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作为早逝的天才女作家，萧红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由许鞍华导演的以萧红人生经历为内容的电影《黄金时代》公映，再次引发了萧红热。一直对萧红感兴趣的笔者之所以选择了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是因为他的学者身份，因为作为学者，在写作时就会多一份冷静和客观，不会有太多情绪化的东西。读罢全书，果然没有失望。
林贤治把萧红定义为“漂泊者”，萧红一生中的大半岁月，的的确确是在漂泊、流浪中渡过的，从少女时代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离家出走，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流亡生涯；从呼兰到哈尔滨、到北京、到青岛、到上海、到武汉、到重庆、到香港，她一直在奔波，流浪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小说《亚丽》中，萧红写道：“飞鸟的生涯是美丽的，落叶又为什么给风飘着呢？我们为什么不是飞鸟呢？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萧红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变成一只鸟儿，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然而，正如乌纳穆诺所说：“如果是一条鱼，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它将意味着死亡。”1942年1月12日，一个美丽而孤独的灵魂凄惨地死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半生尽遭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做不成候鸟。虽然她致死眷恋着这片冻土，然而，等不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便带着穿心的箭镞，永远坠落在南方的海滩里了！”浅水湾，是一个凄美的名字，“此间，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呢？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那梦想，那隐秘的灵魂、骨头、心跳，都已在讲叙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
林贤治认为：“萧红的爱情悲剧说到底并非由性格酿成，而是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是男权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又一例证。但是，‘五四的女儿’萧红，不曾屈从于传统道德，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才终于做定了中国婚姻史上的一名‘悲剧英雄’。”萧红是孤独的，她曾经对梅林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她是一个对爱情无限钟情的女子，渴望着生命中能拥有一份值得永远珍藏的爱，然而，每一次爱的经历，于她而言都几乎是一场灾难，都以遍体鳞伤而告终。她与萧军在离乱中相识相恋，然而，这对“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情侣却没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二萧”决然分手后，萧红带着一颗残破的心远走香港，年仅31岁便玉殒香江，“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可是做他的妻子，却是一件痛苦的事！”
萧红在《呼兰河传》写道：“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这段描写，其实是萧红人生悲剧的真实写照，但决定萧红悲剧命运的因素是什么呢？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传统社会在女性身上加上了太多的枷锁，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太多的重负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也无力向高处飞翔，诚如萧红所说的那样：“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落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又觉得……我会掉下来。”因此，萧红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伤逝》和《娜拉走后怎样》，萧红的身上，就有着鲜明的子君和娜拉的烙印，女性解放是社会整体解放的一部分，如果整体社会得不到解放，空谈女性解放是无意义的。
林贤治说：“在庞大的传统文化势力面前，萧红无疑是一个受伤者、不幸者，但是不能说她是一个失败者。她大胆地追求，勇敢地反抗，顽强地挣扎，为了一个梦想，一直坚持到生命的尽头。老实说，对于萧红，我们是没有怜悯和同情的资格的。”本书作者没有像有的萧红传作者那样，把萧红的经历写成了一个罗曼蒂克式的浪漫故事，而是着力揭示人物背后的深潜的文化冲突，努力刻画一个热烈而寂寞的灵魂，多层面地见证了她的苦难和伟大。林贤治在后记中谦虚地说：“一个灿烂的生命，如今零落成泥，即使绘得当年的些许影迹，便能重播其内质的芳馨吗？”相信每个读完本书的人，心中会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