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位文化名人的病曾牵动人心、倍受关注。一位是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经查患“右肾肿瘤”入住北平协和医院手术，术后检查切除的肾脏并无病变，一时舆论哗然。一位是文学家鲁迅先生，患有肺结核、胸膜炎，因并发自发性气胸住院时，被日籍医生须藤误当支气管喘息与心脏性喘息治疗而酿成悲剧。这两起医疗事故虽非蓄意谋害，但结局如同过失杀人，都是极不该发生的事情。名人找名医看病尚且如此遭遇，百姓求医更可想而知。
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医院的误诊率仍在三成上下，内科误诊率比外科略高以些，此项统计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这条信息你相信吗？人们走进医院，无不期盼大夫手到病除，误诊概率这么高，一定让你难以置信。谁甘愿成为这30%呢？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看待？
儿时印象：中医坐堂神态专注，望闻问切有条不紊，细看舌苔，轻把脉象，一番缜密思考之后，向病家细说病因来由，然后提笔开出药方。如今，医院分科细致，器械琳琅满目，有些大夫看病总在赶时间，节奏大提速，问话三言两语，笔下已开出成叠检查单。病家若多问一句，大夫便很不耐烦，诊疗过程演变成“人机对话”。按说，有尖端仪器辅助检查，岂有误诊之虞？纳闷之余，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医院总体误诊率大约30%的说法确实不假，毋庸置疑。
翻开医学书籍，疾病千奇百怪，有遗传缺陷带来的，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有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罕见疾病，医者认知不足造成的误诊，患者容易理解。普通疾病，个体差异大也会误诊，这一点患者往往难以接受。其实并不奇怪，比如，急性阑尾炎很常见，临床统计每百例症状典型的病人，术后证实就有12人不是急性阑尾炎。所以，医学界有个观点，病理结论才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医生诊断疾病不是简单的“按图索骥”，仪器检查也不能完全代替大脑的思维判断。发热、头痛是许多疾病共有的症状，因何而起，有何规律，要仔细分析。医学理论本质上源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临床思维有严谨的逻辑性和思辨色彩。在医学院校，基础理论教学门类繁多，一本厚厚的《症状鉴别诊断学》是医学生必读的教科书。
生命活动十分复杂，医学再怎么发达，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对于疾病，美国医生特鲁多说：“有时能治愈，常常在帮助，总是去安慰。”
直白地讲，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更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患者应抱科学的态度和合理的期许，理性对待医生的医治，尤其不要把医疗意外同医疗事故混为一谈。
一般来说，发生误诊误治，不是医术不精就是作风不细。作为医者虽不是“主观故意”，也须认真反思，否则会一误再误。治理误诊牵涉到医学教学和医院管理。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重视，医疗科技进步减轻了医生脑力劳动强度原本是件好事，遗憾的是，有些医生无心倾听患者陈述，过度依赖仪器检查，助长了懒于思考的惰性，给误诊误治埋下隐患、这既不利于诊断水平提高，也不符合提倡创新思维的时代要求。
（编辑/东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