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婷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当下，高学历失业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大大颠覆了人们以往的思维，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及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危及到了新一代人的成长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和谐。高学历失业现象的研究与社会学因素息息相关，因此，高学历失业现象应该引起教育系统和社会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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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学历；失业现象；社会学；对策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2.016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2—0035—03
收稿日期：2014—09—10
作者简介：马晓婷（1989— ），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院校的扩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如浪潮般一批批涌入市场。如今，拥有高学历的人才难就业已不再是稀奇的事情，正如在许多高校学生中流行的“毕业即失业”的说法，毕业生手中往往空有一纸文凭而找不到工作岗位，这不仅是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更是高学历者的无奈自嘲与辛辣讽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口若长期无法满足其最基本的生理和生存需求，必然导致其心理发生变异，如此庞大的群体涌入社会，就极易危害社会的稳定。高学历失业现象的产生与社会学原理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分析。
一、高学历失业现象的形成与社会危害
学历，意谓学习的经历或受教育的程度，其社会功能是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学历的不同历史形态则取决于社会母系统、教育子系统以及人自身的不同发展水平阶段。［1］教育学家认为，工业社会时代的学历形态是文凭制。因此，我们认为：凡接受过高等教育，获得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文凭的人即可以称为高学历者。所谓高学历失业，即指上述人群的待业或离职下岗现象，是一种知识人群的高层次失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大失业浪潮，而由于“知识青年”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第一次大失业并没有构成高学历失业，高学历失业应是伴随第二次大失业浪潮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看来，第二次大失业浪潮不过是高学历失业大潮来袭的前兆。随着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学历失业现象逐渐由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中的偶然现象发展为以毕业高材生为主体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数量增加、层次上升，由零星分散到相对集中群发，区域分布极不平衡，由老科技人员为主转为以新大学毕业生为主等显著特征。而且不同于普通的失业，高学历失业具有阶层性，是“知识阶层”的失业。高学历的获得可能倾尽了全家之物力、人力，是“高投入”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的一般定律，付出“高投入”自然要索取“高收入”或“高回报”，因此，绝大部分高学历者不会情愿“低就”（低标准就业），这完全符合人性的特点。正是“低就”容易、“高就”难，而社会上一些人竟一味地责怪大学毕业生不肯“低就”，热衷于鼓励高学历者“低就”，这种社会态度和氛围如果继续常态化、普遍化，则必将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更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有的学者认为高学历失业是一把“双刃剑”，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高学历失业与一般失业不同，它的产生绝非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它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本的可怕流失，更可能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蜗行甚至倒退。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个体组成了庞大的社会，人与社会相辅相成。高学历失业现象看似是个体的危机，实则对社会有着严重的危害。一方面，从高学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来看，高学历失业可能意味着个体失去正常的收入来源，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意味着多年来家庭和个人所投资的人力和物力资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会给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带来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们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怨恨，更由于其中大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更有可能发生高科技犯罪和动乱，一旦形成势头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而言，高学历失业不仅意味着教育的困境，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更为直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奥肯定律中得出：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收入减少2.5%；反之，失业率每减少1%，则实际国民收入增加2.5%。 这是对于普通失业而言，引申开来，如果失业者为高学历人才，那么对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大于2.5%，从而使社会经济损失的情况加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倒退必将导致社会总体发展的停步不前甚至倒退。
二、高学历失业现象的社会学因素分析
如今，很多高材生身陷一个“学历怪圈”，高高兴兴地考上大学，毕业了发现找不到工作，只能去考研；辛辛苦苦地研究生毕业，发现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不好就业，就再向博士学历冲刺。对于这群人来说，取得高学历已经不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价值和修养以及促进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块获得高薪职位和高社会地位的“敲门砖”罢了。然而，近几年来，这块“敲门砖”好像也失灵了。究其原因，与社会学因素、教育学因素等都息息相关，其中，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是高学历失业现象产生的根源性因素。
社会政治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主要与国家政策相关，在高学历失业现象中主要体现为在政策引导下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地域性现象。当下，高学历失业现象已普遍存在并具有极其显著的地域性特点，原因在于，在国家政治政策的号召下，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等地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差距也愈发加大，这种地区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影响了高学历者的就业选择。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把目光瞄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等。有资料显示，在大中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占总数的80.8%，而去县镇和农村就业者仅占19.2%，即便是来自县镇和农村的毕业生，也有70%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3］ 然而，一个地区的区域容量终究有限，这种选择不仅加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大批“留城”人才陷入“无工可作”的困境，造成地域性高学历失业现象。
塞缪尔·亨廷顿说：“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4］ 可见，文化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是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在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高学历失业现象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在这里我们探讨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因素、家庭教育价值观因素及自我认识因素。
首先，在学校教育方面，高校的盲目扩招和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教育方式使得学历出现贬值现象。研究显示，我国高校连续多年扩招，从1997年招生突破100万人大关，到2010年招生657万人，仅13年就增长了6.5倍多，研究生教育也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见表1）。这种盲目的扩招使拥有高文凭的毕业生大量涌入市场，导致文凭的含金量下降，失去了其应有的信号传递功能，使得雇主很难根据文凭进行筛选，获得所需人才，这就是“学历贬值”。“学历贬值”使得高学历者面临来自社会的信任危机，他们被认为是“高分低能”、“找不到工作才继续上学”。人们带着审视的眼光考量着高学历拥有者，信任危机使得高学历反而成为学子们的枷锁。
其次，家庭教育价值观扭曲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公务员考试成为热门，甚至出现过万人争夺一个岗位的荒唐现象，笔者认为这与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文化和家庭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家长们的殷殷期盼多少年来一直环绕耳畔，“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望子成龙不是错，但把学习和工作及生活都联系在一起却是中国父母的一大特点。这种“学习—工作—美好生活”模式的家庭教育究其根源是来自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科举—升官—发财”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上进不可动摇的公式，［6］这一公式在家庭教育中被不停地灌输到新一代人的思想中，无形中造成高学历者只追求“高岗位”（高社会地位、高薪水的岗位）而无视其他岗位的就业观念。这严重扭曲了教育育人的本质，也严重制约了新一代人的就业与发展。
最后，高学历者长期与社会脱离，自我认识严重不足。人只有在真正看清自我时，才会走对方向，而在这个充满变化的社会中，人们正在迷失。高学历失业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一味地把学历与未来划等号，而没有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对教育程度或职业规划做出谨慎的选择。雅斯贝尔斯在《智慧之路》中说：“我们愈是充分地认识现在的自己，我们就愈是对未来充满信心。”［7］不能充分地认识自我使得高学历者即使手捧高文凭，仍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甚至可能害怕面向社会，规避就业。要获得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工作，离不开社会实践经验，世界上许多颇有成就的人不一定都具有高学历，但却一定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人之所以为人，其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就在于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产物，也必定要融入到社会中去，方能生存和实现自我价值。高校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严重缺乏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高等教育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导致多数毕业生眼高手低，最后成为了一个好看的“学历花瓶”。
三、缓解高学历失业现象的对策分析
高学历失业无疑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给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隐患，被教育学者和专家称为“贫穷的奢侈”。它是教育资源的无效消耗，也是家庭和社会人力资金的巨大浪费，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
（一）调整产业结构，平衡地区经济
从政策上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服务业吸纳人才和劳动力的主渠道功能尽快发挥作用。同时，加速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大量投入资金开发西部及中部不发达地区，平衡地区间的经济水平。从社会舆论和思想上鼓励投身于国家建设和家乡发展的“赴西”和“返乡”高学历者，并从实际上提高乡镇及不发达地区的岗位待遇和社会地位，从而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看到与“高付出”相对应的物质和精神的“高回报”，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无限价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建设的大潮中。
（二）营造有利于高学历者就业的公平环境
尽管现在高学历凭证泛滥，文凭可能已不代表毕业生的真实能力，但笔者仍认为对于大多数高学历拥有者而言，文凭仍然是其接受某种高层教育且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有效证明，是可以使其引以为傲的“光环”，如果说高学历完全不等于高能力，那么为何还有大部分人无法获取高学历呢？笔者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得不到的葡萄永远是酸的”？其实，高学历者不一定都没有高能力，他们大部分只是缺乏适应和锻炼的机会罢了。拥有再高学历的人才也是人，不管他们在哪一方面多么优秀，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们也需要不断地成长、锻炼，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怀与理解。
（三）摆脱束缚，提高竞争力，融身于社会
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强思考能力的群体，高学历者在就业时应该摆正心态，尽力摆脱功利主义的传统模式，以智慧和长远的眼光选择职业，将自己的才能应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而不应随波逐流，沉溺于物质和失业的腐水之中不可自拔。在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同时，高学历者应沉下心来，努力吸收专业知识，脚踏实地地完成学业任务，形成强大的专业竞争力，以适应市场的需求。积极开发自身的创造力和操作能力，这是人才的一种直接的、外显的竞争力，要勇于实践，发挥专长，把理论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实用型、高效型的高层次人才。打造自身的最终目的在于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这就需要广大高学历毕业生放下姿态，尽快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遇事多思考，待人多理解，不畏挑战，积极进取，争取尽快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高素质栋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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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龚怡祖．学历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形态初探［J］．教育研究，200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刘云伶．大学生应扩大身心的就业半径［N］．央视国际，2003，06，16．
［4］（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斯著.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孙百才，赵宏斌．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研究生就业：文凭筛选视角［J］．高教探索，2007（3）．
［6］黄业传，周巧凤．文化视角下浅析几种常见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现象［J］．出国与就业，2012（1）．
［7］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