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冯方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发源于古印度由释伽牟尼所创的佛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始传入中国，影响着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等。传入后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玄家思想及原有的迷信观念等相接触、撞击、斗争、融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体系——中国佛学。但初传期的中国佛教仍具有浓厚的印度佛教特点，处于学习、消化阶段，尚未进入选择、创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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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初传期；佛教；传播；汉代
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32—02
收稿日期：2014—06—08
作者简介：刘坤（1964—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所，编辑，研究方向：古籍整理，文献与文化。
冯方（1965— ），女，辽宁法库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整理。
一、佛教传入的历史背景
（一）中西经济文化融合促使佛教东入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及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冶炼技术、丝绸等物品和科学文化西传，直达欧洲，影响着世界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西方的汗血马等家畜以及葡萄、胡桃等物产也陆续东传至中国，丰富了汉代人们的物质资源，也影响着汉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西汉末、东汉初，中国内地与西域的官方关系尽管时断时续，但民间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正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佛教通过西域，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国内地。
大月氏在移居大厦后很快接受了印度佛教，并将其传入中国。《三国志·魏书·东夷》曾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其他史书所载尽管有些许差别，但总的来说，可以肯定，在汉哀帝时，由大月氏人口授中国博士弟子使佛教传入中国，此后，印度的大、小乘佛教也纷纷传入。
（二）执政者的信奉为佛教传播推波助澜
当时，人们将这种外来宗教——佛教看作是社会上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加以祭祠且祈福。
史载汉楚王刘英奉佛，还得到汉明帝的褒奖，说明当时奉佛并不是罕见现象，从汉明帝褒奖刘英的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可知，汉明帝对佛教不仅有所了解，而且不反感，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有演义的成分。汉明帝时，开始兴建佛寺，出现了我国汉时最早的佛寺——白马寺，这也说明佛教在统治阶级中得到信奉，为佛教的深入传播打下了基础。
（三）内忧外患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极广阔的空间
西汉初期土地问题尚不严重，西汉后期，封建主的土地所有制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起义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势力，但不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惨遭杀戮，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东汉后期，政治愈加腐败，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导致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封建的农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央政府已名存实亡，各地豪强地主集团手中控制军权、财权，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正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一方面，广大农民可以从宗教中得到精神安慰，他们寄希望于宗教，以摆脱日益深重的苦难；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巩固统治，以期长治久安。
（四）佛教在传统思想文化受到冲击时得以传播
东汉时期，谶纬流行，今文经学与谶纬合流，使经学更加虚妄荒诞，降低了束缚人民的力量。就连在民间长期流行的古文经学也无助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当时，儒家思想地位已发生动摇，带来了思想文化的活跃。社会对所谓儒者已不甚重视，而更推崇兼通百家的“通人”，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老庄学说地位的不断提高也为佛教在义理上的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其与其他各家思想得以同时传播。由于社会连续动乱不定，危机严重，佛教的思想与老庄消积无为、悲观厌世的思想一同受到欢迎，使得佛教的不少经典被译成汉文，其影响不断扩大。
二、汉代中国佛教的传播情况
佛教虽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但其发展极为缓慢。
东汉末年以前，有口授的《浮屠经》和伯名译的《四十二章经》。一些会说汉语的古印度和西域僧人以洛阳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
安清，字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不嗣王位，让国与叔，出家为僧。其主要翻译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四谛经》、《阿含口解》、《四十意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各一卷等34部40卷佛典。这些佛典主要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文法的，中国内地早期佛教徒可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
安玄，安息国人，是在家持戒的居士，常与沙门讲佛论法，与汉族沙门严佛调共译《法镜经》一卷。《法镜经》是大乘佛经，劝人信奉大乘佛教，并主张在家居士也应修持出家戒律。
严佛调是汉地第一位出家者，除与安玄合译佛经外，还著有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沙弥十慧章句》，这是宣传小乘佛教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禅数著作。
支娄伽谶，简称支谶，原月氏国人，汉桓帝建和元年来到洛阳，到汉灵帝中平年为止，译出佛经14部27卷，主要有《般若道行品经》10卷，宣扬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与竺佛朔合译；《首楞严三味经》两卷，是宣传大乘禅观的经典；《般舟三味经》一卷，是大乘禅观著作，也是与竺佛朔合译。
竺佛朔，天竺沙门，其他资料不详。
此时，从事译经的还有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人。然而，汉末最有影响的译者只有安世高和支谶两人。安世高主要传译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学说，重点是“禅数”。从其学者除严佛调外，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皆传承其学。支谶传译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传其学者有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等人。
东汉末确实有相当数量的译经存在，并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一）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或是单译，或是合译，虽也有少量汉人参加，但只是从事辅助工作。（二）外来僧带来什么梵本经就译什么经，而且大、小乘佛教典籍同时流传，人们分不清它们的区别，皆看作是释伽的教说。（三）主以译经，忽视著述与注释。（四）统治者并非直接支持，而靠民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信徒资助。
在汉代佛教传播过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笮融。《三国志·吴书·刘繇》载：“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由此可知，他是丹阳人，佛教信徒，陶谦手下，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食运输。在战乱频繁、人民纷纷逃亡的情况下，他以信佛免疫的方法招徕民户，既可以发展生产，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他利用职权挪用三郡的钱粮来大建佛寺，这是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奉佛教的情况。笮融在此聚集了大批佛教徒，从而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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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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