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按语：由于成人的社会性，成人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如青少年学校教育一般，被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甚至趋于保守的人为环境之中，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呈现纷繁复杂的样态，并且和社会的变化演进有着最为直接的互动关系。因此，很多“新”问题以及社会变化的“新”影响，往往首先在成教领域中展露，对“新”问题敏感，积极采用“新”视角和“新”方法，是成人教育研究的必然。本期论坛选取的三篇文章，分别对混合研究方法运用、情景教学模式运用的中外比较，以及社交网络工具的影响进行了一定探讨，体现了成教研究在方法、内容上的不断求新，和对社会新特征的重视与捕捉。
郭泷阳，孙玫璐
摘要：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争论促进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混合方法研究融合了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成为“第三种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两种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在博物馆成人教育领域的研究将会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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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博物馆成人教育；质性研究；量性研究；混合方法；英国
作者简介：郭泷阳，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学习理论；孙玫璐，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成人教育、成人工作场所学习。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10-0042-04
博物馆，从诞生之初，只是欧洲中世纪统治者体现身份、纵情奢华的工具。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才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今社会，博物馆因其多采用图片、实物和有声教学，比传统意义上的书本文字易于掌握，针对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采用实物和有声教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因此，教育便成了博物馆应该承担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要把博物馆办成非正式教育的理想场所，发挥其“第二课堂”的作用。
在我国，很多学者都充分论述了博物馆在非正式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博物馆教育的今后发展方向。国外已经有学者开始用混合方法研究博物馆的教育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博物馆与成人教育的关系。混合方法研究有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通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博物馆在传统的知识传授背后的学习话语，为我们在建设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时，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意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皮埃尔·布迪厄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博物馆在教育中的角色问题。根据当代教育理论的分析，在博物馆中学习的理论确实有他的现实意义［1］，但是，学习成果必须建立在博物馆各种设施不断发展，且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市民的基础之上。一般的研究多采用建构主义和解释学，这两种理论观点都强调理解是一个基于经验和先前知识的过程。但是，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忽略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新博物馆”理论认为，尽管工作人员将政策和程序作为一种专业实践予以采纳，但是，他们做出的种种决定实际上反映了根植于社会制度叙事中潜在的价值体系［2］，这种社会压力可以来自学问、教育、责任、社会内部、表现、参与、重建等方面。
博物馆过去是少数人世界的缩影，那里展示的都是少数权威认为的高雅的珍贵东西，而那些原始的、流行的、平民的或者低等的东西则被排除在博物馆之外。而现在，一些博物馆仍然扮演着这样角色。我们可以采用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并且，将批判民族志和批判话语分析作为质性研究的工具。
一、混合方法研究的背景和定义
混和方法研究是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方法。混合方法研究的出现和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20世纪，量性研究作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在很长的时间中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质性研究开始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质性研究以建构主义为基础，引发了研究界的广泛争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学者提出，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可以混合使用，于是，混合方法研究被看做第三种研究范式，成为量性研究、质性研究后的第三条道路。［3］
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义，虽然学者们给予了不同的论述，但总体上都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结合了质性研究方法和量性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以吸纳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优势，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科学性。
混合方法研究以实用主义和系统哲学为理论基础，超越了传统的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方法范式之间关于归纳与演绎、主观与客观、价值介入与价值中立、实在论与相对论的非此即彼的争论，在研究完整的教育问题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混合方法研究中包含了定量和定性方法的运用，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是利用不同方法策略之间的互补优势来更全面、更深入、更正确地理解研究问题和呈现研究结果。
另一方面，混合方法研究也引起一些批判。他们大多集中在质性和量性范式的认识论的假设不同，也就是说，两者有完全不同的研究文化和传统。克雷斯威尔就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有限制的，一是因为主要数据收集的使用量下降，二是因为保密性问题。
二、在博物馆教育中的运用
无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研究，使调查结果的信效度更高。使用混合方法研究博物馆教育，既能研究博物馆在成人教育中的特殊属性，又可研究其一般属性。通过对参观者的调查，研究者可以发现并解释公众在参观博物馆时，所呈现出的趋势上和模式化上的规律，还可以调查在更复杂的特殊情况中，语境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这些研究设计的应用，可以帮助研究者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关注到博物馆是多元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关注到一些热点话题的的差异性。
博物馆学习的研究，应去探索博物馆在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运转，以及其采取的一些适合博物馆的运作方式，尽量客观地将定量数据作为研究的附加价值，提供参观趋势的分析。同样，质性研究的数据提供可统计学上的一些信息，研究者可以通过三角定位增加一些研究发现，或者从其普遍信息中发现矛盾和问题。
（一）量性研究
一般来说，量性研究多是通过调查问卷进行的。一般来说，量性研究的数据在获得之后得到的分析结论会比较客观，控制好问卷的信效度、被访者随机抽样，就可以通过统计学分析得到相应的关系。在英国的研究者在对敦提这个城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中，就包含了七个客观部分的内容，包括名字、参观频率、住址、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民族。通过随机抽样的调查，从敦提的五个地区收回了月1 500份调查问卷。数据的交叉分析产生了多种统计学上的结果，包括参观者的社会背景，参观者的学历，以及参观者在博物馆中获得学历的比例，等等。
（二）质性研究
以关于敦提博物馆研究为例，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运用用了批判民族志和批评话语分析两种具体方法。
1.批判民族志。批判民族志是执行研究方法的范式之一，它主要研究目标是让被研究者“发出真正的声音”。批判民族志强调对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进行理解和诠释，并深入批判、反思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批判民族志热衷于研究那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被社会代理人（通常是政府）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民众受到政策和社会的影响，也会忽略这样的现象。批判民族志可以帮助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审视那些初看起来的是在增加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博物馆实践。进一步来说，民族志的框架纯粹是在研究在微观环境中，美术馆的展览的真实解释。布迪厄认为这是“谦虚的策略”，就是用一种简单的语言、交互式显示屏和有趣的展览，可以发出更多的力量和权威，换句话说，这些东西的背后，是话语的等级制度，也是这些发声人的等级制度。
本质上，从实践知识的角度来说，批判民族志对博物馆的研究，强调的是一种综合了经验和兴趣的大众的教育需求。博物馆应该考虑到对于普通人故事的讲述以及他的叙述方式，以便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无论参观者的知识储备有多少，他都能对博物馆的展出产生共鸣。
博物馆的建设无可避免会关注硬件设施的配置，包括场馆的面积，展馆内多媒体的装置，有关部门在考虑对博物馆的建设和改造中，如果仅仅考虑的是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政绩和表面外观的宏大，这样的博物馆的设施给予参观者的参观感受将会大打折扣。如果在一个博物馆中，它的参观者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博物馆如果在多媒体设施上做得太过复杂难懂，这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个负担，因为他们有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使用方法，而只有年轻人才可以发现这些多媒体的乐趣。因此，在博物馆的配置中，并非是越先进越好，而是应该考虑到更多参观者的自身条件限制和能力。
2.批评话语分析（CDA）。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起源是是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米哈伊尔·巴赫汀的类型理论、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是一个研究工具，可以用来分析语言中交往中涉及到的话语和形成话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批评话语分析主要通过语言，来分析在传媒、司法、教育等领域在身份、性别、社会角色等方面隐性的偏见、污名化和刻板印象。
博物馆也会使用字母和图标的组合，来建构展览的叙事。在研究中，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是为了研究从博物馆研究中所获得的文献数据，也就是教育政策、宣传单和其他相关材料。费尔克劳夫在讨论话语秩序时，建造了文本和语境联系的桥梁，以英国学者对敦提的研究为例，研究者发现，博物馆的文化活动承担起在民众提高生活质量和解决社会排斥方面的作用。文化活动为城市提供了正面的图片，为经济复兴、保留技能、吸引就业作出了贡献，文化活动还为志愿者和社区参与创造了机会，也刺激了终身学习。敦提城市委员会文化战略的安排，有三个目地，七个战略目标，21个关键区域和超过一百个的活动点。这样列表式的语法对于读者是很容易接受的，但是，这个战略中没有了任何一个有争议的环节，没有了数量上争论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划分，谁是宣传者谁是被宣传者，谁是发言者谁是聆听者，谁是知晓者谁是无知者。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语言的转换也是经济的转换。换句话说，语言并不是仅仅让别人理解你，语言也是财富和权威的符号。同样，展览叙述不仅仅使用语言也使用了图片和物体，这样的展览绝不仅仅只有教育性的意义。展示语言的诗学带来了独特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充满了社会价值观和象征的功效。因此，批评语言分析可以向世人展示博物馆中价值主导的隐性课程。对于博物馆的展览来说，分析的方法是从描述（展览分析）到解释（学习过程分析）到说明（社会学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可以关注到博物馆展览，教育和权利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问题）之间背后的联系。［1］
三、对博物馆成人教育研究的启发
（一）对全面研究的分析
研究中，质性和量性研究方法，由于两者哲学基础和理论逻辑不同，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分析，才能更好地完成对博物馆教育的分析和认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产生沟通理论与实践所需的更加完全的知识，为更好的发挥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的作用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在研究中，我们也需要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要对成人教育进行宏观政策、社会现状进行整体的把握和理解，还需要着眼于细节，从微观的成人教育的个人、场地、媒介等进行研究，对成人教育进行更好的理解。
（二）对博物馆教育的反思和批判
批判和反思精神是研究中很重要的思维。对于博物馆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表面作用，在现状层面进行分析，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反思，质性研究中批判民族志的使用，就是对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过程全面的反思。例如，当今社会很多博物馆内都设置了很多多媒体资源，运用科学技术向民众宣传更多的知识，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老年人和青年人由于自身知识技能和对科技的理解程度不同，对于这种多媒体资源的利用看法是有所不同的，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只用通过对现状的不断反思，才能更好地打造适合更多民众的博物馆展览。
（三）促进博物馆教育跨学科发展
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和系统哲学。混合方法研究关注的是问题本身，并应用为导向。研究者可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研究问题，即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相结合。对于成人教育学来说，受到自身发展的限制，研究者在研究中使用单一方法很难超越该方法的某些限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可以使研究者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在实际研究中，为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如同媒体没有优劣之分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混合方法研究融汇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弥补了之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不足，为我们理解定量与定性方法、科学性和实用性、理论和实践等关系提供了方法论视角，使研究真正变得有意义，有价值。
教育的非意识形态的本质对意识形态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混合方法研究设计联系了叙事解释和结构分析，使我们了解了，使我们在更大的社会建构中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批判民族志和批判话语分析是两种带有明显政治立场的研究方法，也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发现和解释一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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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Michael Osborne，Muir Houston and Nuala Toman.The Pedagogy of Lifelong Learning［M］.London：Routlege，2007：178，186.
［2］黄丹麾.新博物馆理论与后博物馆学［J］.中国美术，2013（5）：158.
［3］蒋逸民.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0）：29，125.
［责任编辑 金莲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