库》等广东地方文献的编辑出版，对广东的水文、气象、气候、灾异等学术研究都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地区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发展。
地方文献是史料性很强的文献，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文化基础和文化参考依据，任何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都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作为辅佐和考证。所以我们可以说地方文献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融通的，学术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文献的支持与服务，地方文献将促进学术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走向全面，而学术研究的创新突破反过来也会丰富地方文献的内容，为地方文献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是地方文献价值的真实体现。
（三）地方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文献的功能主要是记录信息，所以文献具有传播与交流的价值，也就是通过文献来保存内容的人类才得以真正地认识到自己创造和积累的精神物质上的财富，也只有通过文献内容的传播和交流，才能真正体现文献的社会价值，发挥文献的功能。地方文献的交流和传播扩大了人类对某一特定区域内自然的认识和总结，我们现在大量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是靠地方文献加以记录和保存的，人们正是通过利用这些地方文献，学习这些成果，利用这些技术，才得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地方文献的交流和传播提高了人类对学术研究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进程，使人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积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地文化的差异，是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区域文明程度的象征，也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历史沿革、区域的现状和民俗风情的写照。要想在学术研究上一直求新务实、不断地丰富研究内容，就需要学习和依靠地方文献。学习地方文献就是学习过去的历史经验、传承文化传统，这是在学术上进行新的创造和发展的一种最直接的动力，对于学术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所以说地方文献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信息宝库，是值得重视的，我们要加强对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将这些静态的地方文献变成动态的信息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提升其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为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注入活力。
二、学术研究中运用地方文献的不足及问题
地方文献对于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和开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纵观当前我国各地的地方文献的学术研究开发与运用情况，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基于实践调研总结和相关的文献汇总，将目前学术研究中运用地方文献不足及问题情况分析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共建共享问题
文献的共享共建对推动学术研究中的地方文献运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客观上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区的地方文献共建共享方面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与问题。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复购置和浪费现象十分普遍。总体来看，地方文献资料学科门类比较丰富，如政治类、文化类、科学类、艺术类等均由一定的涵盖和涉及。以此不同的门类的网站和资料管理部门都有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引入和建设，如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图书馆、地方政府、公共图书馆等等专业文献资料收录部门在地方文献资料搜集方面都存在着针对同一类目、同一专题的地方文献资料建设情况。例如云南地区的傣族文化，在云南政府网站上存在着傣族文化文献研究专题，在专业的云南旅游文化网站中也有关于傣族文化文献研究专题。诸如此类的文献建设形势，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人力物力的损失，同时也为学术研究的使用带来了一定影响。
其次，地方文献资源分布不集中。纵观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文献资料，目前多数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分布情况不理想，并非每个地方的文献资料都会被该地区储存和管理，而是分散到各个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研究的使用和地方文献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例如读者在查阅某领域的地方文献资源时，往往需要奔走多个文献资料搜集管理部门才能凑齐。鉴于当前这种情况，在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和管理中，我们一定要加强对这些资源的共享共建，强化不同地方文献资源管理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才能够真正实现学术研究者中对地方文献资源的高效使用，进而真正体现地方文献资源的储存与管理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缺乏统一的网站建设标准体系。网站建设标准体系不统一的问题也是目前地方文献资源管理中共建共享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来讲，一是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网站建设中所使用的软件存在差异，这就造成了地方文献保存的格式差异。如有的地方文献是PDF格式、有的是CAJ格式、有的是word格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研究的运用带来不变，为了使用不同地方的文献资源，研究者们需要下载多个文件格式工具，如此才能够打开文件。二是不同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平台的检索方式和检索入口存在不一致的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用者对地方文献资源检索的难度和效率。同时客观上来看，地方文献资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包含地域名词、书目等，因而在检索的过程中，如果网站设置普通、常规的关键词和检索序列，那么就极大地增加了检索难度和效率。故而建议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平台在设计文献的检索序列和关键词配置时，根据地方文献的特点来增加相应的关键词配置，如地名、人名、书目等等。
（二）学术研究中运用地方文献的观念问题
目前在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突出的观念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重藏轻用观念、民众参与积极性不高两个方面。具体来看，第一，重藏轻用观念。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文化保护的政策推动下，全国各地区加快了对地方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但不少地区对国家的该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重藏轻用的观念十分突出。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源虽然在图书馆、网站等平台中均有收录，但研究者们使用起来却是难度重重。尤其是部分地区的特色、典型文献资料，由于量少稀缺，不少地方的地方文献资源保护单位和部门在该类文献的借阅使用方面更是设置重重障碍。如此情况不利于发挥地方文献资源的价值，偏离了地方文献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意义和目的。第二，民众参与地方文献资源保护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地方文献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旨在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支撑。一般来看，我们当前的地方文献开发和搜集多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借助于群众提供的信息来提升地方文献资源的搜集和开发工作。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众普遍存在着对地方文献资源开发与保护参与度不高的情况，如此就造成了大量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三）学术研究领域关于地方文献利用开发中的管理问题
地方文献利用开发中的管理问题也是目前影响学术研究中对地方文献资源使用的重要问题。具体来讲，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视遗产保护，开发利用中创新意识不足。
首先是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目前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文献资源方面。在当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保护的政策推动下，很多地方无法有效地处理好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少地区为了挖掘地方文献资源的经济效益，将地方文献资源开发成为旅游文化，过度开发甚至歪曲地方文献资源，进而不利于地方文献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同时目前全国不少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保护力度不足。尤其是一些稀少的古籍文献资源，由于地方保护手段和经济条件、保护环境的制约，再加之古籍文献本身年代久远，很容易造成古籍类珍贵的文献资料的损坏。因此地方文献保护的情况目前不容乐观。这些古籍资料保护不力的情况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开展，阻碍着这些文献资源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因此如何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利用与开发方式的创新，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好的启示和支撑目前已经成为摆在每个地方文献资源保护与管理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任务。
另外，在地方文献利用与开发过程中人员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文献保护曾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未得到有效的重视，因而在后来的地方文献保护过程中，保护单位面临着巨大的工作量。相比较之下，地方文献保护与管理的人才配备不足，再加之地方文献保护工作难度较高，工作开展起来进展缓慢，如此导致了地方文献保护与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自信心不足。另外，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是一项较为专业的工作，其中牵涉到多样化的学科知识，对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素养要求极高。而目前我国不少地区的地方文献保护组织和机构缺乏专业的人才配备。
三、规范运用地方文献资料助推学术研究工作
地方文献资料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针对地方文献管理、开发和运用中存在的观念问题、共建共享问题、重藏轻用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地方文献的管理及开发，挖掘其潜在的学术价值，规范运用地方文献资料助推学术研究工作。
（一）成立省级地方文献收藏中心
鉴于当前地方文献呈现出的分散状态，在实际的地方文献开发中，建议成立省级规格的地方文献收藏中心，以此来推动地方各级文献保护与管理部门的文献管理工作，由上至下构建起完善的地方文献保护机制，并构建地方文献的资源建设框架，打造省级地方文献建设的基础平台，推动地方文献资料的共建共享意识。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强化地方文献建设者的共享意识；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对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制定整体发展规划，创建地方文献共建共享协调中心，主动协调各部门关系，调动参与积极性，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并向规划法和标准化、常态化发展，以此来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支撑。
（二）构建地方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协调保障机制
共建共享保障机制是实现学术研究中查询文献资料无障碍的重要保证和基础，也是构建地方文献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因此我们要重视地方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协调保障机制的构建，一方面要完善相关的制度法规，从法律层面上来明确界定每个地方组织在地方文献共建共享机制中所承担的职责和权益，对区域范围内的地方文献共建共享机制运行提供必要的监管依据和标准。另一方面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对地方文献共建共享的干预和支持，为该机制的稳步推进和运行提供经费支持、协调沟通等等。
（三）推动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体系建设
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体系建设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便捷的查询、搜索平台，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因此我们一定要推动地方文献数字化和网络体系建设。首先，加快开发类型多样的地方文献数据库的进程。目前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进程加快，各层级地方文献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积极推动各类型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同时在构建过程中一定要构建一致化的标准，实现地方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其次，要建立分布式的资源共建共享系统，这种机制有利于集中分散的信息资源，在统一的标准和格式下规范地、完整地、全面地、系统地建设数据库。以地方观光旅游资源为例，一个省份建立一个地方旅游观光资源库，然后各地市的旅游资源库挂靠在省级资源库的下面，以此类推，跨地区的资源由所跨区域的上级地区建设，最后将各省旅游资源库纳入中国旅游资源库的大库之中，既保证了系统性，又具有区域特色性和独立性。
（四）设立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专职部门
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能促进地方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使文献信息建设更具特色和竞争力。因此，应高度重视地方文献开发利用工作，认清地方文献工作在建设进程中的价值，设立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专职部门，积极开展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等研究工作，立足地方文献资源，探索地方文献价值链拓展途径，促进地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五）科学规范地运用地方文献资料
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关键就要走出重藏轻用的误区，要将那些静态的地方文献变成动态的信息流，合理规范地利用地方文献，充分发挥其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为学术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注入活力。文献信息管理部门应该矢志不渝地开展地方文献咨询服务，为学术研究者深入挖掘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等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地方文献保护工作机制，在做好珍贵地方文献保护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地方文献的开发，搞好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鉴别筛选，做到区别性开发、特色性开发，发掘地方文献中蕴藏的有利用的信息资源。
综上所述，地方文献对于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地方文献管理部门一定要加强对地方文献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学术研究提供完备详实的地方文献参考资料，纵深推进学术研究工作。
第3篇：何谓远程教育学术研究之新？
□肖俊洪
【摘要】“新”是学术研究价值之所在。本文围绕何为学术研究之新，剖析目前国内远程教育研究存在的五种“伪”新现象，包括“新”即宏大叙事语篇、“新”即时髦、“新”即模仿、“新”即研究方法或工具之先进性、“新”即“唯我独尊”。文章通过实例阐述应该如何理解学术研究之新，并呼吁学术界，尤其是学术期刊编辑、审稿人及在读学生的指导教师切实履行学术守门人职责，严把论文质量关，共同为提高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水平而不懈努力。
【关键词】学术研究；学术规范；学术价值；在线远程开放教育；伪现象；学术守门人
“新”是学术研究价值之所在，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不例外。所谓新，即人无我有，是对本领域现有知识基础的添砖加瓦。通常学术论文在开头引言中会阐述本研究的价值，即本研究新在何处。从编辑和审稿人的角度讲，“新”也是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可以考虑刊用的首要原则。我每年都有100多篇文章的审稿量，中英文约各一半，粗略统计，能通过“新”这一关的文章不会超过30%，中文文章的比例更低。我认为这可能跟作者对学术研究之新的理解有关。以下简要谈谈国内远程教育界在学术研究方面与“新”有关的一些伪现象。
伪现象之一：“新”即宏大叙事语篇。具体说，就是要提出所谓能够自成体系、自成一派的新理论、新体系、新模式。比如，以“远程教育教学模式”为主题的文章数不胜数，有一个时期，为了应付教育部的评估，电大系统顺口溜式的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最近，某开放大学公布年度科研立项，22个立项课题中名称包含“模式”的有10项（其中7项包括“教学模式”）。“模式”在远程教育研究文献中似乎没有“棱角”了，我甚至认为很多研究者都说不清何为模式。再比如，一些研究者有意或无意不遵循学术规范，没有把引用他人的东西标注出来，有的则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改变一下措辞、提法或顺序，乃至微调引文内容，玩文字游戏而没有实质性新意，经过这么一番“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把这些东西作为新理论隆重推出，逃避学术不端检测，成功把他人的研究成果化为己有。在这方面，“精明的”学者会直接借用外文文献，使得“新成果”更加逼真，也更加不容易被识破，而有些人则是贩卖二手、三手的舶来品，更容易以讹传讹，可能危害更大。
伪现象之二：“新”即时髦。因此，必须跟上潮流，否则就落伍了。比如说，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创客教育——一波又一波席卷而来，更为不足取的是，研究问题雷同、方法雷同、内容雷同、结果雷同的现象颇为常见。坦率说，不管是读者还是编辑或审稿专家，此类稿件足以使我们产生认知疲劳，谈何新意？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开花结果，蜂拥而上是浮躁的一种表现，这样也许能开花但不一定会挂果，即使挂果也经不起风吹雨打。研究什么应该结合自身的学术所长、研究兴趣、研究环境和条件等诸多方面因素而定，从教育学科（包括远程教育）的研究现状、特点和规律看来，涉及“教育”“教学”“学习”的很多问题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讲仍然是一个个黑箱，有些问题即使曾经有过定论，但是随着教育、教学和学习环境、目标以及要求的变化等，也需要开展新的研究，重新认识它们。比如，澳大利亚《远程教育》（DistanceEducation）2017年第2期是专刊，其主题是“在线学习的社交临场和身份认同”。自从1976年《电信的社会心理学》（Short，J.，Williams，E.，&Christie，B.[1976].Thesocialpsy⁃chologyoftelecommunications.London：JohnWiley&Sons）提出社交临场这个概念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在在线远程教育领域，受到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几位学者所提出的“探究社区”模型的影响，远程教育研究者从来没有停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社交临场的探索。身份认同其实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然而，社交临场和身份认同在各种在线环境下是如何相互作用却是一个远程教育研究者不常涉足的领域。因此，这个主题在众多申请书中脱颖而出，被我们选中。再比如，我们刚刚确定《远程教育》明年第2期专刊的客座主编人选，他们提出的主题是“双轨和多轨教育：对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启示”。在今年收到的申请书中，跟以往一样不乏“时髦”“新潮”的主题，比如学习分析技术，相比之下，虽然双轨模式或多轨模式办学在远程教育领域不是新的课题，然而我们经过广泛深入讨论之后还是选中这个主题，因为当今在线远程教育已经或正在进入高等教育主流，而社会也已经迈进了数字化时代，双轨或多轨模式必然成为一种常态，很多老问题碰到新挑战，比如，办学机构在教学上的新挑战、学习支持的新挑战、质量保证的新挑战、运作模式的新挑战、专业设计的新挑战、师资能力建设的新挑战以及开放教育资源、开放获取、开放教育实践对学校教学工作的启示等。
伪现象之三：“新”即模仿。这一类作者居多是在读学生，他们往往不敢赶潮流，而是选择一些值得关注的老生常谈问题或套用一些“经典”研究方法或工具。倘若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切入点，此类文章也完全能够有新意，比如上面介绍的《远程教育》今明两年的专刊主题。但是，可能是由于自身学术功底和视野所限，他们往往选择一些“经典”研究或方法，然后依样画葫芦，或是按照一般套路，没有认识到这些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新思路、新视野、新方法和新阐释。研究方法和工具没有过时论，关键在于适切性，即必须充分考虑研究目的、内容、对象乃至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我曾经审过一篇文章，研究者用一份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调查表调查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这显然是研究工具选择不当的例子。调查表里面的很多策略对于小学生而言是闻所未闻的，且不说很多术语的理解远远超出小学生的认识水平。有一篇文章则是研究社交媒体（微信）对提高外语口语水平的影响，采用的是结构性访谈方法，研究结果同样值得质疑。很多旨在验证新教学方法有效性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有的则同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法，但是，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有效证明某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要达到这个研究目的，教学观察和科学考核是必不可少的，即所谓三角验证。作者如果是在校学生，不管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说明导师未能履职，尤其是导师挂名的情况更是不能容忍的“渎职”行为。我想奉劝同行一句话：挂名需慎重。
伪现象之四：“新”即研究方法或工具之先进性。这一点在在线远程教育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如上所述，研究方法或工具没有过时论，但有针对性，没有哪一种研究方法或工具能够适合一切研究内容；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是研究者最基本的素养，但是这方面赶潮流、追时髦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在线交互是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很多此类研究直接从平台数据库导出或手工统计交互活动的发帖量，包括学生个人和教师个人的发帖量、谁收到多少回帖、谁回复谁的帖，等等，然后使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凡此种种，都不足以客观、真实、深入揭示在线交互情况和对学习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检验学习是否发生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在线交互的实际内容，对照具体学习目标（比如本次在线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分析学生说了什么、交流了什么，最终达成什么共识，其他方法或工具能够发挥互补或相互印证的作用，但是不能本末倒置。诸如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学习分析、社交网络分析、可视化工具确实与时俱进，也高大上，令人肃然起敬。然而，研究者自己却经常沦为这些工具的“工具”或者说仅仅是这些工具的操作手，并没有在所谓的研究成果中留下个人“印记”，且不说这种成果有多大价值。
伪现象之五：“新”即“唯我独尊”。不少论文没有对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回顾，也未能在讨论研究结果的时候充分说明本研究的发现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与先前相关研究存在何种关系。比如是印证还是反驳已有的研究发现，或是补充了这些研究？为什么？这些文章好像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很少或几乎没有人涉足这方面的研究或是其他研究不值得一提。严格地讲，不存在全新的研究，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唯有清楚阐述相关研究成果（文献回顾）才能使本研究的必要性更有说服力，唯有在相关研究成果背景下阐释本研究的发现，揭示本研究与相关研究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体现本研究的价值。这是学术研究的真谛。
上面谈了国内远程教育领域学术研究的几种伪现象。我想，作为学术守门人，不管是编辑还是审稿人，都有责任致力于消除这些伪现象，严把文章入门关，共同为提高《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水平而不懈努力。
第4篇：论学术研究的信息—传播转向
赵建国
【内容摘要】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哲学；第二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转向20世纪的语言学哲学，即“语言学转向”。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到“语言学转向”并未彻底完成，“图像转向”达成之后才算最后完成。“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因为语言、图像都是信息和传播的方式或内容。哲学的两次转向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本体论关注世界是怎样的；认识论关注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可能；语言学和图像转向关注人是通过何种方式认识和描述(传播)世界，以及这种认识和描述是否准确。向身体转向也包括着向信息和传播转向。信息社会、媒介社会的来临，是学术向信息—传播转向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信息学和传播学对各个学科和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整合，正是信息—传播转向的结果。
【关键词】语言学；图像转向；信息传播；认识论
一、“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
学术转向就是众多学者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学界，特别是哲学界通常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哲学；第二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转向20世纪的语言学哲学，即“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
古希腊哲学属于本体论哲学。哲学家试图找到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恒定本质。他们提问的话语方式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进入近代以后，哲学研究的主题变成了认识论。哲学家开始反思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提问的话语方式转换为：“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正如恩格斯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所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前者回答“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后者回答“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
从20世纪开始，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语言的意义、结构等问题取代了认识论的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分析哲学、符号学等成为这种转向的主要收获。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的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话语的结构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而成为中心话题。人们更加注重意义的建构方式以及意义的获得方式。语言学转向之后，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理念，这就是从独白到对话，从本质论到建构论。
然而，在不少学者看来，现在正经历着另一种转向。
从学理上说，“读图时代”的到来，可以采用一种转型的表述，那就是我们当下的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告别“语言学转向”，进入到一个“图像转向”的新的时期。②
1992-1994年间，美国学者米歇尔(W.J.T.Mitchell)和瑞士学者博姆(GottfriedBoehm)几乎同时提出了“图像转向”这一术语。前者所用的术语是“thepictorialturn”；后者所用的术语是“ikonischewendung”。“图像转向”后来又被学者们概括为“视觉转向”(thevisualturn)。③语言和图像转向属于同一文化潮流和趋势，“图像转向”并未取代(“告别”)“语言学转向”。率先提出这一转向的美国学者米歇尔甚至认为，“语言学转向”就已经隐含了某种“图像转向”的思想渊源，即是说，在“语言学转向”中实际上隐含着“图像转向”的潜能。他写道：
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之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种种形式早期可追溯到皮尔斯的符号学，后期可追溯到古德曼(NelsonGoodman)的“艺术语言”，两者都探讨了构成非语言符号系统之基础的惯例和符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并不从如下假定出发，即语言乃是意义的范式。在欧洲，人们可以把这一变化和现象与关于想象和视觉经验的研究等同起来，或把它与德里达的“语法学”等同起来，后者通过把注意力转向书写可见的物质性痕迹而将语言的“语音中心论”模式去中心化了；或者，还可以把这一转变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大众文化以及视觉媒介的研究等同起来，或者与福柯所坚持的权力/知识历史和理论等同起来，这一历史和理论揭示了话语的和“视觉的”、可见的和可说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裂隙，这种裂隙乃是现代性的“视觉政体”中的关键所在。④
中国学者周宪认为：
米歇尔的论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历来把语言活动视为心智活动的最高形式，是理性的活动；相反，视觉图像和视觉感知则是一种对观念进行阐释的次等形式，是低一等和靠不住的。因此，“图像转向”实际上就是在向“语言学转向”提出挑战，它深刻地动摇了语言(尤其是言语)的霸权地位。⑤
时至今日，图像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甚至欲占据主导地位，所谓“读图时代”就是对这一动向的概括。瓦尔特·本雅明曾引用过的这句话当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现实：“未来社会的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不懂摄影的人”。图像转向并未完结，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之中。
二、“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
“图像转向”有着现实的依据，但更宏观地看，笔者认为仅仅看到这两种转向还不够，还应当挖掘这两种转向的共同动因。所谓“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其实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因为语言和图像的本质都是记录、对话和交流，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语言、图像都是信息、都是传播，都是信息和传播的方式或内容。周宪在谈到“语言学转向”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有学者提出，“语言学转向”发生在18世纪的德国，海曼、赫尔德尔、洪堡就是这一转向的先驱。20世纪又经历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发展，一直到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形成了一条线索明晰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的核心在于强调语言的世界开启层面，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而非认知功能。⑥
如果说语言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语言的交往功能而非认知功能”，那么在笔者看来，“图像转向”肯定同时强调图像的传播功能和认知、审美功能。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⑦“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标志着现代之本质。这是海德格尔对现代世界的独特认识，也是它对图像引起的人们思维方式变化的哲学概括。正如周宪所言，“比较而言，图像比语言更有效和更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当代视觉文化中各种复杂的图像或影像形式的爆炸性发展，必然对当代人的主体性、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⑧显然，没有图像的传播，就很难谈得上“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当代视觉文化中各种复杂的图像或影像形式的爆炸性发展”，当然是指图像和影像的大规模、普遍性传播。据此，我们可以把“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统一概括为“信息—传播转向”。也就是说，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到“语言学转向”并未彻底完成，“图像转向”达成之后才算最后完成，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哲学”或“互联网思维”达成之后才算最后完成。仅仅分别看到“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还不够，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更缺乏整体观念和联系思维。
其实，国外已经有学者发现了哲学的信息转向趋势。当代信息哲学的问世，提出“信息转向”(informationturn)的初衷就是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美国特拉华大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系的亚当斯(FredAdams)教授甚至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信息论引起哲学问题，哲学已经开始了信息转向。瑞典马拉达伦大学的斯诺克科维奇(GordanaDodig-Cmkovic)也提出科学哲学的范式向信息哲学转移的趋势。弗洛里迪不仅提出哲学的“信息转向”，而且还大胆地预言信息哲学可能成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prima)。⑨笔者还要补充说，从时间上看，信息转向与传播转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并非偶然，因为信息需要传播，传播的内容只能是信息，信息与传播二位一体。
还要明确，哲学的“信息转向”和“图像转向”是现时世界信息和图像传播越来越强势而引起的，是哲学的与时俱进，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倒在其次。显然，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哲学关注的极其重要的对象。由此看来，哲学家研究信息学、传播学和信息学者、传播学者以哲学思维方式看待信息与传播问题，是这种转向所需，也是学科交融所需。
其实，哲学的两次转向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本体论关注世界是怎样的；认识论关注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可能；语言学和图像转向关注人是通过何种方式认识和描述(传播)世界，以及这种认识和描述是否准确。具体说就是，人是通过语言和图像来认识和描述世界的，语言和图像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认识和描述世界，但语言和图像在认识和描述世界时也有其局限性。不难理解，语言和图像这一“信息—传播转向”是对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继承和深化，因为认识世界需要信息和传播。
随着图像的大量传播，有人对世界的现实感产生了怀疑。美国学者詹姆逊说：“不管对柏拉图的解读是怎样的，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正是具有这种特色。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的复制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类像。所以，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⑩从文化上来说，文化正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反映，何以会“没有任何现实感”呢？现实从物质世界开始，如果有结束也只能在物质世界中结束。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能离开物质吗？我们不能在滚滚而来的图像面前丧失理性思维，不能割断图像世界与真实现实世界的源和流的关系。从本源意义上说，世界本来就是实体的、具体的物象构成的。物象就是客观事物及其形象，它有质量、形状、颜色、声音、气味，因而是具体可感的。语言和文字的发明是为了描述这个丰富多彩的物象世界，图像的发明和传播也是为了描述这个丰富多彩的物象世界。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语言哲学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思想被概括为图像论。图像论是基于世界是实体而存在的，世界的实体是图像存在的前提之一。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图像是实在的一个模型”“图像即是一个事实”“只有事实才能表达意义”。
三、身体转向及其传播意涵
语言、图像与身体密切相关。身体承载着语言，也构成大部分图像。在这个意义上，向语言转向、向图像转向和向身体转向，都是向传播的转向。
(一)身体转向
差不多于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同时，在思想和哲学领域还出现了身体转向，它首先发生在西方。20世纪，西方社会学以及哲学研究开始大量出现“身体”这个话题。在西方，作为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突围的“身体”话语的凸显或身体转向，可谓哲学现代性转向的重要标志。克里斯·希林(ChrisSc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TheBodyandSocialTheory)中指出：“身体已经进入了学术分析的核心，反映出它在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重要意涵。他还说：“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
在学界，已经形成身体社会学(sociologyofthebody)，身体社会学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西方哲学身体转向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9世纪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保尔·昂利·霍尔巴赫(HeinrichDiefrich，1723-1789)，他突破了身体与理性相分离的西方哲学传统，把灵魂与身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19至20世纪，有两个重要的身体学说：一是尼采和福柯根本不想调和身体与意识的对立，凸显了身体和历史、身体和权力、身体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二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1908-1961)以现象学的独特视角审视身体，在探索知识的起源中充分强调了身体的重要作用，从而取消了意识在这个领域中的特权地位。
与上述哲学转向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在美学领域，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三人不约而同力倡“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等理念，向传统美学发起挑战和冲击。
(二)身体转向的传播意涵
向语言转向和向图像转向都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向身体转向也包括着向信息和传播转向。但在已有的身体转向中，还没有对身体的信息和传播意义充分关注和研究。
在身体转向中，表现出传播意涵最明显的学者是萨特、梅洛-庞蒂和约翰·奥尼尔。
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说：身体“也是为他存在的。……这也就是要研究我的身体向他人显现的方式或他人的身体对我显现的方式。“他人的身体作为别人所是的东西直接地向我们表现出来。这里实际上是在谈身体的交往和传播了。美国学者施皮格伯格评价说：“对于萨特来说，身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社会接触中所起的连结作用。
梅洛-庞蒂说：“动作的沟通或理解是通过我的意向和他人的动作、我的动作和在他人行为中显现的意向的相互关系实现的。这里谈的是人们之间身体动作的沟通和传播。
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John0’Neill)在其著作《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指出：“任何社会都不能将活生生的身体从其符号体系中排除出去，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身体来交流诸如年龄、婚姻状况、性爱的可能性、社会地位等等信息。“人类身体是一种交往性身体，其直立姿态和视听能力的结合拓展出了一个符号的世界，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并使之超出了其他任何生命形式的范畴。奥尼尔关于交往性身体的论述，已经进入身体传播研究的主干部分。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美国社会学家E.戈夫曼和英国学者克里斯·希林涉及身体研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传播意涵。
戈夫曼指出：“在若干人相聚的场合，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工具，而是能够作为传播媒体发挥作用。戈夫曼也有对身体动作的研究。
希林指出：“身体的各种运动和外表都释放着人与人之间意向的讯息。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要维持有焦点的日常接触，时不时的眼神接触不可或缺，而频频看表就表示想要走人。也就是说，身体在释放信息，也在传播信息。他还指出：“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身体具有接收能力，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受者。
当然，虽然身体转向中包含不容忽视的信息—传播意涵，然而信息—传播意涵只是身体转向的深意之一，身体转向的指向和意蕴是多元而丰富的。
四、信息—传播转向的深刻根源和广泛影响
(一)信息—传播转向的深刻根源
学术转向表面看来是众多学者们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发生了大致相似的改变，但实际上这种转向不仅有着学理上的某种逻辑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依据和要求。
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媒介社会(媒介时代)的来临，是学术向信息和传播转向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交流、交往和传播日益频繁和重要，由此催生着信息传媒科技的迅速发展。19世纪30年代美国发明家莫尔斯发明电报；19世纪60年代贝尔发明了有线电话；1895年卢米埃兄弟发明了电影；20世纪初广播诞生；20世纪20-30年代电视问世；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开始出现；20世纪70-80年代移动手机现身。不难发现，20世纪是媒介大发展的世纪，因为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手机等都产生于这一百年中。尽管电报和有线电话产生于19世纪，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仍很兴盛；而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产生于19世纪末，但大发展无疑是在20世纪。现在，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基本体系之中，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中心部分。从文化发展全局看，如果说19世纪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则是传媒的世纪、媒介的时代。媒介时代与信息时代几乎是同义语，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标志着信息时代的真正到来。
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互联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到现在它的全部意义远未全部展现。信息传播和传播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络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改造，“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就是这种全面渗透和改造的重要标志。大数据、网商网购、物联网等都是互联网的产物。
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为语言和图像转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语言和图像转向也为信息时代和媒介时代的到来做了理论准备，成为信息时代和媒介时代的先导。
我们已经介绍过，从20世纪开始，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但人们忽略了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学科的出现，这就是传播学和信息论。传播学出现于20世纪初，1949年，施拉姆出版《大众传播学》，标志着传播学形成。香农于1948年发表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MathematicalTheoryofCommunication)，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传播学和信息论差不多同时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也许有必要指出，在学术上概括和指出“语言学转向”这一趋向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形成时间非常接近。对于人类来说，信息传播、交流互动和对话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当信息和信息传播社会需求频繁时，当交流互动和对话越来越重要和频繁时，研究语言就成为必然。图像转向也可作如是观，从信息和传播角度考察，图像具有语言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比如信息量大、直观生动等。但无论如何，影像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影像的大量使用是图像转向的必要前提。图像和语言相结合承载信息进行传播具有更大的优势。
(二)信息—传播转向的广泛影响
信息—传播转向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仍在持续深化和扩大。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普及和文化学术的信息—传播转向合力推进了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传播转向已经汇入信息社会、媒介社会的洪流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信息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迅速成长，人们建设和投身信息社会的行为更加自觉和理性化。信息、传播、互联网、手机成为热词，即使普通人也对这些词语耳熟能详，信息学、传播学、互联网研究等成为显学。这种影响的更深层表现是，信息—传播思维、互联网思维已经潜移默化到人们的思想方式、心理活动之中，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遇到问题上网搜索，已经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
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学和传播学正在且已经对各个学科和领域进行全面渗透和整合。如今，研究政治不关注大众媒体传播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关形成一个学科分支——政治传播研究。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等等，无不如此，经济传播、教育传播、文学传播、图像史学等的研究应运而生。其实，每一个学科都有传播自身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信息学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原有的新闻学等学科获得新的理论支撑，从而使自身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施拉姆在访问中国期间对传播学的发展作出预测：“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表明，他的这个预测在相当程度上是准确的。信息学和传播学对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整合，正是信息—传播转向的表现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