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节选了《世说新语》中的《陈太丘与友期》一文，一共涉及三个人物形象：父亲陈太丘、儿子陈元方和“无信”客。人教实验版《中学教材全解》主题归纳为：“本文讲述了七岁儿童陈元方的故事，表现出年纪小小的陈元方明白事理、落落大方的优秀品质，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告诫人们做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综观其他相关的教参和课堂教学，我们发现对儿子知礼明义、聪敏机智的褒扬和对客人“无信”“无礼”的谴责成了解读此篇文章的中心话语。陈太丘作为一个为主要人物的上场提供舞台背景的配角，在匆匆登场又匆匆离去后再无下文，也多不被人关注。因为文章不长，现引文如下：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毛纶、毛宗岗父子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茅庐”回前有精彩的评语：“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是说一些优秀的小说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较之于实写人物，虚写人物往往更能收到象外之象的审美效果。仔细品读《陈太丘与友期》一文，我们发现，陈太丘作为一个虚写的父亲形象，虽只寥寥几笔，可经我们将作品其他人物的描写在头脑中加以完型之后，反而觉得“藏身”在子、友二人背后的这一配角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辨，具有玄远丰赡、意味深长的况味。
首先，不能忽略文中那个令时贤叹服、让今人倾倒的小儿陈元方的背后站着一个博学开明、教子有方的陈太丘。以“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而著称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刻画人物言行为主的笔记小说。该书言简意赅、意味隽永，塑造了众多较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机智敏慧、应答惊人的小儿。如“小时了了”的孔文举、“明惠若神”的何晏、“知为国器”的韩康伯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他们敏于辩难，善于感悟，其小荷尖角、灼灼其华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输于成人，甚至让成人甘拜下风。此文中的小儿陈元方就是其中之一。
现代心理学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尤其是父亲这一角色，他不仅是孩子的性别坐标，还是孩子智慧的启蒙者。父亲有较丰富的知识面、较深刻的理解与判断能力以及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些对开阔孩子的视野、发展认知能力与创造能力都有独特的作用。在《陈太丘与友期》一文中，年仅七岁的陈元方知礼达义，对礼义廉耻运用自如，在答语中对失信客暗含责备，在客人怒骂父亲时毫不惧怕，并义正词严地运用儒家礼义加以反驳，最终让这个发怒的客人无地自容。这个让人惊叹的孩子背后一定潜隐着一个更为优秀的父亲，孩子的出色表现应该归因于父亲陈太丘的言传身教。
家族文化是构成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由于魏晋时期门阀等级制度近乎苛刻，为了维护家族门第和家族利益，这一时期的父祖辈更加重视子孙教育，尤其一些名门望族。父祖们有机会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世说新语·赏誉》），通过亲自教诲或让孩子们亲临各种场合来开阔眼界，增加其知识积累和文学涵养。如谢安常亲自教子孙并让孩子们与高人探讨，顾和携二孙一起参与名流们的清谈，钟繇让二子与文帝面对面交流，谢鲲放手让小儿与客人自由切磋等。在博学父祖辈的精心栽培和种种场合的磨砺下，魏晋时期很多孩子对大人世界的儒家典籍、老庄玄学了如指掌、驾轻就熟，呈现出一大批“少有俊才”的早熟型神童景观。
陈家是不是这样呢？《世说新语·夙惠》记载了陈氏父子这样一个日常小故事：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草，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萆，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长跪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有朋友拜访陈太丘并留下来住宿，陈太丘把做饭的任务交给了俩孩子。可是父辈们的交流太精彩了，孩子们因为专心偷听谈论而错误地把蒸饭做成粥。得知事情原委，做父亲的非但不怪罪不惩罚，反而以一种欣赏的姿态大加褒扬，对孩子们进行现场鼓励。这是一位怎样博学大度、充满爱心的父亲啊！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这样评价陈太丘：“实在乡闾，平心率物。某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由此可见，陈太丘是一个公正刚直、品行端方之人，在朝野间享有极高的威信和声望。事实证明，在这样优越的家教环境里，孩子们无论人格修养还是学业风范都会得到较好的提升。成人之后的陈元方不仅才华横溢，被誉为“海内之俊才”，且在道德上颇有父亲遗风，受到世人的推崇：“纪字元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应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一个“亦”字，道出了父亲的苦心栽培以及寄托在儿子身上的家族期待终于变成了现实。可以说，儿子是父亲道德品行、文化人格的折射镜，延续着父亲气脉和精神的双重血缘。《陈太丘与友期》一文收入以品德见长的“方正”门而未入以言语见长的“夙惠”门，原因也在此吧。
其次，从客人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坦诚正直又率性任真的陈太丘。有人说客人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他的可爱之处在于“变”。此说不无道理。客人先是彬彬有礼问陈元方其父是否在家，当听到陈太丘已经“舍”他而去的时候，马上勃然大怒变成了“火药桶”，当场就对着儿子骂老子“非人哉！”；当陈元方据理力争、反唇相讥之后，客人才意识到的确是自己错了，马上惭愧服软，下车拉孩子的手表示抱歉。这的确是个很可爱的“直筒子”！纵观客人从“有礼”到“无礼”再到“有礼”的情绪巨变，虽然在信义上有所亏损，但客人不伪装，不矫情，在一个孩子面前毫无顾忌地敞开内心，充分展现了魏晋人崇尚的任真率性的真性情。陈太丘与他为友，谁说当初不是欣赏他的这种真性情呢？“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陈太丘遵守时间的背后谁说不是同样的真性情呢？就连那个“入门不顾”的孩子，谁又能说没有陈太丘的影子呢？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时期，其突出表现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确实，魏晋人虽身处乱世，但他们没有在时代的重压下丧失做人的尊严。张季鹰感叹“人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王猷之大雪之夜千里访戴，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阮籍与嫂握手告别，曰“礼岂为我辈所设也”等，众多“魏晋风度”特立独行，高标独举。他们都和陈太丘一样，在时代重压下竭力超越名利的羁绊和束缚，以毫无尘渣的纯真性情应对大干世界，以心灵的适意、超越和自由为标尺来权衡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刘备三顾茅庐、费尽周折寻访孔明，“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该回虽然用了大量笔墨写了他人，然而通过其童、其友、其弟、其丈人，我们充分领略了孔明的“古淡”“高超”“旷逸”“清韵”，触及了一个更为立体、更为丰满的孔明。同样，“陈太丘与友期”一文虽然在陈太丘身上着墨不多，但通过其子、其友，我们却读到了一个立体丰满、具有丰富内涵的陈太丘。古代小说这种“于无处写”的艺术手法，不仅让历代读者们回味无穷，也给当代教学和当代写作带来很多启发，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本文为天津师范大学2013年度教改项目（编号为2013003）的研究成果之一；天津市“三年千人”资助项目——“文学与中小学课程教学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300387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