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笔者应清华大学之聘，自美国回国任教后向当时的国家科委递交了关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建议报告，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作为专家参与国家科委《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设计和起草。可以说《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起草和实施推动了中国中药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代表性成果是确立中国中药发展目标跳出了当时在继承还是传承上的争论，提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大力提倡鼓励各类综合性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参与以及创新的学术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中药现代化研究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开放包容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些重大的改变促使中国中药现代化科技研究水平快速提升，更重要的是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现代中药企业，推动中国中药产业迈上了新台阶。据国家统计数据，中国中药工业总产值从1996年的235亿元发展到2013年已逾6000亿元，占到医药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中药产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成药大品种在心脑血管、肿瘤、泌尿等多个主流治疗领域市场销量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化学药品。
中国中药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中国中药现代化研究和中药产业改革发展带来了持续20年的发展红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制约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舆论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还任重道远。中国虽然拥有中医药学的独特优势，但是在国际医学科学和健康研究领域仍然缺乏应有的话语权。中医药研究和发展如果只是停留在对传统中医药的现代诠释而不能有所发展创新，或者只是在固有的西方医学框架内跟踪模仿的研究，我们将不仅鲜有超越的机会，而且可能不进则退，面临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双重夹击而再次使得中医药现代化事业停滞不前。经过多方面专家讨论，2007年由科技部等16个部门发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促进东西方医药优势互补、相互融合，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奠定基础”。我们于2011年发表《新医药学与转化医学》[1]，针对国际国内转化医学的发展，提出中医药发展应以新医药学为战略目标，并给出了发展模式和途径。今年时值中医药现代化发展20周年，我们更应总结经验，进一步提升、凝聚战略目标，借着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的东风，实现中医药发展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创建新医药学。
1中医药发展第二次思想解放—创建新医药学提出的背景
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西方世界的主导者曾经预言随着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而全体西方化，达到“历史的终结”。而亨廷顿则预言会导致“文明的冲突”，不可调和，世界有可能灭亡。美国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E.Nisbett)在《思维的版图》(TheGeographyofThought)一书中提出：希望通过对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解和融合后实现世界的大融合。我们认为人类有足够的智慧防止世界的毁灭[2]。世界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全球西化而达到“历史的终结”。世界如此，东、西方医学之间同理，如何通过对西方医学和中医药之间思维差异的理解和融合后实现东、西方医学的大融合。而东、西方医学的大融合，必定会产生源于西方医学，又高于现在的西方医学，源于东方医学，又高于现在的中医药学这样一种新医药学。
正如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到：在传统国际发展赛场上，规则别人都制定好了，我们可以加入，但必须按照已经设定的规则来赛，没有更多主动权。我们应该“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如果我们没有一招鲜、几招鲜，没有参与或主导新赛场建设的能力，那我们就缺少了机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总是留给有思路、有志向、有韧劲的人们。中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因此，我们认为中医药创新发展需要第二次解放思想，即实现东、西方医学的结合、整合、融合并上升为新医药学，这是中国中医药界、西医药界和中国科技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正处在向创新型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科学家对新时期制约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研究论证，打破拘囿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思想藩篱，推动中医药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以引领未来、引领世界的使命和担当，推动中国新医药学的研究和发展。
2中医药发展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必要性
2.1中医药现代化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
只有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温故知新，引领未来。但是，中国仍然严重存在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勇气不足、创新动力不够的问题。有些人只强调中医药的传统继承，否定创新发展，甚至“言必称古人”，机械的拘囿于形式而不允许越雷池一步，对创新思想和成果难以接纳吸收，例如组分中药的开发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理论和整体作用的特色，已被国内及国际广泛认可作为中药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3]，但是由于其药物表现形式“前无古人”，至今没有被纳入中国中药新药类别。
2.2中医和中药现代化的协调整合发展
90年代开始的中医药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以中药产业科研的现代化为突破口，而中医的现代化进展较为缓慢，长此下去恐将产生医药分离的趋势，成为未来中医药现代化的瓶颈。“医药不分家”是中医药的重要特色，也应该是中国要建立的新医药学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发扬啃硬骨头的精神，推动传统中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并与现代医学、药学和生命科学相结合。
2.3外部的倒逼压力
中国在现代医学方面跟国际上还有明显的差距，在中医药方面我们还是有明显优势，但是应该看到虽然我们兼容了东西方医学的共同发展，但是融合创新不够，所以我们在传统医学上的局部优势还没有有效转化为在整体医学上的全局优势；另一方面，后基因组时代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国际医学模式和医学健康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系统生物学和系统医学、整合医学、4P医学(预测医学、预防医学、个体化医学、参与医学)等正在成为国际医学发展的趋势，而这些变化恰恰体现了西方医学和分子生物学与整体观、系统论的结合，甚至西方主流医学正在掀起一股西药复方药物的研究热潮。而过去这些核心思想和诊疗方式都被认为是传统医学辨证论治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势。现在看来西方医学已经准备以他们的方式消化吸收并且加以创新发展，而我们还在犹豫彷徨的话，恐怕未来在传统医学的现代化方面也要面临被国际社会赶超的窘境。
3中医药发展第二次思想解放，推动培育新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性
3.1新医药学的发展是未来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将带来诊疗技术标准、新药注册和管理标准的革新
中国在现有的主流医学体系规范的制订、国际新药注册和管理标准的制订方面贡献较少，所以极少有发言权，过去以跟随和引用为主。即使中国的中医药传统医学方面有优势，但是国际化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科学研究水平的客观因素，也不乏以主流医学界自居的西方医学界的傲慢与偏见，事实上还有既得利益者的自我保护因素。因此，中国只有在21世纪世界医学中抓住机遇尽早推动和培育新医药学，才可能抓住未来世界医学的主导权，在未来医药标准体系的重新洗牌中取得更重要的话语权。
3.2促进中国医学的原始创新，实现从跟踪到引领的最好机遇
我们要培育发展的“新医药学”是要整合和融合中、西医学的优点，创建最适合维护人的整体健康和病证诊治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医药学特色的新医学模式和新医学体系。它不是简单的东西方医学的结合或加合，而是源于中、西医学并融为一体的新医药学学科。这一新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消化、吸收现有中西医学有用的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需要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打破现有学科壁垒和固有成见，以医疗临床实践为检验标准，东西合治，推陈出新。基于中国在中医药传统医学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西方文明互鉴、融合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新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可能捷足先登，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从跟踪到引领的跨越，使中国在医学科学发展和医药产业发展方面尽早取得领先优势。例如，我们在中医药系统生物学取得了系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出版了本领域第一部国际专著(英文)[4]，走到了国际研究的前沿，WILEY出版社评价为“该书不仅为中医药而且为系统生物学的继续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途径，通过将系统生物学应用于中医药研究也为东西方科学家的交流与合作架起了桥梁”*。
3.3新医药学的发展将促成国际医疗行业和制药行业的重新洗牌
在现有医学药学体系中，中国的医疗机构和制药企业由于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的国际竞争力。新医药学的发展必然带动与之相应的新型医院和医疗保健机构的建立，促进新的药物标准制订和注册管理办法的改革，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医疗行业和制药行业占据有利地位，有必要从现在起加强对新医药学的培育和支持，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以及管理经验方面不断积累，取得创新性突破。
4新医药学的目标和任务
新医药学是在医学整体观指导下，以维护人体系统的整体健康(新健康观)为根本目标，融合中、西医学及现代生命科学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创立更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治疗的新的医学体系，包括形成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新认识(理论创新)，建立对人体健康和疾病进行系统评估和诊断的新体系(新医学)，建立能够适应新健康观的创新药物研发策略、评价标准和管理规范(新药学)，为人类健康和疾病治疗提供最佳的整体方案，实现从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环境-心理-社会-工程技术”综合的模式转变。主席指出：“改革需要有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气”，特别指明“改革需要发展方式的不断创新，改革需要平衡的政策组合，改革需要量体裁衣的政策导向”。为培育“新医药学”，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论证和相关工作的支持。
4.1确立“新医药学”的发展方向
打破中西医学的藩篱，在临床安全有效得到确保的前提条件下，大力提倡和鼓励创新发展。把医疗临床实践作为检验医药的最高标准，从最有利于维护人体系统的整体健康出发，对现有的东、西方病证诊断指标体系、技术方法进行审视和系统的研究，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诊疗标准并开发更有效的干预手段(包括药物)。我们应当顺应中西医双方自身发展规律和现代科技的进步，促使中西医双方在多学科参与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整体。
4.2处理好“新医药学”与现有中、西医学发展的关系
中、西医学的发展大致存在三个阶段和模式：结合、整合、融合。最终阶段的“融合”即实现中西医统一的“新医药学”。中国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整合、融合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现阶段具备了开始培育“新医药学”的条件，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创新研究，以加速促进学科的发展成熟，使中国在这一新的学科领域中抢占先机。同时在现阶段也鼓励中、西医学按照各自的轨迹继续并行发展，有意识地从结合走向整合和融合。
4.3研究制定与“新医药学”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法律体系
不能完全沿用过去中医或西医的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临床安全有效得到确保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一定的试点，在临床、教学以及科研的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探索，制定一套有利于新医药学发展、最有利于维护人体系统的整体健康和安全的方针政策，逐渐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医药卫生实际情况的医药卫生管理模式，包括新医药学模式下的创新药物研发、评估标准、注册管理规范和市场监管等等，并逐步建立起健全的法律法规。
4.4研究创立“新医药学”的诊疗模式
“新医药学”必须在整合中西医学对生命科学和生命复杂体系的共通性认识基础上，提出病证诊断、干预的创新思路、手段和评价体系。以影响社会的重大疑难疾病为切入点，对中、西医两大系统诊疗疾病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和整合，探讨建立统一的发病机制、新的诊疗指标体系、综合干预方案的评估标准等，建立中、西医融合的诊疗新模式。
4.5探讨建立与“新医药学”相适应的临床干预方案和评价体系
以“人”为本，在系统总结既往中西医结合的防治办法和临床治疗规律基础上，从医院的管理体制、医务人员、患者，以及疾病的预防、健康管理等各方面围绕患者服务，创造一个整体的最佳治疗环境和临床综合干预方案。
4.6建立“新医药学”的人才培养及教育培训体系
在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应将“新医药学”明确纳入其中，设立相应的专业或学科方向，特别需要打破现有的学科壁垒，实现医学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在介绍中西医学理论、方法和内容的同时，纳入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多学科新知识，融入中医整体观、辨证思维、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以及个体化诊断和治疗康复的策略，探索创立一个新型的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中、西医学知识兼备、融会贯通的新医药学人才队伍。
4.7加强不同学科人才交流和融合
创建新医药学需要各学科参与，除了中医药领域，还应有西医、药学乃至包括生命科学及其他科学界的学者。以往经验表明“西学中”取得了良好结果，不少西医成了学贯中西的中医大家。如今更需要的是西学中、中学西、中西共学生命科学等。新医药学的主体不仅是中医药学的专家，也包括西医、药学及生命科学等其他领域专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医、药学等领域专家成为发展新医药学主体的程度越高，则新医药学权威性越高。
4.8加强和促进“新医药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通过学习、吸收、运用国际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增强中、西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以及创新发展能力；要在国际上宣传和推广中、西医学整合的标准规范等成果，影响和引领世界医药发展方向；要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及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扩大“新医药学”的国际影响。
5创建新医药学的一些困惑和思考
1新医药学需要创建一套整体和局部研究相结合、临床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新模式。
2临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转化医学的提出就是基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在医学、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中投入几千亿美元，发表成千上万篇论文，但重大疾病的发生和治愈率却未见显著提高，因而提出B2B2B双向转化，提高临床效果。同理，作为几千年经验科学的总结得出中医药理论，面对社会、环境改变引起的疾病谱的变化，同样需要有现代临床实践的验证。
3科学总是要发展的，现代人总比古代人聪明，“言必称古人”，认为我们的研究只能诠释中医药理论，无疑是说黄帝是外星人。科学是要用数据(Data)表达，中医药不应停留在经验科学层面上(用词Word)来表述。
4继承和创新应以创新为重，继承为创新所用。正如主席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5中医药现代化(新医药学)创新有两个源泉：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现代科学技术发现和应用。创新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内容从继承中来，但不应受其束缚，而是知识挖掘(DataMining)；二是传统的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体系、技术的结合、整合、融合，上升为创新的高度。
6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局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阐释中医药的科学内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体现，这是必要的，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局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既无法充分体现中医药理论的伟大，也无法充分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仅仅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够的，要融合、创新、提升。如果我们不做，西方医学迟早也会做。
7复方药物是新医药学的用药特色。国际上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西药复方药物(PollyPill)，其优点是体现了复方药物针对靶点的组合，机理是1+1>2。缺点在于没有整体观指导，如能引入辨证论治、君臣佐使配伍理念，可能效果更好。新医药学可以发展整体观指导下的化学药复方药物，也可发展兼顾治标治本的中西药复方药物。
8西方医学发展了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更多的考虑是靶点的集合，完全可以在中医药整体观、系统论指导下，和实体器官、脏腑理论结合发挥更大作用。
9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融合，在哪个层次上能达到统一的表现？西医、中医在看待人方面都是整体，即整体统一于人(包括生病和亚健康状态的人)。但在具体研究中，中、西医如何融合？西医治疗人的病，针对的是靶器官、靶组织和靶点，心、脑、肝、脾、肾、肺等实体组织器官。而中医治疗人的病(证)，用的是脏腑、经络理论等，此“心”非彼“心”。现在中医理论的心、肝、脾、肺、肾英文名词都用实体组织名词。如心用Heart，更妥善的翻译应用HeartSystem，“心系统”能更好表达中医理论的内涵。西方医学、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凸显了脑的作用，中医药现代研究能否扩充脏腑理论，提出脑系统呢？
10如能将西方的4P医学和中医药的“治未病”、“天人合一”、个性化治疗等双方体系、技术和方法融合，必将取得更好效果。
6结语
钱学森先生于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钱先生的话，不只是对中医界而言，也是对西医及其他学科科学家的期望，因为他指的是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引起的是科学革命，而不仅仅是中医的革命，为“新医药学”指明了目标。无独有偶，Zerhouni于2003年提出了转化医学的研究有可能使医学实践发生彻底革命，并给出了研究途径[5]。而“新医药学”创建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带有东方哲学理念的中医药学的整体观、系统论、动态观和辨证论来指导、促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进行碰撞、整合，最终融合提升为“新医药学”。
习主席在APEC讲话中指出“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21世纪世界医学高地上，同样有新一轮的竞争。东西方医学融合产生新医药学已是大势所趋，它就像躁动于母腹中的孕儿即将分娩。谨以陈竺院士的话作为本文终结。“我们科学家应逐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21世纪新医学，这种新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和奋斗”!
作者简介：罗国安，本刊编委，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系统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