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岚[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家族叙事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以男性为主的家族史小说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家族小说的书写也逐渐繁荣。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以三代女性的成长为背景？将女性家族叙事并入台湾历史现场，透过描述母系家族中女性人物的命运沉浮，反映出台湾百年的沧桑变化和爱恨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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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神家族》 女性书写 家国意识
台湾女作家陈玉慧的半自传小说《海神家族》约十五万字，记载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个家庭近八十年的历史。作者巧妙地将日常生活叙事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三代女性的生存史、心灵史和情感史融入在台湾和中国内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之中。《海神家族》以“我”的寻根之旅开篇，母女之情、父女之情和姐妹之情贯穿全书，在完成对家族历史的追寻过程中也实现着对自我身份和国家意识的认同。
一、妈祖信仰的女性书写
女神妈祖是《海神家族》中至高无上的神祗，“千里眼”和“顺风耳”是妈祖女神的两大部将，他们共同保佑渔民安康。台湾本土人民信奉妈祖女神的力量，经常去祭拜和供奉。小说文本中多次提到祖母三和绫子坚定的妈祖信仰，“年少的她便相信女神，她始终认为当年她的父亲出海时不知道祭拜姊妹神才遭来厄运”。妈祖不仅仅成为了三和绫子的精神信仰和心灵慰藉，还传达了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坚守。众所周知，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想尽一切办法切断和阻碍在台汉人跟中国内地之间的文化血脉关系。在“皇民化运动”中，“各地寺庙神佛被焚烧，寺庙财产被没收，台湾居民被强制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参拜神社”。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神道被当局所推崇，民间信仰受到制止和打压。国民党接管台湾后，基督教因为被蒋氏家族所信奉而在官僚上层有着普遍的影响，但是当政者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影响到台湾民众的精神信仰，他们仍然选择祭拜天公、地官、妈祖等诸神。妈祖女神是台湾的主要神祗，《海神家族》选择妈祖女神作为家族图腾，自然地暗示了对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的颠覆。众所周知，供奉男系祖先的传统由来已久，男性中心话语在整个家族中的地位无可撼动，家族的祠堂和族谱中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女性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是被消音的对象，这是男权体制在民间社会最基本的表现。但是《海神家族》借助女性氏族式的表述，以“妈祖”为主线串联三代女性的悲喜命运，传达了对于男权统治体制的反抗和颠覆。
妈祖在《海神家族》中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祭拜意义，成为三代台湾人共同的精神记忆和身份归属。在《海神家族》巾，“我”的家族图谱颇为复杂。“我”的家族长辈全是“移民”而来，外婆来自琉球、外公祖上来自福建、父亲来自安徽当涂。外在社会环境与内在自我心理的冲突和差异，导致“我”产生身份的焦虑和困惑。由众多移民组成的台湾海岛，省籍矛盾和身份认同焦虑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然而，妈祖作为台湾地区的本土信仰，为这些漂洋过海迁移而来的人们提供了精神皈依和身份归属，不同族群、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精神信仰和心灵归宿。外婆三和绫子从日式信仰到妈祖信仰的转化，病床上的父亲暗自忏悔遗弃了妈祖神像，“我”把“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两大部将带回到妈祖像身边。在这里，妈祖信仰不仅仅成为连接家族情感的坚实纽带，而且代表着台湾民众不曾断裂的国族认同。
二、无父之家的女性成长
父亲角色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作为权威的代表，在整个家族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家族小说中，以父系为主的男性形象出现了独特的面貌，他们不再是家族的核心力量，甚至缺席子辈的成长。男性的统治力量在现实面前变得脆弱，传统的男性神话也在女性家族叙事中被打破。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便是一部男性不断缺席的女性史诗，子辈都是在父辈缺席的情况下长大成人。正如小说中所说：“那个没有男人的家，我不但从未看过祖父、外公，我也很少看到我父亲。”历史变故和社会动荡让男人们在家庭中缺席，外公的父亲林保吉的去世，使得外公林正男从小担起了照顾寡母的责任；三和绫子从小失去双亲，总被舅母责备，寄人篱下受人嫌弃；静子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母亲在她的亲属关系表上写下“父不详”；二马流连于各色女人之间，对为自己养儿育女、默默奉献的妻子毫不在意。与此相反的是，女性的在场地位颠覆了以往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伦理，女人们一改传统家族中的附属地位，站在了养家糊口的第一线，维持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
男性在家庭中的缺席所造成的影响是双方面的。男性“顶梁柱”地位的崩塌就意味着妻子要独立地支撑起整个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造成女性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父亲角色的缺失也会影响女儿的正常成长，父爱的缺失致使女儿缺乏家庭安全感，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无爱的女人、失父的女儿在家庭生活中构成了特殊的母女关系，两个情感缺失的个体只能彼此折磨、伤害，却又不得不相互依赖。《海神家族》中“我”的母亲静子，由于父亲失踪带来沉重的童年创伤，自己的母亲又偏爱家里的男孩，静子甚至怀疑自己不是三和绫子的女儿，处处表现出对母亲的疏离和排斥。当她发现母亲与叔公林秩男的私情时，憎母之情油然而生。静子决定彻底逃离母亲的控制和摆布。尽管母亲三和绫子以死相逼，静子依然不顾一切地跟阿山仔二马离家出走。而到了“我”这一代，父母的概念更是陌生淡然，“我”从小被寄养在别人家，童年生活既没有父亲的陪伴，更没有母亲的陪伴，无爱的童年生活始终成为笼罩在“我”人生中的阴影。在“我”回归到自己的家庭中时，甚至不敢靠近母亲的房门。小说中母女关系始终处于紧张和猜忌之中，女儿对母亲的怨恨逐渐大过了对于母亲的依赖，母女之间缺少基本的理解和接纳。在这里，一个无父的女儿象征着台湾身份的尴尬，“我”寻家的过程也隐喻着台湾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几代人冒着生命危险渡海来台，在台湾岛屿安家立命。历史上的台湾也是命运坎坷，先后遭受被清朝出卖割让和被日本殖民宰割的悲剧，历经沧桑风雨仍屹立不倒。这种坚韧的品性正好契合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暗示着台湾和中国内地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叛离女儿的归乡情怀
家庭不仅仅是个体成长的摇篮，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有力的培育和支撑，更多的是个人情感的归宿和精神的依托。家的意义在于表达着人类对血缘链条的天然亲近，对群体的认同感，以及对爱和安全感的诉求。《海神家族》中的外婆、母亲、“我”虽然有家，但家的意义对她们而言全然改变，家并非是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空间。无爱的家庭致使这些女儿们不断经历着“离家一寻家”的过程，她们在寻找家庭的过程中也在寻找着精神和心灵的归宿。外婆三和绫子在失去双亲之后备受舅母的责备和嫌弃，严重的心理创伤致使她逃离这个不属于她的家，不顾艰难险阻远赴台湾寻找自己的未婚夫，在她眼中，台湾便是她离家再生的希望。尽管寻家的旅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三和绫子的未婚夫死于“雾社事件”，但是与青年林正男的相遇又再次给予她寻家的希望。这种“离家一寻家”的生命轨迹同样复制到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身上，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不解致使年轻女儿们产生对家的反感，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心目中的家。第二代和第三代女儿的“离家”更多地代表着对于母亲价值秩序的抗拒和反叛。母亲静子寻家之途充满了悲剧性，这种悲剧性的根源是她母亲传递的性别观念，以及她对男人的依赖和顺从。“我”的“离家”是源于对母亲懦弱的痛恨和害怕与母亲有同样结局的恐惧。因此，在“寻家”过程中大声宣扬不要过母亲那样的人生，“我”二十岁从台湾来欧洲读书，从此便留了下来，再也没回去了。“我”决绝地告别以前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出走，仅仅是为了离开那个充满秘密和奇怪的母性之家。
从三代女性的“离家一寻家”之旅，反映出母女的矛盾心理和断裂的母女亲情。一方面，母亲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事情，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女儿的是非对错，用传统的方式来教育女儿；另一方面，女儿天性渴望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严苛而又沉闷的家庭氛围又致使她们期待逃离母亲的控制。当这种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女儿的叛离则是不可避免的。母女之间的理解和认同需要女儿自我的成长和蜕变，在人生的经历中去回顾母亲和体谅母亲，最终和母亲达成和解。《海神家族》中性格叛逆的“我”在历经离家二十年后，走上了探寻家族秘密之路，在不断了解母亲经历和体悟母亲心灵的过程中，理解了母亲，也理解了外婆。正是这样一个“返家”之旅，使“我”不仅仅回归了现实的家庭，更是完成了对自我灵魂的回归。
总之，《海神家族》以女性的神祗为主线，从信仰认同的角度展示了台湾开拓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从一个男性完全缺失的家族史来展示台湾与日本、台湾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变化。不同的政治事件对台湾普通家庭影响深远，作为了解祖母和母亲辈的故事的“我”，用自己的视野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台湾历史和认同，表达了那份对“家”的渴望与失望交织的情感，道出了“我”最后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家”，更是一个心灵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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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玉慧．海神家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1宋光宁．台湾经验（二）——社会文化篇【M】，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作者：杨晓岚，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