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林 柯森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州政府公共经费的持续萎缩，导致公立大学的公共经费从“黄金时代”走向“紧缩时代”。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密歇根大学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举措，主要包括：提高学费；扩大州外学生招收比重；延缓预算支出；削减开支；推行企业经费预算模式；转变人事招聘决策等。这些应对策略的执行在缓解公共财政紧张和提高运作效率和效益之时也伤害了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质量以及高校公共形象。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市场化和公共服务之间取得平衡需要大学领导层和管理者思考并做出努力。
关键词：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公立研究型大学；美国；应对策略；影响；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6-0026-08
收稿日期：2014-06-09
作者简介：卓泽林（1989-），男，广东陆丰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上海，200062。柯森（1957-），男，海南乐东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广州，510631。
自1789年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投入运作开始，州与地方政府对公立大学的直接资助是其得以正常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由于公立大学是州的产物，公立大学核心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州政府的法定拨款，作为回报，公立大学对州政府有着不可逃避的义务，即公立大学要为本州居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州内所有成员的学习需求。但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州政府对公立大学的拨款不断萎缩，其资助额度占公立大学总预算的比例由1979 年的50%下降至2000年的35%。［1］截至2006年，州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已下降至26?8%。［2］公立大学面临从20世纪50年代末直至整个60年代的“黄金时代”被“紧缩时代”所取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着重组和“勒紧腰带”的尴尬局面，不少美国高等教育管理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一场“压力锅中的游戏战”。［3］出于生存的需要，公立大学开始通过“开源”和“节流”的方式主动地谋求发展。
本文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密歇根大学均指安娜堡分校）为案例，在查阅大量一手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并结合笔者美国访学期间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四位高等教育专家所做的访谈，分析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公共财政处于“紧缩时代”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以期丰富我们对美国大学财政治理现状和趋势的了解。
一、密歇根大学应对公共财政紧缩时代的主要策略
（一）提高学费：使其在办学预算经费中比重加大
在公立大学领域，匮乏的经济状况依旧普遍存在。密歇根大学的私有预算增长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但这些增长象征着私有化时代的来临。1980年至2000年，州的实际拨款年均增长仅略高于1%。这所大学通过大幅度提高学费收入来补充资金，州内学费达到全国最高水平。［4］ 65 进入21世纪以来，公立大学学费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其占公立大学运作总预算中的比重仍然名列前茅。“在2000-2004财政年期间，美国公立四年制大学学费增长了40%”。［5］以密歇根大学为例，进入新世纪以来，该大学学费收入再创新高，在2006财政年度州政府所提供公共经费只有3亿1千万美元左右，而学费的收入却已达到7亿1千5百万美元左右，远高于州政府公共财政资助。也就是说，“密歇根大学从州政府所得公共经费只占该大学总预算的8%，而学费占总预算的比重却高达59%”。［6］64 （如图1所示）由于存在着巨大州外的需求，密歇根大学是惟一一所州外学生学费可与私立大学学费水平相比的州立大学。［7］由此可见，当前学费对密歇根大学经费的贡献率远高于州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成为密歇根大学经费的首要来源。正如密歇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塔（James J.Duderstadt）所言：“密歇根大学由于90%以上的经费来自不同的社会资源，因而成为全美最早私人支持的公立大学（Privately Supported， Public University）之一”。［8］
（二）调整生源结构：扩大州外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招收比重
卓泽林柯森：“紧缩时代”下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应对策略研究
在美国，公立大学对本州和州外学生（包括国际学生）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州外学生学费大致为本州学生的三倍。因此，在公共预算经费紧缩背景下，扩大招收国际学生和州外学生的比重成为密歇根大学拓展资金来源的一项重要策略。再者，密歇根大学拥有州宪法自治身份（Constitutional Autonomy），这意味着该大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自导权，这是一般法律地位所不及的。也正因为如此，密歇根在学费自由定价和招生管理决策中倾向于招收州外学生比例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跟其他公立大学比较而言，密歇根大学在招生政策上享有更多的主导力量。这种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原则使密歇根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倾向于招揽那些能付费的学生群体，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提高州外学生在总招生比例中的比重。该大学在招生管理决策中有权招揽40%左右的州外学生，而这40%左右的州外学生人均每学年要上缴大概2?8万美元的学费。（如图2所示）
（三）延缓预算支出：搁置旧校舍等基础设施的维护
在财政拮据的状况下，基础设施经费预算支出的削减是公立大学的一种流行的做法，其中包括取消旧建筑重建工程项目和推迟修复旧校舍等基础性设施。很多公立大学多年以来都采用这种节流方式来应对经费的紧张局面。［9］17就像一位来自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领导受访者所言：“我们都把削减对基础设施项目的预算作为公共财政困难时期的一个缓冲器”。［9］17
但是，当州政府经济有所好转，有机会加大公立大学资助力度时，却时常发现当时因公共经费捉襟见肘而推迟对学校建筑的修复，现在已没有足够的公共财政对这些旧校舍进行修补了。因为经济不景气和人们对征税的抵制，也由于增加税收是有限度的，而此时需要公共投入的部门排成长龙，如公共医疗、环境保护、社会服务、住房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财政投入的增长不太可能赶上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速度，也不大可能有较大的增长，以满足设施多年失修和专业调整的经费需求，满足技术上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所需要的更高水平的教育和训练的需要，满足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和增加招生数量的需求。［10］202延期修补的旧教学建筑等基础设施不仅影响大学的教学需求和教学质量，甚至还威胁到公众的人身安全。譬如，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校园，管理员因为路过学校多年没有修补的行政大楼而被掉下来的残骸砸中。［9］19很显然，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会给公立大学造成深远的影响。
（四）削减开支：裁减购买实验设备及图书馆学术期刊经费
在州政府持续减少对公立大学公共财政资助的情况下，开源和节流是公立研究型大学用来缓解公共财政困境的两种主要策略，而且两种方式经常同步进行。但是近年来，由于过度开源导致公立大学学费、食宿费等费用不断飙升而导致的无法上大学和上大学难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公众拷问，迫使公立研究型大学转而把重心放在节流的领域。
譬如，密歇根大学、北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开始降低有关实验设备保养的预算经费、削减购买物理实验室设备的预算、裁减相关单位的教职员工以降低总体预算经费的支出。［9］17无独有偶，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弗雷明汉州立大学（Framingham State University）等公立大学也采取了类似的途径降低总预算经费的支出。“大学甚至会减少校园种植花草树木的数量，或者降低修剪校园草地植物的次数”。［9］18可见，在经费紧张时，大学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降低学校的预算支出，其中还包括取消大学图书馆不常用期刊的订阅。弗吉尼亚大学甚至在成功削减图书馆图书采购预算后，还试图每天晚上提前一个小时关闭图书馆以节省资源，最后在学生的强烈反对下，不了了之。［9］18
（五）推行企业经费预算模式：“以责任为中心”预算模式
在20世纪90年代停滞不前的预算环境中，再分配资源以适应变革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与此同时，管理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4］66-67诚然，有效的资源配置是保证大学正常运作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在主要体现在公立大学的管理体制中。密歇根大学自1994年开始实行“以责任为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 Management， RCM）的激励预算管理模式，该激励模式的支持者等相关领导正使用这种方法来满足学校“顾客们”的需要，同时增加这一系统中产品（学生）的数量。作为一项颇受偏爱的措施，“以责任为中心”预算管理模式允许运作机构能保留大部分自有收入，但也要对其自身的成本负责。这一理论持这样的观点，各机构存在着增加收入、减少成本的经济动机（pecuniary motivation）—换言之，就像高效的企业那样运营。［4］67-68
在这种市场化因素的激预算管理模式下，密歇根大学逐渐变成了杜德斯塔特所说的“密歇根大学有限公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c），它被当作一个商业企业运作，被比作《财富（Fortune）》上的500强公司。［11］125持这种原则的人认为大学应该像公司一样的运营，其中每一个学术单位都应该有自己的财政价值，在运作的过程中有盈余的学术单位可以保留多余的经费，不必上缴校方，亏损的学术单位则要偿还赤字部分的资金。可见，在“以责任为中心”的预算管理模式下，由于各学院无需上缴经费，以致各学院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起到物质激励的效果。“以责任为中心”预算管理模式或许提供了一个将管理主义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最好例子，受市场意识形态的上升所鼓舞，“以责任为中心”预算管理模式寻求在运行单位这一层面上引入类市场的激励，主要是使它们从学生的学分学时（credit hours）中赚取收入，使学术单位对自己的收入负责，并使真实价格的系统制度化，对适应行为形成激励结构，从此促进效率。［4］242-243。
“以责任为中心”的预算管理模式就像一把双刃剑，密歇根大学在推行责任中心管理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问题。密歇根大学在扩大而不是停滞的资源基础上实施它的“以责任为中心”版本。也许最重要的是，在高度私有化的校园中，各单位倾向于向外寻找机会增加收入，而不是与本校其他学院进行竞争。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引起各学院之间怀有恶意的分歧（rancorous disagreements）。此外， “以责任为中心”预算管理模式破坏了大学促进跨学科合作这一明确的承诺。 ［4］68-69
（六）转变人事招聘决策：更多地依赖兼职教师和辅助教师
所谓兼职教师（Part?time/Adjunct Faculty）是指“所承担的工作量少于一般（全职）教师要求，部分地参与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12］ 面临空前的公共财政压力，美国公立大学将费用低廉和零福利的兼职教师作为降低办学成本的现实选择。“经验表明，用廉价劳动取代高价劳动可以减少固定资本，让一个讲师进行大班授课可以实现规模经济”。［13］321这就是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公共财政捉襟见肘时所推行的成本意识，即在一切开支费用中实行成本最小化策略，而在教师人事对策上减少对终身教授的依赖，公立大学终身教职从1993年占教师队伍的59%下降至2006年的49%（如图3所示）。
与此同时，公立大学转而更多地依赖兼职教师和辅助教师，这也是公立大学领导层在成本最小化意识中的具体体现。所以，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教师队伍中一个常见的趋势就是临时教师的大幅度增长（如图4所示），以至于“美国的本科生常抱怨，教授教的太少，助教教得太多”［15］。
二、密歇根大学推行应对策略造成的影响
（一）缓解公共财政紧张
1974年至1988年，州政府对公立大学总的资助仍然保持在350亿美元左右，但是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实际上明显下降。虽然在80年代末期，由于美国经济形势的短暂好转以及在经济竞争力计划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投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保证，州政府也因此增加了高等教育投入。到了1990年，这一经费就增加到将近430亿美元 。然而，1990至1992年间，又开始下跌，在1993至1994年间下跌至400亿美元。［16］在经济衰退时期增加公共财政投资会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这使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可能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公众机构进行大量和充足的投资。［17］因此，政府对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投入越来越少，公立研究型大学为了保证正常运作和维持市场上的声誉，就很有必要减少对州政府公共经费的依赖，增加非政府的资金来源，如通过提升学费标准比重、争取社会慈善捐赠、校办企业以及鼓励校园辅助性单位的发展等私人资本的渠道。克拉克（B?R?Clark）将这些经费来源称之为“第三渠道”——是相对于政府基于公式计算的和基于绩效的拨款（第一、第二渠道）来说的，并写道，“世界范围的趋势表明，大学的收入从几乎完全依靠第一个渠道转变到更多地依靠一系列来源，特别是……第三渠道。”［18］同时还呈现出加速企业化的趋势。
近年来，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私有收入来源，特别是来自家庭及其学生的学费在办学预算收入中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从1985到1995年，私立大学学费增长了105%，私立学院学费增长了108%；公立大学学费增长了115%，公立两年制学院学费增长了228%。［19］“州立大学现在看起来非常依赖学费，因为可以每年增长，总好过于依赖变化无常的州立政府”。［20］公立大学学费增长速度甚至高于以高学费著称的私立大学。而该阶段，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2003至2008年，仅仅公立院校就增长了33%。所以，在不增加公共经费或仅仅增加很少公共经费的前提下，满足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就缓解了政府公共经费紧张的趋势。学费的不断增加导致学生总是按照商业纳税利益的形式分担更多的公立高等教育成本，减少州所应承担的教育费用。［13］381
（二）提高运作效率和效益
在公共经费捉襟见肘的背景下，为了使可用资金发挥最大化的效果，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在资源配置领域推行企业化的预算管理模式。密歇根大学在1994年开始推行的“以责任中心”管理预算机制的主要原则是“各学院自治自理”（every tub on its own bottom）。［4］67-68也就是说，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管理理事会、监事会，各个学院自己筹款， 在录取、课程、毕业标准， 以及教师的选聘和晋升等重大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各个学院这种自负盈亏的预算管理模式有助于发挥各学院教职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使有限的公共资金发挥出最佳效果，避免资金的浪费。
“以责任为中心”激励预算模式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衍生的一个主要管理模式。这种将源自市场与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导入到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变革，是一种相对于福利国家传统的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理念，即是所谓的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新管理主义最根本的前提是这样一种信念：“当正确的（市场竞争的）管理技术运用于公共服务部门时，社会政策目标能够以更少的成本为代价得到提高”。［21］ 根据这种观点，在公立研究型大学领域，通过推行新管理主义“以责任为中心”的激励预算管理机制等私营化管理模式在学校内部乃至公立大学与公立大学之间、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为生源、资源、质量和声誉展开竞争，从而有可能促使他们提高办学效率。显然，公立研究型大学形成这种“生存竞争”能力，对处于公共经费“紧缩时代”公立院校而言至关重要。
（三）加剧高等教育不平等
在美国，“无论是父母还是政客在谈论高等教育的时候，成本总是谈得最多的话题，而且一般都是在抱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学费一直在不断上涨” ［22］。20世纪70年代之前，公立院校学费都保持较低的水平，即使州与州之间在学费定价不同，但总体上大多数四年制公立大学对学生收费都不超过7000美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立大学学费大幅度增长。“截止2004年，在过去10年中，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总体增长了56%”。［23］ 密歇根大学在2006-2007财政年度，向本州州内学生收费9534美元，州外学生收取28942美元［6］111，学费总收入占总办学预算经费的59%，而州政府拨款只占8%。［6］642008年12月3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刊登美国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的报告中也进一步指出：从1982年到2007年美国高校学费上涨了439%，而同期中等收入家庭只增加了147%；对美国最贫困家庭来说，2007年一个孩子上公立大学一年的净开支要占到家庭平均收入的55%，而在1999-2000学年这个比例只有39%。［24］美国世纪基金会（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的调查也进一步发现，目前在美国146所选拔性最强的高校中，74%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而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家庭的学生仅占3%。［25］如果公立大学，特别是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学费高居不下，将会造成那些中、低下层家庭的孩子对其望而却步，毕竟成绩优秀的学生不应该由于付不起钱而上不了学，或者只能进入到一些收费低廉的两年制社区学院学习。就像有的学者所言：“四年制公立大学学费大幅度增长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削减贫困学生助学金已导致社会贫富两级分化，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只能进入低学费两年制学院学习”。［26］
由于长期积累的货币政策失误与金融监管的缺位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公立院校陷于财政困境，更使学费高居不下。此时，密歇根大学伺机利用州立法委员会（State Legislative Council）赋予的宪法自治身份不断提高学费标准和扩大招收州外学生的比重，使其州外学生比重高达40%左右。虽然密歇根大学在创校时被赋予州宪法自治身份这种“特权”待遇，相对其他公立研究型大学而言能较为轻易地越过董事会进行招生政策调整。但是“35%的学生为非本州学生——这是州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4］48始料未及的是，为了想尽办法将学费收入最大化，密歇根大学招收州外学生的比例已突破州立法委的限制招收州外学生的底线。无论如何，为本州居民和经济发展服务是公立大学的初衷，公立大学的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本州纳税人的资助。因此，应当保证州内学生的入学机会，过多招揽州外学生显然会侵占本州居民的教育资源，这对本州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潜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前曾有人说，高等教育再现了这个国家的不平等。现在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1］31
（四）损害高等教育质量及高校公共形象
尽管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实施教师聘任制度上更多地依赖兼职教师及研究生助教是为了破解大学的经济困境，但是这种政策发展的结果也给公立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通常情况下，兼职教师在上完课后就离开学校，学校没有给他们配备自己的办公室及个人在计算机等教学辅助设备，所以“教完就走”是兼职教师的特性，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对所教学生进行课外辅导。“研究表明，兼职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时间要比全职教师少50%-100%”［27］。显然，如果教师与学生接触机会较少对教学质量将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如“一个兼职教师在有关会议中提到由于工作时间的缺少和支持条件的不足，很多情况下，很难为学生提供基本教育经验，使其不能充分进行负责的教育”［28］。与此相反，与学生接触机会较为频繁的“全职教师平均每学期给本科生教授三门课程，对本科生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兼职教师产生的影响”［29］。由于采用大班教学、使用更多非终身制教师、兼职教师、研究生助教等使我们的教育质量正在恶化。学费占据大学资金收入的大部分和资源收入基础，招生决策对大学的诚信（integrity）变得更加重要。密歇根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0］
此外，密歇根大学裁减购买实验设备及图书馆学术期刊经费、搁置旧校舍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之类现象，不仅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还损害了高校的公共形象。图书馆是是大学的“心脏”，它是高校最具有向心力的地方，能够把教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研讨学术问题。如果在公共财政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就随意削减图书馆预算经费抑或提前关闭图书馆作业时间，就会造成对图书馆固有的公共知识功能的否认，进而否认大学这一典型的公共领域。毕竟大学就是大学，它跟企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按照企业的逻辑来经营大学，即在大学面临财政危机的状况下就对其大刀阔斧地裁员和裁减核心经费支出，那么大学沦为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口中的“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将不是危言耸听。
三、反思与启示
（一）公立大学应固守办学使命底线
美国公立大学创建的初衷是为最大多数的公众提供高等教育机会，使过去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尤其是来自中、低下阶级的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学生敞开大门，甚至在学费标准上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且不带任何歧视性条件。但是这种公共性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巨大转变，与此相伴随的是，新管理主义理念也渗透公立大学治理领域，公立大学开始将大学理性尘封，放弃了文化使命，奉追逐经济利益收入为学校运作圭臬，其运作模式类似于企业模式，在推行私营化路径与方式过程中表现出公司结构的基本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立大学愈来愈服务于自身而不是社会和公众。“在为社会作出特殊贡献方面，大学将没有确切的使命和职能。这样大学的使命是否能保持大学公共利益的传统呢？”［31］总之，就像人“不能为了活着而什么都牺牲掉”［32］，公立大学也一样。因此，作为一个社会公共利益机构，公立大学应该从反思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意义角度确立自己的角色，而不是把公立大学导向以发展经济功能为主的营利组织。毕竟“公共经费短缺不能够作为其改变教育使命的借口”。［33］
（二）公立大学应拓展学费之外的其他多元收入渠道
从大学自身来看，近30年来，州政府公共经费出现增长缓慢、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趋势，公立研究型大学出于生存的需要，开始主动地谋求发展，即通过提升学费来弥补州政府经费的减少和推行相关私营化的预算管理模式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有其合理性。毕竟“政府就是政府，你对它期望过高或期望它有所不同，只会误读它的特征，给自己带来极度的失望”。［34］但是大幅度提高学费和扩招州外学生比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处于中、低下层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公平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或许更为合理的方法是在州政府和学费之外拓展更多的其他多元收入渠道。正如学术资本主义的首倡者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借用资源依赖理论指出，“当组织在被剥夺关键收入后将寻求新的资源作为替代”。［35］113诚然，当公立研究型大学失去州政府拨款这个关键资源之后，开始寻求其他多元收入渠道，在理论上有合理性，而学费只能是这个多元收入渠道的一个部分，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公立研究型大学应该更多拓展其他替代性资源。
（三）州政府应给予公立大学稳定的财政资助
从州政府层面看，1850年的密歇根州议会（The State Council of Michigan）就通过宪法授予密歇根大学自治权。“宪法赋予自治权被认为是防止政治干预最有效的治理办法”［36］。由此，密歇根大学董事会拥有完全的规划和治理权，使其摆脱了州政府的规制管理。赋予大学自治权的宪法制度成为密歇根州高等教育治理的根本制度，也决定了密歇根大学分权自治和市场协调的发展路径。正是因为高度的自治传统，这种在提高学费标准和扩大招收州外学生比重时拥有完全的决策权，这种“特权”待遇促使密歇根大学即使在面临公共财政危机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符合自身发展的可行策略来成功度过危机，而且在这场危机中仍然能够保持它卓越的市场声誉和地位。但是，“州政府不能放弃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责任。高等教育需要持续的稳定可靠的公共投入。不能把经费来源多元化看做得到政府或纳税人支持的一种“替代”，而应看作一种重要的、适当的但是有限的‘补充’。” ［10］168
对于密歇根大学在州政府持续削减拨款之后所采取的以上种种应对策略，我们姑且不做价值上的是非评价，但是对于我国高校严重依赖政府的拨款状况而言，密歇根大学的举措有一定的借鉴和警示作用。再者，我国政府对高校经费的使用和分配一直持有较大的把控权，因此，逐步拓展我国高校其他收入渠道，才能避免或减少资金单一依赖的财政风险。最为重要的是，高校减少对政府的资金依赖还能获得更大的自治权，正如资源依赖理论所指出的“给像大学这样的组织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有能力对这些组织行驶很大的权利。简而言之就是：“谁出钱，谁点唱。”（He who pays for the piper calls for the tune）［35］68
因此，我国高校只有在经济上摆脱或者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状态，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和自导权。
［1］Duderstadt，J.J. The Crisis in Financing Public Education?and a Possible Solution： A 21stCentury Learn Grant Act［EB/OL］.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5-11-01）［2014-05-01］.http：//milproj.ummu.umich.edu/publications/financing_pub_univ/download/Financing%20Pub%20Univ%201.pdf.
［2］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7b Definitions from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EB/OL］.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7-09-02）［2014-05-01］.http：//nces.ed.gov/pubs2008/2008053.pdf.
［3］胡旺盛，等.高等教育市场营销研究［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3.
［4］Geiger，R.L. Knowledge and Money?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M］. Palo Alto Coun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5］Priest，D.M. & Edward P.St John.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 Universities［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6：15.
［6］Barnes，J.B. Public Good or Private Interest?——An Enrollment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D］.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Doctoral Dissertation，2007.
［7］Duderstadt， J.J. A University for the 21th Centur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312.
［8］Duderstadt， J.J. A Study in Contrast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 Michigan and Ontario［C］.Summit on the Future of Ontario Universities. Toronto，tario， November 19，1997：3.
［9］Gabriel， K.E. State Fiscal Crises and Cu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Access，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and Strategic Reengineering——A Project for the 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R］.2006.
［10］约翰斯通， D.B.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沈红，李红桃，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11］Kirp， D.L. Shakespeare， El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M］.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2］Leslie，D.W.，et al.Part?time Faculty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M］.New York： Pracger Publishers，1982：1.
［13］阿特巴赫，P.21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M］.第2版.施晓光，蒋凯，主译.陈学飞，校.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14］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07 ［EB/OL］.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6-04-01）［2014-06-04］. http：//nces.ed.gov/pubs2007/2007064.pdf.
［15］刘宝存.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37.
［16］Honon，W.H. State Universities Reshaped in the Era of Budget Cutting［N］.New York Times，1995-02-22；Brooke A. Masters. Cuts in Colleges Budgets Send Students Scrambling［N］.Washington Posty，1992-01-29.
［17］Zumerta，W. & J. Looney.State Policy and Budget Developments.In the NEA 1994 Al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EB/OL］.Al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1994-07-01）［2014-05-10］. http：//www.nea.org/assets/img/PubAlmanac/ALM_96_07.pdf.
［18］Clark， B. R.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of Transformation［M］.Oxford： Pergamon for the IAU Press，1998：25.
［19］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5［EB/OL］.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995-10-23）［2014-05-13］. http：//nces.ed.gov/pubsearch/pubsinfo.asp?pubid=95029.
［20］泰克希拉，P，等.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中的市场［M］.胡咏梅，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4-205.
［21］Morley，L. Change and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7（18）：27-35.
［22］Kane，T.The Price of Admission［M］.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9：55.
［23］The College Board. Trends in college pricing 2004.New York［EB/OL］.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4-05-01）［2014-04-29］.http：//www.collegeboard.com/prod_downloads/press/cost04/041264TrendsPricing2004_FINAL.pdf.
［24］佚名.美国贫富悬殊，缺乏应有保障［EB/OL］.新浪网.（2009-02-27）［2014-06-01］.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7/033817297346_2.shtml.
［25］Heller，D.E.Financing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Role of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M］// R.L. Geiger （eds.）.Future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2007：48-49.
［26］Paulsen，M.B.& J.C.Smart. The Fi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M］. New York：Agathon Press，2001：419.
［27］Benjamin， E. Reappraisal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Research［J］.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2003，123（Fall）：79-113.
［28］AAUP.the New Academic Labor System. Corporatization And The Renewal of Academic Citizenship［EB/OL］.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2003-09-15）［2014-06-15］.http：//www.aaup.org/issues/contingent/cewmose.htm.
［29］Chait，R.P. The Questions of Tenur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143.
［30］来自对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访谈资料.
［31］史密斯，A；F.韦伯斯特.后现代大学来临？［M］.候定凯，赵叶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0.
［3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0.
［33］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Spending Priorities for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Policy Advisory to State Fiscal Policy maker［EB/OL］.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2012-01-20）［2014-04-29］.http：//www.highereducation.org/reports/ARRA/ARRA_Statement.pfd.
［34］罗森兹威格，L.M.大学与政治——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政治和校长领导［M］.王晨，译.林薇，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69.
［35］Slaughter， F.& L.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36］Public Sector Consultants Inc. Michig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R］.Lasing： Public Sector Consultants Inc.，2003.
（责任编辑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