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下我国对文化事业的不断重视和发展，也让国学教育成为了当下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且面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升级，学习和接受国学经典教育已经是社会的必然要求。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关于国学教育的相关论文吧。
第1篇：基于实践的国学教育思考
贾会锦（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近年来，“国学热”逐渐兴起，已有很多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从国学的课程构建、教学方法、重要意义方面阐述过国学。本人采用行动研究法，在课堂上，我是教师，是实践者；课下，我又是研究者，研究学生接受、研究国学的具体教学方法，甚至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论文试图通过本人的国学教学经历及对国学教育的理性认识方面进行叙述，以期为国学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学教育；教学经历；核心素养
1990年以后，“国学”开始重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学”是什么？毕天璋[1]认为：“国学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发扬中华文化，重视文化的源头。
在课堂上，我是教师，是实践者，和孩子们一同学习国学课程；课下，我是研究者，研究具体教学方法，研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行为的得失并及时调整改进。本文中，我把自己的国学教学经历展现出来，把我的困惑、我的思考直观地呈现在这里。
一、作为教育者——我的国学教学经历
2016年，本人有幸考上河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间，我多次跟随导师和同门姐妹到中小学进行学习调查研究。之前，我在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高中担任一线语文教师。2017年实习期间，我来到石家庄一所小学担任国学教师。可能正是从实践者到研究者的转变和高中、初中、小学的差异让我对中小学的国学教育有了更立体的认识。我坚信，每个孩子得到的教育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不能缺失任何一环。
第一次上一年级国学课。因为孩子们更喜欢直观漂亮的图画，我精心准备制作了《弟子规》的课件，把课文中不好理解的句子用图片直观地展示出来。当我满怀信心地走进一年级教室，眼前的场景还是大大超出了我大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范围。教室里欢腾一片，数不清的小胳膊、小腿满教室四处晃悠，嘁嘁喳喳听不清一句话，但是耳朵足以震聋。一个梳小辫的女生直接晃到我面前，“老师，我的水杯子拧不开了，你帮我打开吧？”一个小男孩说“老师，我的水瓶里没有水了，我渴了，我想喝水……”我的声音在一年级的教室里被完全吞没，如泥沙投进大海……
这是我第一次给一年级孩子上国学课的情景。当我把这个经历哭诉给导师时，导师告诉我：“孩子们不听，就说明你的教学设计准备并不好”、“二年级的孩子凭什么知道王羲之？”……是的，他们只是一二年级的孩子，刚刚离开幼儿园，我不能把他们想的和中学生一样。我试着俯下身子，听他们在说什么，观察他们；我试着站在一二年级孩子的视角想问题，他们喜欢开口说话，就让孩子们开口，让他们大声读出来，用各种方式读。
（一个月以后……）
连续四周的课依然是在震耳欲聋的高分贝课堂上度过的，从一年级出来，耳朵听不清其他人讲话。一个月后，我慢慢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尽管他们40分钟的课堂注意力集中时间仅10分钟，但是10分钟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贾岛的《剑客》，我以玩游戏的方式启发他们：第一关，我一句一句地领读了两遍；第二关，难度提升，我两句两句地领读了两遍，并且对孩子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解答；第三关，难度继续提升，我不再领读，而是让他们齐读。总共只读了六遍，有的孩子举起小手竟然磕磕绊绊背过了！中学生的记忆力都不敢说有这么好！这帮流鼻涕的娃给了我惊喜，让我对孩子们有了全新的认识。
二、作为研究者——我对国学教育的认识
1.国学教育助力学生核心素养落地。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研究成果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六大素养。并且提出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含职高）、大学等不同学段确定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和关键内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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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核心素养示意图
国学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基础教育阶段应以品德陶冶和普及国学基本知识为主，专业教育阶段则应结合专业深入，从专业实际出发研究相关国学经典，发掘相关国学遗产，总结相关国学研究成果[3]。课程是培养学生能力和素养的重要载体。从长远来看，小学教育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4]。小学开设国学课程，经典诵读与识字写字教育相结合，会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识字水平；国学经典如《弟子规》、《千字文》等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弟子规》经典讲述了“孝”、“悌”、“谨”、“信”、“爱众”、“亲人”、“学文”等许多道德规范、为人处世的道理，学生在经典浸润中逐渐改变着自己的行为习惯；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国学教育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记忆力，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培育爱国情操、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地。
2.国学教育是一个隐性的过程。“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国学经典，注重的是心灵的浸润，要沉住气。《管子·权修》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5]培养人才是长远之计，是终身的事业，是最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仅仅几岁的小学生，他们刚刚看到这个世界的五彩斑斓，作为教师、作为家长，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们慢慢长大。归根结底，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思想、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引导和辅助人的成长和创新。揠苗助长式的教育，只能走到教育的反面。
3.国学教育符合儿童天性。背诵是儿童的天性。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的记忆力在儿童时期发展极快，到13岁达到最高峰。13岁之前正是小学阶段，是儿童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人心灵最清澈的时期。在孩子记忆的黄金时代，让他们诵读经典的、高雅的、有深度的东西，既能涵养身心、开发智力，又能增强能力，使他们牢记终生、受益终生。[6]
教育是一门艺术，国学教育更是艺术中的艺术，有人甚至直接称国学为“经典诵读”。国学教学以“生”为中心，以“读”为方法，“音读—意读—情读”，逐层深入，由浅入深。“读”贯穿课堂，听读、朗读、跟读、默读、开火车读让学生自然成诵。在诵读中读出理解、读出感动、读出收获，达到“诵、忆、悟、行”四重境界，即“诵读、记忆、领悟、行动”，既要“内化于心”，更要“外化于行”。
三、我对国学教育现状的思考
1.小学班容量过大，不利于国学教育开展。小学大班额，一名老师面对着五六十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他们既脆弱又充满无处释放的能量，然而安全问题始终是悬在教育管理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们往往是“憋”在教室里，不让干这，不能玩那，“只能”上课搞小动作。一个老师的能力有限，五六十个孩子同在一个教室里吵嚷玩耍，实在照管不过来。不仅仅是国学教育，小学阶段几乎所有课程开展都很难。中午，教室里剩下40个左右的孩子时，我明显感觉到教室的课堂管理有效很多。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立法，明确老师管理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十九大”后，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解决班容量问题，限制班容量的文件也开始陆续出台。
2.国学教学方法不成熟、较为单一。“教师水平决定国学教育的水平”，国学教育的主要践行者是教师，需要素质精良的教师来教。[7]如何以儿童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其精华，这是课程设计的技术，也是检验教师文化底蕴与内涵的试金石。如果只是将国学课当成语文课的补充，只让学生大量背诵古文，教法单一，使得学生负担沉重，丧失对国学的学习兴趣，导致国学课流于形式，显然是没有理解国学内涵，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学对学生成长的塑造作用。因此在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应当科学有序地实施和推进国学教育。
3.国学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不成体系。国学教育应该是持续系统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小学阶段国学教育还处于探索期，学校开设国学课程情况不均衡。调查中，我发现很多小学并没有开设国学课程，六年的小学教育会拉开很大差距；在调查中，我发现国学教育内容以古诗文为主，小学国学课本的古诗文很多都与初中、高中重复。虽然我们能够看到编纂者的用心，1—6年级国学内容难度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在学段与学段的衔接过渡上仍需要不断改进。
事实已经证明，背诵是小学生尤其是小学低阶段（一二年级）的长项，是机械记忆的黄金期，是任何时期的记忆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孩子们可能不能理解某些地方，但是记住了，就是在心里种下了一粒善意的种子，经过岁月的发酵，遇到合适的时、地、人会生根发芽，等孩子长大了，会指导他以后的选择与发展。国学的教学经历磨砺着我，每天和古代先贤隔着时空对话，和他们进行思想交流，使我的内心更加豁达，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和成长。
总而言之，国学教育，与其说是教“国学”这门课程，不如说是教给孩子们为人处世的方式。难以忘记，主席在国内外会议上典故信手拈来，“治大国如烹小鲜”，古代的智慧熔铸为今日的治国之道。在国学的熏陶下，我会静静地陪伴他们慢慢长大。我希望孩子们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开始学会引经据典，内心生发出传统文化的自信与热爱；我希望孩子们在未来的某一天，面对人生挫折与困境时，能够记起这些经典，战胜恐惧与无奈，带给自己继续前行的力量。
第2篇：国学教育与地方文化建设
周平尚（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湖南永州425199）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兴文化”的使命任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为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高校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是弘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主阵地。
永州是一本既厚重又经典的书，是虞舜、柳宗元、周敦颐过化之地。唐尧虞舜是儒家所认同的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尧舜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典范。柳宗元是唐代一流的文学家，寓居永州十年，《永州八记》脍炙人口，其小品山水游记独步天下，居于“唐宋八大家”之列，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周敦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孔子、孟子之后承接道统的第三位圣人。《太极图说》、《通书》两篇，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继承并且发展了易学。《爱莲说》一文，清雅脱俗，如同光风霁月。毫不夸张地说，永州这本书见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在文史哲三科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要宣传、推介好永州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品读好这本书，就是要做到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传承弘扬永州优秀地方传统文化。
为了宣传、推荐好永州这本书，学校敢为人先，率先在全省成立了第一所教研实体设置的国学院，也是国内地方普通高校中第一所教研实体设置的国学院，组建了全校第一个文科团队，无缝对接永州文化强市建设。国学院成立后，得到了省市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2017年6月永州市委李晖书记来国学院视察工作，叮嘱我们传承好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大研究与保护地方文化的力度，推动永州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国学院以实际行动回应了李晖书记的期盼，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助推永州文化强市建设，助推永州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渐成为国内外宣传永州地方文化的形象窗口，对接海内外学术传播永州地方文化的桥梁。
近日李晖书记再次莅临我校，在讲话中说道：“我们京华教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也是我们湖湘文化的一张名片，是永州宝贵的人才。京华教授作为一个外地人，在永州工作多年，扎根基层，痴迷永州文化，研究、宣传、推广永州文化，让我们永州文化，尤其是永州的传统文化不断地为外界所了解、所认可，不断地被大家所推崇，京华教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收到了以京华教授为主的这个团队给市委市政府的特殊的礼物，让我觉得好像是我在过节了。我们市委市政府收到的这份礼物，实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1828年的地图到现在，这么多年的历史，我们面对这份1828年的地图，我们感觉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执政者，我们的先人有这种天人合一、绿水青山的理念。这个地图很直观的，有河流，有道路，有山川，有树木，有房屋，倘若再加上几个人，就是永州的《清明上河图》了。我看到这份地图，觉得这份地图到了我们这届市委市政府手上，再过100年以后，甚至100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看到我们现在的地图是什么样子，我希望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有那么好的水。非常感谢我们京华教授送给我们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国学，是贯通文学、史学与哲学，贯通中原与四方，使之融汇为一个整体，并从而做提高、深化和雅化的工作。三年来，国学院以极小的投入，做极大的产出。
（一）以弘扬永州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国学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国学科普基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湘学基地、濂溪学研究基地、九疑派古琴非物质遗产传承基地，承担了零陵区政府委托的“潇湘古镇”考察项目，参与了永州市名城办“历史文化名城”考察论证申报项目，转化科研成果，为永州地方社会、经济、旅游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学院承担了湘学研究院《湖湘文化精粹·永州篇》的撰写，建立了“潇湘·无极”微信公众号，日益成为传播永州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外宣窗口。
（二）以展示好永州文化城市形象为担当
国学院积极在国内外开展文化交流，与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有固定的学术来往，大力向海外传播永州优秀传统文化，向国内外展示好“品质活力永州”的城市形象，推荐好“永州是一本书”这张响亮名片。应邀参加韩国精神文化财团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人类价值论坛”，发表《周濂溪与湖南——东亚国家自己的普适价值观念》；应邀参加韩国栗谷研究院主办、韩国栗谷学会、韩国朱子学会承办的“纪念周濂溪诞辰10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濂溪学的展开与栗谷学”，并发表《儒学是近古东亚的普适价值》、《濂溪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国学院与韩国儒林训蒙斋有着深入的文化交往，邀请韩国训蒙斋书院文化考察团一行20人来永访问，拜谒濂溪祠祭祀周敦颐，考察月岩，并举行经典吟诵和学术座谈。应训蒙斋之邀，国学院11名师生参加为期11天的游学活动，师生们跟随训蒙斋山长古堂先生等韩国儒林老先生们学习儒家文化，了解儒学道统。期间，韩国淳昌郡郡守黄淑周接见了师生，师生向郡守赠送了永州九疑山斑竹毛笔，并介绍了理学鼻祖周敦颐濂溪故里的情况。
（三）以推进文化强市乃至文化强省为职志
国学院与湖南图书馆联合举办“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千年一脉话濂溪——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学术论坛，论坛由凤凰国学网直播，PC端16万人，客户端64000人；与湖南图书馆联合举办“道南正脉千年纪”——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4.23世界读书日”活动和“千年之约，圣迹之旅——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游学活动”；与湖南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的“湖湘大学堂·湖湘气派，濂溪一脉”在湖南卫视播出；承办了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100多名学者专家参加学术研讨；承办了“濂溪书院国学经典讲读”活动，通过“故事+诵读+义理”等多种形式，为当地中小学生义务讲授周敦颐先生的理学和湖湘文化以及国学基础知识，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乡土情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让中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极大地带动了永州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永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永州知名度的提升，以实际行动促进永州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强市、文化强省添砖加瓦。
（四）以培养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精英人才为使命
国学院致力于国学教育，为地方培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英人才，开创高校本科国学方向课程体系，在国内、省内本科国学教育领域走在前列，被教育部公示为全国第一批“国学专业”。国学院充分汲取古典太学与书院的优良方式，同时吸收现代中外优秀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课程设置以经、史、子、集内容为主，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三个学科，一方面注重经典原典，一方面注重田野考察和研究实践。多学科交叉，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设立“古琴”、“汉服缝制”、“传拓”等外围课程，培养熏陶学生气质。积极顺应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生正式发表有关地方文化的学术论文已经超过60篇，潇湘意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前来校预订国学精英班毕业生。《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新华网等媒体相继报道国学院精英班育人模式。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国学院将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责任感继续宣传好永州这本书，近期拟筹备成立“潇湘文旅研发大数据中心”，力争将国学院十余年来积累的大量学术基础成果，开发、转化成为直接服务于永州地方文化、经济、旅游、教育的资源。国学院将打造“互联网+文化”的新模式，打通学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力争将国学院具有知识产权的关于理学文化、舜文化、柳文化、摩崖石刻文化等著作、项目报告、学术论文等，进行数字化处理，使之成为全社会共享的特色资源，并最终与国家大数据相联接。
国学院将继续通过大量的研究，梳理出周敦颐与湖南的关系，系统挖掘湖南历史文化旅游景观，通过历史文化名人带动地方旅游产业发展，进行濂溪文化产业与永州旅游发展的关系及资源开发对策研究，为湖南、永州政府、企业在文化产业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等建设方面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把周敦颐故里濂溪书院、濂溪祠、月岩、蘋洲书院、潇湘古镇等，打造成文化殿堂、旅游胜地、教育基地，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城市的活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3篇：高校国学教育改革探析
罗丽娅（湖北警官学院，湖北武汉430012）
摘要：当前高校在国学教育的开展上尚未形成体系，有些国学教育内容陈旧、形式僵化，部分学生对国学的认知存在偏差。基于国学教育对大学生的重要意义，必须改革。高校应加大教育引导力度，推进国学教育学科建设，营造国学教育氛围，强化学生的国学认知，促进国学融入校园文化，真正做到国学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关键词：高校国学教育教育改革
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高等教育必须把大学生培养成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要围绕立德树人目标展开教与学。国学教育对实现立德树人，传承传统文化，帮助大学生塑造理想人格有重要作用。
一、国学教育现状
对国学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来说，目前学术界一般指的就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元素。近些年，“国学热”甚嚣尘上，各种“国学班”、“国学馆”层出不穷，商业化氛围浓厚。究其原因，既有“大国崛起”经济主导下的文化自觉，又有对民族文化的重塑，但不乏利益集团的背后驱动。
在国学表面的喧嚣之下，实际上国学教育现状有待改善。国学教育普及程度和水平仍然急需提高，一些高校对国学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1.国学教育缺乏系统性
教育部已考虑开设“国学”专业，当前高校国学教育的开展基本上还处于自发阶段，缺乏统一的教学指导，开展形式单一，尚未形成体系。学生只能零散地从高校的大学语文必修课、传统文化选讲等选修课教学中，以及不定期开展的人文讲座中了解国学。
这种学习模式过于零散、碎片化，大学生难以从校园中感受到学习国学的氛围。国学教育未能落到实处，对大学生的思想和学养起到的影响有限。
2.国学认知存在偏差
国学经典流传到今天，佶屈聱牙的文字阻碍了大学生对国学原貌的认知与汲取，只能通过其他人的翻译间接了解，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阅读存在困难。大学生对国学的学习极大依赖于注解者，注解者的个人主观成见影响大学生的国学认知。
由于商业化气氛趋浓，高校不免受其影响。在就业压力之下，大学生学习知识越来越偏重于实用化，功利色彩趋重。国学知识需要长期储备与积累，与社会的衔接较为薄弱，一些大学生对国学的态度相对疏离，认为国学是过时的文化，学了也没用，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国学的积极性。
3.国学教育内容偏于陈旧
国学经典的学习不能与时代脱节，如今国学读物多是古籍重印或古籍今译，缺乏原创性解读作品。国学教育不能盲目崇古，有些过于陈腐的内容如纲常礼教、阶级等应予以剔除。对国学的学习忌盲目顺从，忌断章取义，忌人云亦云，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予以解读。
现代国学教育需要的是熟知国学经典并予以现代诠释的人才，不应拘泥于国学元典本身，而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阐发国学经典的新意，对经典进行多元化解读，从而让国学为更多的人所认知认同。
4.国学教育形式僵化
国学教育属于通识教育，不同类型高校教学都会涉及。为了获得好的教学效果，不同专业不同培养方向应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加以融合。但目前高校实际往往是国学教育所开课程与讲座由各校师资而定，无暇顾及所开课程与培养目标、专业方向的一致性，结果是国学教育千篇一律，不易引起大学生的兴趣。
在处世准则上，儒家君子注重“内省”与“反求诸已”。内省是个体心理机制的自我调节过程，目的是通过自我修养保持精神境界的充盈饱满，不役于物。“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其精髓所在。
二、国学教育的意义
经过千年沉淀的国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立身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才能增强对外来文化的辨识和为我所用的能力。大学生扎根于中国文化，才能丰富滋养自身，形成理想人格。
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培养有用人才“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1］。国学教育的根性渗透有助于实现习总书记的期许，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毕竟，“国学经典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不能替代的作用”［2］。
1.国学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操
国学经典中保家卫国、歌颂祖国的名篇数不胜数。既有《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样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歌，又有《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这样强调民心和睦、众志成城的名句，更不乏“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之类的自我剖白。这些闪耀着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的名篇，对培育和弘扬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国学名篇能寄托大学生的情感，凝聚集体主义的向心力，增强其民族自豪感，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捷径。
2.国学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理想人格
“国学精粹总体上是教人向上、向善，教人如何实现内在超越，教人如何实现高远的人生境界”［3］。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认识自己，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亟须指引。儒家以“仁爱”为主体的伦理传统，“慎独”、“中和”的人生哲学，道家“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以柔克刚”的处世准则都在大学生中有较大影响力。
刘梦溪认为，“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是六艺典籍中最重要的价值伦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伦理”［4］。国学教育作用于个体的生活行为和思想观念意在形成稳定的人格特征。这是有大用的“无用之用”。
在德行品格养成上，儒家强调精神修养，讲求气节。理想的君子人格应温和而又坚定，坦荡又无惧。诸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可以说气节是君子独立意志的充分发挥，是理想人格自由的真正实现。
理想的君子人格对物质生活条件不应过分追求，应能安贫乐道。而且需要有意识地锤炼心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3.国学教育有利于和谐大学生人际关系
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
高校的国学经典阅读不能流于泛泛，应为深度阅读。大学生应深入元典建议一个学年引导学生深读一部经典，然后推广到这一流派。如由《老子》、《庄子》进而到道家，由《论语》、《孟子》、《礼记》等进入儒家。由《国语》、《战国策》、《左传》、《史记》等领会史家笔法。不必面面俱到，但可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一点深入，如儒家的“忠恕之道”，“中庸之道”、道家的“反者道之动”、墨家的“尚贤尚同”等均可，力求让大学生在校期间深入领会一部或几部经典，而非断章取义、人云亦云。
儒家与人交往是一种圆融的状态，不强求一致。如“君子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这种“兼容并包”的特质是大学生完善和谐人格不可缺少的。
道家的处事精髓则是“为而不争”、“以柔克刚”。老子强调要顺应事物发展规律，顺势而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这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能调整自身行为，豁达对待个人利益。
4.国学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实践求索精神
国学经典在强调内省之余，注意外化于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是古代先贤的经验总结。
对知识的掌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间接经验到直接经验，从听到至看到，从明白原理到亲身实践，其效果是分层级的。《荀子》有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扬子法言》言：“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
大学生在校学习的不只是理论，更强调实验实训与实践。《礼记》有云：“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国学经典中传达的实践精神对大学生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将知行合一的治学传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有着重要作用。
三、国学教育实践策略
高校立德树人，离不开对国学的传承。高校应加大教育引导力度，营造国学教育氛围，强化学生国学认知，推进国学教育学科建设，促进国学融入校园文化。
1.推进国学学科建设
高校应积极推进国学学科建设，把国学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中小学课程建设中多已加入了“国学诵读”等内容，高校国学教育也应常态化，在举办国学知识竞赛、开设国学讲堂等活动之余，应面向全校开设系列专题国学经典研读课程，避免碎片式学习。让国学教育课堂教学成为大学生感受古人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审美理想、生活智慧的窗口，用国学教育激发他们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拼搏精神，发挥高校课堂教学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的作用。
2.教师引导深入国学元典
在现代教育背景之下，国学教育应把重点放在引导和激发大学生对国学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上。要做到这一点，国学教育应该避免陈旧的说教方式，改变单向的灌输模式。毕竟大学生对构建国学传承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们的互动参与，积极探讨至关重要。
国学元典的解读难度较大，大学生在读元典过程中需要教师的深入引导。因此，加强国学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国学教育校际交流是提高大学生国学素质的又一重要任务。
3.国学融入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领域是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大阵地。“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环境”。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均可进行国学教育渗透。如校园物质文化中校园施工设计、文化景观、学院标识标牌都可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高校的校训、校风、学风、励志名言等多取自中国古代经典；学生组建的国学社、文学社、琴棋书画社、曲艺协会、武术协会等更是直接的国学教育。
积极开展校园国学文化活动，如在传统节日举办知识竞赛，加深学生对国学的了解，通过学生社团举行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如猜灯谜、对对联、喝茶赋诗等，激发学生对国学的兴趣。组织学生走访博物馆，寻找历史古迹等，深化自身国学认知。还可充分发挥本校教师的力量，进行国学专题讲座，或聘请其他院校或行业的专家学者开设讲座等。
4.实现国学全程全方位育人
2016年12月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国学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是诉诸潜移默化的长期熏染。
自新生入学伊始，在入学教育中就应加入国学教育。除国学课堂教学之外，探讨高校学科教育在国学教育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注意学科渗透，将国学教育注入专业教育中。
同时，还要用好图书馆和网络平台，借用强大的资源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国学文化的传播。如图书馆开展国学新书推介，建立国学资源数据库，网络平台发布国学信息、国学动态，开设国学论坛等，都可极大激发大学生对国学的热情。
第4篇：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大学国学教育
张磊（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山东济南250200）
摘要：国学，在当下语境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的泛称，也广泛地渗透于现代大学的人文学科中。随着通识教育的逐步推广，国学已成为所有大学生共修的内容，它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针对大学国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大学通识课程中将国学列为共同核心课程，注重对优秀的传统原典的深入解读，使国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时，在通识课程设置中应当注意“中西并举”，开设西方文化课程，在比较视域下认清国学的当代价值，真正地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国学；通识教育；大学教育；文化自信
国学，在中国当下语境中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的统揽和泛称，是中国本身固有的“旧学”，也是相对于西学东渐之后的“新学”“西学”而言的中国之学。而国学教育，在当下语境中指的也是纳入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以国学为内容的教育。在现代大学本科的专业课程中，国学广泛地渗透于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中，比如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美术、音乐、教育等学科。如今，随着通识教育的逐步推广，国学教育已成为所有大学生共修的课程内容，它本身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我们重新审视大学的国学教育，可认识到其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亦可在通识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予以调整和加强。
“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提出始自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命名，具体指面向全体大学生进行的普遍的、共同的文化教育，其宗旨是启迪思想，形成完整人格。此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逐步确立，成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先驱。在我国，明确推行“通识教育”理念的是中山大学的甘阳教授，于21世纪初开始倡导，并在中山大学成立了“博雅学院”，展开了通识教育的探索和实践。此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新雅书院”作为通识教育的实验区，北京大学设立元培学院，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意图建立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计划。至今，通识教育已在中国大学推行了十几年，其强调大学生人文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一理念的观照下，许多学科的课程设置与内容都亟待改革和创新，国学教育课程更是尤为迫切。
一、国学教育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产生自20世纪初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多为知识分子所诟病和批判，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先生的说法，他建议现代的年轻人尽量少地甚至完全不看中国古代的传统书籍，胡适先生亦在当时提出过“全盘西化”的观点。彼时内忧外患，国人思变心切，国学日遭怀疑，皆盼西化，以图拯救。这些观点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并非一成不变的定论。
早在1912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曾言，“吾尝察吾国多数人之心理，有三种观念焉，由数千年之遗传熏染所构成，定为一切道德所从出，而社会赖之以维持不敝者。”[1]（195）这三种观念是，一曰报恩，返本报始不忘其初；二曰明分，使人各自尽其分内之职；三曰虑后，为将来、后代着想。梁启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体察和考量实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身，明确自祖先开始便绵延遗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正是今天的国学教育所致力挖掘的，国学所蕴孕的丰富内涵恰可以满足大学生求知、修身的需要。
今天我们再谈国学教育，亦是着眼于国学在当代的特殊价值。国学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内涵，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既可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亦可助于唤起我们的文化自觉，恢复我们在文化上的自信，最终实现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人文素质是素质教育中最具内涵的方面，它需要丰富的国学知识，但更来自于大学课堂对其精髓的深入阐发，以及大学环境的潜在滋养和无声润泽，强调思考重于记忆，唯日积月累，涵养内化，锻炼人格，陶冶品性，方可于无形中彰显出人文情怀，促成于人文精神。尤其当下我国存在严重的浮躁、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和倾向，大学教育亟需以人文素质的提升为目标，以国学教育为基础，致力于大学人文精神的养成。
当代的大学本科教育包括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与专业教育相对的，它是本科教育中进行专业学习的前提和基础。通识教育一方面强调大学生的全体性，兼顾文理科学生，一方面又强调知识本身的共同性，国学即符合它所要求的这一性质。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甘阳自2004年起开始大力推行通识教育，曾提出本科的教育模式应当是“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之路，将通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基石，改变以往注重专业教育缺乏通识教育的模式。[2]所以，国学教育必然要走出专业的拘囿，成为全体大学生的通识课程。
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作为通识课程的国学也体现出了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西方，其“通识”意为“general”，即“总体的”，其先驱赫钦斯在1936年所写的《高等教育在美国》一书中还曾将通识教育阐释为“commoneducation”，意为“共同教育”，强调它是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生都应当接受的共同教育。它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总体性，通识课程应该选择适当的知识内容，要求所有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都来学习，学习的主体涵盖所有人；二是强调共同性，指所有人应当去学习带有普遍价值的、通用的、属于所有人的知识，即所学的内容应具有共同性。正因如此，作为通识教育先驱的美国，其大学本科通识教育课程也是以西方的经史传统为主干，尤其是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特别注重对西方历代传世经典著作的阅读和阐发，追求大学生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共同体认，有意保留自己的文明，从而为美国社会奠定共同的文化基础。从这一意义层面来说，来自于中国本土传统、非从他受的国学也正是我们的总体之学和共同之学。
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认识和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正如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在论及基督教思想对西方人的影响时所说的：“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新年的真实性，但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3]（205）文化总为大众所有，且必具绵历性，不管我们对国学认同与否，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也都是国学的观念和意识，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和逃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它，认识它，理解它。因此，国学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国学课程也应当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二、大学国学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通识教育的推广，大学的国学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专业教育领域，而成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通识课程。而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国学，与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通识教育相较，仍存在诸多问题，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国的大学通识教育在时间上出现得晚，且此前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所采用的前苏联的大学体制积弊很深，这种体制重专业，轻人文，完全没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缺少人文教育的理念和认识，使大学生过早投入专业学习，却因此限制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缺少跨越性的前沿性思维。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大学才开始扭转这一局面，致力于探索大学本科教育体制的转型，从单一的专业教育转向发展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开始矫正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文教育的严重缺失。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多仿照美国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规划和设置，尤其是哈佛大学，成为竞相学习的对象。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分为7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和艺术、道德思考、社会分析、定量推论、自然科学，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占到将近80%，每个学生必须在7类领域的通识核心课程中每领域选修一门以上。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亦多依此分类，在课程设置中普遍加大了通识教育课程的比重，减少了专业课程的开设，且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总能瞥见国学课程的身影。比如，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大系列：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和人文艺术与自然；山东大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七大模块：国学修养、创新创业、艺术审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齐鲁师范学院在通识必修课程中也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齐鲁文化》等国学课程，通识选修课程包括了校内公共选修课程和网络通识选修课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艺术教育类”“体育健康类”“教师教育类”五个模块。与之对应，各种面向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国学教材也迅速问世，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就有《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周易〉经传十五讲》《道教文化十五讲》《中国文学十五讲》《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历史十五讲》《清史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唐诗宋词十五讲》《红楼梦十五讲》等国学课程。可见，在21世纪初的通识教育大潮中，国学已全面进入了大学的通识教育课堂，但尚属模仿和探索阶段，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课程花样繁多，精品课程少
通识教育强调课程内容的共同性，导致很多大学开设的通识课程面目杂多，质量参差不齐。甘阳教授认为，通识教育课程不是大杂烩，而是有灵魂有核心的，通识课程不应当过于杂多，而应当打造精品。[2]作为我们的经史传统的国学，正应该成为这样的“共同核心课程”（commoncorecourse），其核心主干地位应得到充分地突出，同时，也要打造高质量的精品国学课程。而且，在市场经济浪潮下，很多大学重视英语，而不重视中文，结果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开设了过多的英语语言类课程，使国学课程的课时量被压缩。
（二）独尊国学，缺少西学观照
有的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规划中，只将国学列为核心主干课程，却毫无西方文化类课程的参照，这样无形中导致的对国学的独尊，便无法形成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无助于对国学自身的深刻认识。而且，这样的课程设置对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来说明显营养不够均衡。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国学的弘扬，绝不意味着对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摒弃。
（三）形式大于内容，教学过程不严格，教学目标不明确
在中国大学刚刚开展起来的通识教育，显然教师和学生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大学的前两年并没有把通识教育课程作为主干课程来学习，而是将其作为专业课程的补充、知识面的拓展和个人兴趣的完善。具体到课堂上，国学通识课的学生往往人数众多，教师也多以传统的讲述和灌输为主，讨论较少。而且，通识课的考核形式相对于专业课更随意。通识课的教师往往不会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学生也常常以混学分为诉求。相比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我国大学的通识课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四年共42门课程，通识教育课程有21门，在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完全当作主干课和基础课来严格地学习。由此可见我们自身的不足。
（四）概论多，深入阅读和讨论少
我国大学开设的国学通识课程多为概论式、通史类课程，对传统文化经典原作原文的深度解析不足，也常因课时量不足而无法展开讨论。而作为通识教育典范的芝加哥大学，其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特别注重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其教学方式多为小班教学，即便是上千人的大课也会在讨论时分成小班，教师常有博士生做助教来协助完成，学生每周参与一次讨论，每两周交一次作业，教师和学生都需要全力准备和应对。
三、实施大学国学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在我国，对于国学的思考和阐述，从未中断过，前人多有著述，给予我们诸多启迪。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将天下的文化分成三类：向前进的西方文化、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和转身向后退的印度文化，这三类文化如同人生的三个路向，代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目标，也使中西文化之别一目了然。梁漱溟先生在这本书中认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意欲向前要求，“所谓向前要求，就是向着自然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4]（63）所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比我们发达。西方文化自两希开始，就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文化自儒家思想开始，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梁先生在阐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从来都是站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中来谈的，这对我们的国学教育教学也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又如钱穆先生所言：“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5]（2）在这些论述中，没有西方和印度的参照，我们自身的特点就得不到彰显，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学习和思考国学，从他种文化的语境下反观自身，唯此才能真正看清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我们的大学也应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语境下开展国学教育。
如前文所述，现代大学的国学教育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提倡和推进国学教育，具体来说，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学现代化
国学具有传承性和延展性，我们在大学的国学教育中也应当体现出这一点来，在课堂中既注重对以往国学精髓的传承，更要加强对国学的发展和现代化阐释。
钱穆先生在论及现代中国学术时也指出：“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6]（3）所谓“切合时宜”，即是要求国学（即文中的“旧学”）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胡适先生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后，曾招来多方争论，潘光旦先生指出胡适的原文中“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7]（437）。后来胡适专门撰文修正自己的观点，“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7]（439）。这一说法，也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国学教育，我们所求的不是全盘“中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以跨文化沟通和对话为潮流的当今世界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求的是国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国学思想本身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丰富的互文性，国学能延续到今天而无有间断，也因其自身所包含的现代化因素和世界化因素。大学国学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民国以来断裂的国学传统做现代化的阐释，令国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具体来说，我们可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各种传播形式以及互联网的各类平台来呈现和传播国学，也可借助现代化手段通过音乐、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教育和美育的方式来表现国学。
（二）中西并举
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恰成“互补”的关系，通过西方文化类通识课程的开设，可使国学在与西方文化的互识、互证中实现互补，也可使学生形成中西汇通的比较视域，更全面地探索和思考人类文化的共通性。
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阐释国学思想时总是站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下，这样的阐述反而使国学思想更有说服力，也更鲜明地凸显出国学的特点来，体现出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最终反而更坚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比如，钱穆先生在论述中国人的不朽观念时与西方做了对比，“《左传》里载叔孙豹之言，谓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此三种不朽都属于现世，仍都在人生现实社会里。”[8]（17）所以中国人可以不信有灵魂而仍获有人生之不朽，扩充至极，则中国社会可以无有法律和宗教，而另有支撑点，即在内为仁，在外为礼。西方人的不朽在灵魂，故重上帝与天堂。与之相较，中国人的不朽，不在小我死后之灵魂，而在小我生前之立德立功立言，比西方人的更着实，更具体，更妥帖。
因此，西方人文经典课程也应当进入大学通识教育的主干课程。甘阳教授也曾提出具体的课程设置建议，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核心主干课程可以有五门，即中国文明史、中国人文经典、大学古代汉语、西方人文经典和西方文明史[8]，其中西方文化课程占到了40%之多，由此才可形成世界性的眼光，比较的视域和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
比如山东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中开设的《圣经人物点评》《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犹太文化导论》等，山东师范大学开设的《希腊哲学希腊神话》《圣经与西方文明》等，齐鲁师范学院开设的《欧美文学经典选读》等，这些课程的内容都涉及到了西方文化。
（三）回归原典，深入阅读，内化于心
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深度阅读国学经典，通过讨论式学习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于心，亦能在继承中有所批判和创新。梁启超先生曾述及道德信念内化的重要性，“岂知信条之为物，内发于心，而非可以假之于外，为千万人所共同构现，而绝非一二人所咄嗟造成。”[1]（195）换言之，道德信条当来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而非外界的强加，这与康德所言的“内心的道德律令”乃是同义。这提醒我们在国学教学中应当注意对传统思想的深入挖掘和阐释，才可感染和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唤醒其内心的文化认同，才能实现国学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课堂上应改变以往“概论式”“通史式”的教学方式，而必须回归优秀的传统文化原典，重新细读简约含蕴的古文，令其“光晕”照进年轻人的心中。这方面也有高校做出尝试，比如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课程中，将《左传》作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开设，不同于传统的通史课，而注重对经典原文的细读和理解。
（四）文理兼括
通识教育中的文理兼括，既指接受通识教育的主体涵盖文科生和理科生，也指通识教育的课程涵盖了文科课程和理科课程。国学课程本已渗透于文科的专业课程中，故而文科生对国学相对熟悉，理科生则相对地接触少，理解浅，因此，大学更应当促进理科生对国学的学习。具体来说，可以严格大学通识教育的选课制度，使理科生由被动到主动地参与到国学课堂中来，以达到共同教育的目的。
总之，将国学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是必然的，符合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共识，同时应“中西并举”，在比较视域下更清楚地验明自身。在作为通识教育的国学课堂上，我们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以实现“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大学因其自由开放的精神和秉性，必将责无旁贷地站在国学教育的前沿，成为国学教育的重镇，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以切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唤起大学生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从否定走向认同，从传统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