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最早源起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以预防青少年暴力、自杀和吸毒为目的，属于生理健康和生命安全范畴。现代生命教育在中国之发轫，则是始于1999年台湾地区教育部门鉴于校园自杀和暴力事件频发而推行的生命教育政策。在2001年和2004年，生命课程分别被纳入台湾地区国民中小学和高中的课程纲要中，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台湾已将生命教育落实到系统的教学当中，并从预防自杀向“全人发展”和“全人关怀”的高度迈进。在中国传统语文教育观的影响下，生命教育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生命教育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更多的是一种确立生命目标与内化价值观的教育，是对功利导向的社会价值观的反驳。正如台湾学者孙效智认为，生命教育除了“自杀防制”“生死教育”和“悲伤辅导”之外，更重视“于生死两点间安生立命”“构建人生价值观”的课题。
一、传统语文教育下的生命观
在中国的传统语文教育中，从来不乏对生命议题的讨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就表达了对活在当下的重视和对死亡的忌讳。“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极其重视人际伦理的社会，所以生命议题在中国的传统语文教育中一直是围绕着群体展开的，从古已有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人志士，无生杀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到现代的“生的光荣，死的伟大”，个体的生命都是为了维护集体生命和集体伦理而存在，这种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群体价值观一直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直至进入20世纪，代表着对自我自觉追求的“五四”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一群倡导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教育家掀起了一场短暂的“启蒙运动”，个体生命的价值才开始在教育中得到重视，如蔡元培“培养完整的人格”的五育并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都可以看作现代中国对生命教育的初步探索，但这些具有时代超前性的教育运动随后都被淹没在抗日救亡的洪流当中。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指出，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大抵可以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五四自由主义的退潮使得中国教育对生命的探索戛然而止，民族危机的出现又令中国教育重新回归到绝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轨道上。直至今日，家国一体的价值观仍活跃在教育中，而语文教材则是这一倾向的最直接反映。以2008年出版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在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六册教材中，属于现代散文的课文共计82篇，而主题为“人与社会”的课文出现了38次，占总篇数的46%，多数是“文化国家”和“品德精神”类别。主题为“人与自己”的课文出现了27次，仅占总篇数的33%，多数是“生活情趣”类别。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教育中“爱国思想”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占绝对优势，而较为缺乏对个人内在心灵、品德和生活情调的探讨。
近年在国外生命教育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学界亦开始逐步重视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叶澜教授最先拉开了在课堂上关注学生主体体验和生命意识教育研究的序幕，她的《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一文从生命动态生成过程，对教育主体作出新的阐释，并指出“生命的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生命的精神能量是教育转换的基础性构成，生命体的积极投入是学校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1]。随后学者冯建军更是大胆提出“教育即生命”的观点，“教育的进行意味着生命的展开和成长，教育没有外在的目的，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生命……我们长期以来教育的社会观，淡化了对教育生命本质的认识，致使教育成为社会的教育、国家的教育，成为培养人力的教育，培养社会工具的教育，惟独不是生命的教育”[2]。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生命等同于完整的人来理解，把教育的本质回归生命，但我国的生命教育目前还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引入和阐释阶段，本土视域下的生命教育理论仍有待深化，而在行动层面，更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实践。在今天的课堂上，语文学科与生命教育的联系被切断，生命教育经常被健康安全教育片面替代，甚至简单等同于防灾演练和禁毒宣传。近年来频发的学生自杀和暴力事件，与当今教学中生命关怀的缺失不无关系。
二、现代语文课堂中的生命教育实践
当今在推动生命教育具体实践上主要有三大困境：首先是教师对生命教育缺少认识；第二是理论积累不足，缺少可供参考的资料与教材；第三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生命教育因其非功利特性容易被基层教育工作者所忽视。因此，挖掘现有教材中有关生命教育的内容，将生命教育内涵融入学校课程中，是现阶段开展生命教育最有效也是最便捷的方式。2008年台湾大学教授孙效智就指出，国文（即语文）科目是最适合融入生命教育的课程。中国文学一直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文道合一，文论家刘勰就曾提出：“故知道沿圣而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3]文学的功能在于传递思想从而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从现代语文教育观出发，语文学科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4]。语文学科独有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指向正与生命教育中“构建人生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人文特性又是对“教育即生命”本质的回归。我国现行的语文教材属于文选型教材，包含了古今中外各种题材和文类，凡诗、词、歌、赋、寓言、散文、小说以及众多经典外国作品均有收录，所选范文大都文质兼美，能反映人性的闪光点，蕴含着真实而丰富的生命体验。语文以抒情或是论理的手法，借教材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辅之以人格修养与自省，这些具有人文立场、正向关怀和艺术美感的课文，不仅是语文素材，更是含有教化功能的生命教育素材。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章，都可以视为人的生命情感的表达。尤其是文学作品，更是作者的生命体验、人生追求的外现。无论是作者明确表达的还是无意识中流露的，语文都凝聚着对情感的‘认识’，更是呈现了一个现实的生命个体。语文的背后是‘人’，是‘生命’，是情感世界。”[5]如莫泊桑的《项链》讲述了小职员太太马蒂尔德参加舞会后弄丢了在朋友处借来的项链，她重新买了一条项链还给朋友，并用了十年的时间辛苦工作来偿还买项链欠下的巨款。语文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可以让学生进入到小说人物的生活体验中，淡化传统的“批判小资产阶级爱慕虚荣”的教学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马蒂尔德的坚守责任、诚信与勤恳，她的责任感战胜了虚荣。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课中，教师可以通过梳理作者是如何从想放弃生命到挣扎着活下来的心理历程，凸显生之可贵，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死议题。鲁迅的《孔乙己》中蕴含的其实是多数人（短衣帮）对少数人（孔乙己）的欺压，当“我”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不识字的小伙计也敢大声嘲笑孔乙己时，孔乙己其实并不是死于贫病交加，而是死于众人的“看杀”，教授《孔乙己》一文重点并不是批判科举和反封建，而是培养学生对弱者的同情；而孔乙己向众小童分食茴香豆，何尝不是对弱小者的关怀，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应该树立社会关怀意识。在语文课程中依托文本，融入生命教育的内涵，以文学来引领学生反省生命，关怀生命，同时亦深化了学科的人文属性。
注释：
[1]叶澜.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J].教育研究，2004,（02）.
[2]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刘勰.文心雕龙?原道[M].中华书局，20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李家成.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李家成.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卢春秀.现行国高中国文教科书生命内涵之研究[D].高雄师范大学,2010.
[4]李高峰.国内生命教育研究述评[J].教育科学论坛,2009,(02).
[5]肖川、徐涛.论语文教育中的生命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06).
[6]课程教材研究所主编.初中语文教材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S].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苏婉谊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4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