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改革为背景，研究了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会计准则赋予管理层判断越多，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低，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效应；这种替代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同时存在，但其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新会计准则扩大了管理层判断空间，从而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水平，降低了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然而，会计准则改革的这种效应因企业股权性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本文揭示了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拓展了会计准则和会计稳健性方面的研究，同时还为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键词：管理层判断；会计稳健性；会计准则；
作者：周玮等
一、引言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宣布采用新企业会计准则取代原有会计准则，这是我国自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会计制度以来最全面的一次会计准则改革，其目的是减少资产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的偏离，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刘玉廷，2007)。新会计准则要求管理层及时评估市场变化并对资产价值进行调整，将管理层对资产溢价或折价的判断反映在会计价值的修正当中，从而减少股东和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投资者基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因此，新会计准则所增加的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衡量本次会计准则改革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
国外已有研究对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但并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管理层总是存在高估盈余的动机(LaFondandWatts，2008)，那么，管理层判断同样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投资者因而需要更高的会计稳健性来抵消管理层乐观的判断倾向(Louisetal.，2008)，因此，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另一种观点认为，管理层判断能够减少投资者信息不对称劣势(Li，2008a)，从而降低了投资者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要；况且，投资者依赖稳健的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时，由于其稳健的特征，往往遗漏部分优质的公司，从而管理层判断进一步降低了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因此，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可见，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回答的重要问题；同时，研究我国制度环境下的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会计准则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国外文献对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仅仅关注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比如，Li(2008b)研究了管理层披露盈余预测次数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Huietal.(2009)研究了管理层盈余预测准确性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基于会计准则的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国内对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并没有涉及管理层判断，主要关注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如毛新述和戴德明(2008)发现股东和债权人的收益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文以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改革为背景，研究了管理层判断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当会计准则赋予管理层的判断增加时，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降低，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效应，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同时存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新会计准则有效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水平，并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了我国制度环境下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既扩展了会计准则和会计稳健性方面的研究，又拓展了已有管理层判断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文的其它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提出研究假设并设计相应的检验模型，第四部分报告样本构成与描述统计，第五部分报告检验结果，最后部分总结了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
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会计稳健性要求“好消息”一定要在事项基本确定时才予以确认为收益，而“坏消息”即使可验证性较差也应尽可能早地确认为损失(Basu，1997)。会计稳健性的这种对收益和损失确认标准的不对称，系统性地降低了公司利润，延迟了向股东支付股利，从而提高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同时它还延迟了基于盈利的管理层报酬的支付，从而提高了对股东利益的保护。由此可见，现代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需求主要来自报酬契约与债务契约(Watts，2003a、2003b)，同时它还受到司法保障、政府管制以及税收政策的影响。李增泉和卢文彬(2003)以1995年至200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由于我国司法和税收制度发展不成熟，契约和管制则成为我国研究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切入点。从契约角度来看，已有文献讨论了股权治理结构和债务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六兵和刘峰(2013)发现，企业担保贷款的金额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朱茶芬和李志文(2008)、刘运国等(2010)以及祝继高(2011)等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可见，已有研究支持债务契约产生会计稳健性需求的结论，并认为国有股权降低了国有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从管制角度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市场监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肖成民和吕长江(2010)发现亏损公司倾向于利用会计稳健性以降低继续亏损的风险；毛新述和戴德明(2009)发现，我国会计准则对收入确认和费用支出的严格要求，是导致企业会计稳健性提高的重要原因。以上研究表明监管制度是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讨论了会计稳健性的其他相关问题，如杨丹等(2011)研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宣布实施新会计准则取代原有会计准则。在此背景下，会计准则的变更内容及其实施效果，迅速成为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以下3方面：(1)会计准则变更的核心内容。刘玉廷(2007)从新会计准则设计初衷和目标的角度，认为新会计准则实现了中国本土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的重大改变；德勤(2006)比较了我国新旧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认为新旧会计准则的主要差异在于公允价值估值和实质重于形式在新会计准则中的广泛运用。(2)新会计准则实施对会计质量的影响。朱凯等(2009)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首年会计盈余的相关性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原因可能在于市场对新会计准则的学习具有滞后性；张然和张会丽(2008)发现，新会计准则要求的关于少数股东权益和损益变化的内容使合并报表具有更多信息含量；叶建芳等(2009)发现，管理层利用新会计准则中的金融资产分类规定而进行盈余操纵。(3)新会计准则实施的相关经济后果。刘爱东(2008)发现，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企业应对国际反倾销的调查；曲晓辉和黄霖华(2013)发现，新会计准则的公允价值扩大化有利于提高IPO核准公告的信息含量。
可见，已有我国有关会计稳健性和新会计准则实施的研究，并没有涉及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问题，故本文将我国制度环境下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问题作为核心研究内容，一方面以拓展会计准则和会计稳健性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以为深化理解新会计准则实施效果并为继续深化我国会计准则改革提供重要依据。
三、研究假设与检验模型
在不完美市场条件下，会计稳健性降低了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损失的概率(Watts，2003a、2003b)。会计稳健性通过提高损失披露的及时性、延迟收入披露的及时性，选择出投资风险低的好公司(Basu，1997)；与此同时，它也遗漏了部分收益稳健的好公司。Gigleretal.(2009)举例说，这类似于原本考试中成绩大于60分的代表“好同学”，但为了避免作弊的“差同学”考试超过60分而被误以为是“好同学”，老师决定将“好同学”的成绩标准提高到80分，这固然减少了“差同学”被误认为“好同学”的机会，但也遗漏了60分至80分之间的“好同学”。可见，会计稳健性越高，“好公司”越稀缺。稳健性高的“好公司”由于其稀缺性而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从而减少其对股权投资者支付的股利；即使如此，仍然有股权投资者因为偏好低风险而接受低的投资收益。这样，高稳健性导致好公司的稀缺性而进一步降低股权投资者的投资收益。Ahmedetal.(2002)发现，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股利分配水平负相关。同样，稳健性高的“好公司”也会降低债务融资的成本，减少债务契约的利率支付，因为即便只有一部分债权人偏好“好公司”的低风险而接受低债权收益，稀缺的“好公司”仍然能够被足够多的债权人所接受，从而使低利率与高稳健性达到均衡。Zhang(2008)发现，会计稳健性与公司债务合同的利率负相关。
管理层判断能够降低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其原因在于管理层判断能够向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传递管理层关于公司未来经营的预期，从而降低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关于公司前景的不确定程度；同时，管理层判断有助于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对于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和资产溢(折)价的解读，特别是其中的资产安全性和增长健康性的披露，能够降低股权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关于公司经营现状的信息不对称。所以，管理层判断向市场释放的增量会计信息，减少了投资者(债权人)的信息成本，缓解了他们源于信息风险的稳健性需求，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好公司”的稀缺效应，提高了投资者(债权人)的收益水平，故而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效应。
2006年我国的会计准则改革，其核心特点就是赋予管理层更多的判断空间。根据德勤(2006)对中国新旧企业会计准则的比较，2006年会计改革所增加的管理层判断，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新会计准则下管理层更频繁地对资产进行估值(DingandSu，2008)，它传递了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经营风险的预期(HealyandWahlen，1999)，为投资者准确评价公司经营前景提供了帮助；(2)新会计准则下管理层更频繁地修正资产估值，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时效性(Tsalavoutasetal.，2012)，减少了投资者由于信息时滞造成的决策风险；(3)新会计准则提高了管理层在日常会计判断中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执行要求，有利于减少会计程序僵化与形式主义所造成的信息错误。由于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效应，因此，2006年的会计改革在会计准则中增加了管理层判断，也将降低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1：
假设1：会计准则中管理层判断空间越大，公司会计稳健性越低。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差异，决定了投资者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需求也具有差异。具体而言，对于投资者来说，国有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小于非国有企业，其原因在于：(1)国有企业由于实现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福利目标，经常需要进行非效率性项目投资(ShleiferandVisnhy，1994)，因而，会计业绩不是评价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唯一标准；而非国有企业的全部经营目标都是为股东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经营业绩是评价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唯一标准，故会计业绩对于投资者评价国有企业管理者能力的作用小于非国有企业；(2)当国有企业陷入债务违约或者遭遇经营风险，经常能获得来自政府层面的融资担保和补贴支付(JohnsonandMitton，2003)、税务减免、税收返还等税收优惠(Adhikarietal.，2006)，以及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差别分配(Goldmanetal.，2009)，政府支持形成的软预算机制确保国有企业不会轻易破产(LinandTan，1999)，而非国有企业的违约风险明显要高(Allenetal.，2005)，由于减少政府对企业扶持是市场机制淘汰劣质企业的重要保证(LaPortaetal.，1999)，政府对非国有企业保护程度低于国有企业，所以，会计信息对非国有企业债务安全的重要性高于国有企业。可见，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对非国有企业投资者更重要，管理层判断信息对非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的改善作用因而更大，进而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也更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2：
假设2：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强于国有企业。
为检验上述假设1和假设2，我们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并控制行业聚类效应(Petersen，2009)，运行如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借鉴Basu(1997)，模型(1)中的EPS为每股收益，它等于税后净利润与股本总数的比率；Ret为当年5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的股票持有收益率，它等于累计这一期间月个股收盘价格与月个股开盘价格比值的乘积，然后减去1；Dr为股票持有收益是否大于零的虚拟变量，如果Ret小于0，则Dr等于1，否则等于0；Year是衡量管理层判断是否增加的虚拟变量，如果观测值所处年度区间为2007年至2012年，则Year等于1，否则等于0；SOE为公司所有权性质的虚拟变量，如果样本为国有企业，则SOE等于1，否则等于0；Dr*Ret是Dr与Ret的交叉项；β3为正且数值越大，表示2007年之前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稳健性越高；Year*Dr*Ret是Year与Dr*Ret的交叉项，β7表示2007年之后与之前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即管理层判断对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SOE*Year*Dr*Ret是SOE与Year*Dr*Ret的交叉项，β15表示管理层判断对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影响的差异。
借鉴BallandShivakumar(2005、2006)，模型(2)中的Accrual为会计应计，它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期末总资产；Cfo为经营活动净流量，它等于营业利润加上当期折旧减去营运资本变动，其中，营运资本变动=流动资本变动-货币资金变动-流动负债变动+当期到期的长期负债变动(Chenetal.，2010)；Dc为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虚拟变量，如果Cfo小于0，则Dc等于1，否则等于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模型(1)的变量定义一致。β3为正且数值越大，表示2007年之前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稳健性越高，β7表示2007年之后与之前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即管理层判断对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β15表示管理层判断对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影响的差异。
借鉴GivolyandHayn(2000)，模型(3)中的Tacc为累计会计应计，它等于最近2年会计应计的算数平均值乘以-1，Tacc越大表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β1表示2007年之前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稳健性；β3表示管理层判断对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影响的差异。
此外，根据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模型(1)(2)(3)还控制了资产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业绩水平(Roa)和会计事务所类型(Big4)。其中，Size等于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等于期末总负债除以期末总资产；Roa等于本期利润总额除以期末总资产；Big4为会计事务所类型的虚拟变量，如果公司的年报审计会计事务所为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则Big4等于1，否则Big4等于0。
四、样本与描述统计
本文所用的公司股权性质数据、公司财务数据、市场回报数据和审计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截止于2001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选择2002年至2012年为样本区间。本文的初始样本为深、沪两地上市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而后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金融行业会计准则与其它行业会计准则具有较大差异，本文遵从研究惯例，予以剔除；(2)剔除审计意见为非标意见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失公司；(4)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双侧1%的winsorize处理。表1报告了样本分布。从年度分布上看，样本数最多的是2011年，有1560个；样本数最少的是2002年，有895个；从整体上看，样本数随着年度而增加，这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一致。从行业分布的角度来看，来自机械、设备、仪表行业的公司最多，而来自木材、家具行业的公司最少。
表2报告了描述统计。从全样本来看，每股收益(EPS)平均值为0.019，接近中位数0.02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分布比较均衡；股票持有收益率(Ret)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30和0.125，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股票的持有收益为亏损；累计会计应计(Tacc)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162和0.131，说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总体呈现出稳健的特征；Year的平均值为0.616，说明61.6%的样本属于会计准则扩大管理层判断的时间区间之内；SOE的平均值为0.651，说明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65.1%)为国有企业；Size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是21.640和1.191，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差异较小；Lev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491和0.197，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差异不大；Ro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0.822和0.429，说明公司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较大；Big4的平均值为0.065，说明只有6.5%的中国上市公司选择了国际四大进行审计。表2还报告了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描述统计，它们在公司的基本特征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表3报告了相关系数。Year与Tacc显著负相关，表明新准则实施后会计稳健性发生下降；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检验结果
表4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Year*Dr*Ret在全样本中的回归系数为-0.098，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显著下降；SOE*Year*Dr*Ret的回归系数为0.053，在1%水平上显著，且Year*Dr*Ret与SOE*Year*Dr*Ret的系数和为-0.046，说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发生了下降，但下降的程度小于非国有企业，即管理层判断对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小于非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Year*Dr*Ret的系数是-0.095，小于国有企业子样本中Year*Dr*Ret的估计系数-0.046，这与全样本回归的结论一致。表4的结果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即会计准则中管理层判断空间越大，公司会计稳健性越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强于国有企业。
表5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全样本中Year*Dc*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显著下降；SOE*Year*Dc*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Year*Dc*Cfo与SOE*Year*Dc*Cfo的系数和为负，说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发生了下降，但下降的程度小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Year*Dc*Cfo的系数是-0.660，小于国有企业子样本中Year*Dc*Cfo的估计系数-0.522，说明子样本回归的结果与全样本结论一致。表5的结果表明，会计准则中管理层判断空间越大，公司会计稳健性越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强于国有企业。
表6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全样本回归中Ye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显著下降，SOE*Yea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Year与SOE*Year的系数和为-0.025，表明管理层判断增加引起的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下降小于非国有企业。子样本回归中，非国有企业Year的系数是-0.033，小于国有企业Year的估计系数-0.027，说明子样本回归与全样本的结论一致。
此外，为了避免2007年新准则限制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我们还扣除了总资产中资产减值准备变动的影响，以及利润中资产减值准备变动的影响，重新运行模型(1)-(3)，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相一致。同时，为了避免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样本构成的差异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我们还选择了2004~2009的均衡面板数据运行前述模型，研究结论也没有发生改变。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6年会计准则改革为背景，研究了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当会计准则赋予管理层的会计判断增加时，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降低，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替代效应，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同时存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首次揭示了我国制度背景下管理层判断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效应，拓展了会计准则和会计稳健性方面的研究。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会计准则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目前，会计国际化是世界各国会计准则改革的基本方向，然而，不同国家会计改革的效果可能具有较大差异，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世界各国会计准则中原有的管理层判断空间具有差异，会计改革所赋予管理层判断的改变程度也存在差异，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必然也存在差异。而具体到如何提高我国会计改革的成效方面，我国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扩大管理层判断，其结果就是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不断下降，从而改善了市场的信息环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仅研究了管理层判断增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实际上，管理层判断增加也会同时影响会计信息的其它质量特征。会计准则中是否扩大管理层判断，还需综合考虑管理层判断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