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皓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湖南长沙410074）
摘要：春秋“弭兵之会”是我国古代对于均势和平的一次伟大尝试，对于维护当时诸侯之间的和平、促进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的世界依然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历史的发展是有迹可循的，以史为鉴，对春秋弭兵会盟进行研究，将有益于我们思考世界，思考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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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均势理论视角；春秋弭兵；均势；和平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9—0134—03
一、春秋末期均势格局
西周末年，历经厉王、宣王、幽王三代昏聩统治后，王室逐渐衰弱，诸侯实力提高，成为当时政坛的主导力量。至“春秋五霸”时期，国家间的兼并成为常态，并形成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楚国、北有晋国的对峙局面。而中部的宋、卫、许等小国处在大国夹缝中，作为平衡大国利益的砝码而苟延残喘。
这一时期，东部齐国拥有丰富的渔盐和矿藏，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然而，齐桓公去世后霸权中断，无力干预他国政治。秦国经穆公改革后成西陲霸主，而公元前627年崤之战和公元前625年彭衙之战两次败于晋国，使其东进无望，势力一直局限在函谷关以内。东南地区的吴越两国先后由晋楚分别扶植，虽然位列大国，但活动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原政治有心无力。
这一时期，晋国自文公即位以后改革内政，国力逐渐强盛，先后吞并周边30余小国，建立百年霸业。公元前635年，王弟太叔子带勾结狄国军队赶走了周襄王，晋文公亲自率兵勤王，为安定周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周赐阳樊、原、温、欑茅等地给晋，晋拥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土地，实力大增。南方的楚国幅员辽阔，齐桓公在世时楚国就曾挑战霸权。齐霸权中落后，楚国在“泓水之战”击败宋国，将势力发展至黄河流域，庄王时期更是接连吞并45个小诸侯国，国土扩展到淮河流域，［1］借“问鼎中原”之势，成为一时霸主。由于晋楚战略意图一致，相互又缺乏了解，因此，在逐鹿中原这一零和博弈中互不相让，攻伐不断。从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起到公元前546年晋楚第二次弭兵为止，相持长达86年之久，成为春秋时期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斗争。
综上所述，春秋末年的战略格局是齐国衰退、四方均势中以晋和楚为代表的争霸斗争。双方相互试探、各有胜负；齐、秦两大国和许、卫等小国虽然很少直接参与，却积极发挥均势推手的作用，维持着晋楚平衡和均势格局。
二、两次弭兵之会始末
（一）第一次弭兵之会始末
公元前633年，楚率领陈、蔡、郑、许等国围攻晋楚缓冲国——宋国。宋的存亡涉及晋的核心利益，因此，晋国决定不能坐视不管，经过充分准备和谋划后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考虑到郑国在地缘上的重要性，晋国又于公元前631年会盟周使、鲁国君，宋、陈、齐、秦、蔡等国大夫于翟泉，共商伐郑，迫使郑与秦、晋分别结盟。伐宋失败，再加上失去了郑国这一关键友邦，楚国被迫放弃战略进攻。
伴随着晋文公的去世，还有楚庄王的即位，晋楚之间又进行了新的博弈。一方面，楚国接连征服陈、郑、宋等国，并于公元前597年于邲击败晋国，接连同秦、宋、齐、郑、卫、陈、蔡、许等十四国结盟，在战略上再次形成攻势。另一方面，晋国也不甘示弱，在公元前588年击败牵制后方的赤狄，于公元前586年与齐、鲁、宋、卫、郑、曹、邾、杞等国会盟，彰显了国威。此时，晋楚对彼此实力都有所忌惮，进入更加谨慎的相持阶段。
当此阶段，晋国内部韩、赵、魏、范、中行、知氏六家世卿操纵政权，相互争斗，内部斗争占据其政治的主要位置；楚国东部的盟国吴日益强大，虽有盟约在身，却也使楚心怀不安。加之晋楚连年争霸给自身和周边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两国都觉不堪重负。公元前582年，晋国释放了被俘的楚乐师钟仪，第一次释放友好信号；而楚国也派公子辰前往晋国请求讲和，双方关系开始好转。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积极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促成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双方订立盟约：“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以讨不庭。有逾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2］这就意味着晋楚两国目标实现政策透明、危机共处、协同对外的战略格局。
第一次弭兵作为会盟调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伟大实践，在历史上有非凡的意义。然而此时，晋楚对彼此的实力及他国的干预决心尚不明确，依然自信可以打破均势。因此，双方实质上都将弭兵作为蓄势的工具，暗藏甲兵。
（二）第二次弭兵之会始末
公元前576年，晋国内部争权夺利达到白热化的阶段，这使楚共王重燃北上的念头，《春秋》记载：“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2］楚王起兵后，晋国号召会盟共商反楚，齐、宋、卫、郑等国出于制约楚国和自身利益考虑先后赴盟。公元前575年，晋与楚在鄢陵大战，楚军溃败。此后三十多年里，晋楚两国时战时和。晋悼公即位后，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整肃内政，保证生产，并借此扩张，寻求复霸。晋悼公的图谋引起周边国家特别是秦国的恐慌，于是，秦楚缔结盟约以制衡晋国。至此，新一轮战略平衡再次形成。
晋楚经历了86年的战乱，始终不能突破均势限制。此时，晋国国内“君臣不相听”［3］的现象更加严重，内部的分崩离析致其在对外称霸上力不从心；楚国方面，由于吴晋结盟，吴的牵制使楚无力北上。加之晋楚双方内部都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危机，在封建私田和奴隶井田的尖锐斗争里，要想维持自身稳定已是不易，何谈称雄天下？公元前546年，晋楚在宋国大夫向戎引导下再一次召开弭兵之会。这一次弭兵共有包括晋、楚、齐、秦等在内的14国参与，签订盟约：“晋、楚之从交相见也。”［4］即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而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与会14国中，齐国作为晋的盟国，不朝拜楚国；秦国作为楚国的盟国，亦不朝于晋国。
这次会盟使晋楚维持了百年和平，中原地区战事告一段落。直到公元前403年晋国被分为韩、赵、魏三国，弭兵之盟才算结束，这也标志着西周进入了一个战乱兼并更加频繁的新时代——战国。
三、春秋弭兵中的均势分析
赫德利·布尔认为，维持均势有三方面作用：首先，整个国际体系中若存在总体均势，强国便无法征服这一体系而使之成为世界帝国；其次，局部均势的存在维护了某一特定区域的国家独立，使它们不受区域性强国的同化与控制；再次，总体均势及局部均势的存在，为维持国际秩序所必须依赖的其他方法，如外交、战争、国际法和强国管理等的实施提供了条件。［5］从这三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均势的格局对于春秋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总体均势下的霸权失败
春秋时期，齐、晋、楚、秦、吴、越先后称霸，但当时的称霸在更大成分上是名义上的霸主，召开会盟并得到多数诸侯的参与是获得霸权的主要标志，其更多表现为对大国的认同而非屈从。
由此可见，当时的称霸是均势格局下的称霸，但当一国的实力越过了其他国家的底线时，这种称霸就变得不可容忍。楚国围攻郑国，试图经略中原，齐国就于公元前656年组织了“召陵之盟”压制楚国。晋楚争霸时，楚庄王的战略反攻得到齐、宋、卫、郑等十四国的支持。当楚国实力威胁到均势格局时，齐、宋、卫、郑等国转而与晋国结成联盟来削弱楚国。各国盟友不断更换，其遵循的逻辑就是在追逐利益的同时维持实力平衡。诸侯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却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均势的维护，这也就导致了整个春秋时期齐国疆土始终稳定在山东半岛，秦的霸权无法跨出函谷关，晋楚霸权从未完全覆盖中原，而吴越霸权一直都偏居东南。在春秋时期的总体均势格局下，各国为了维持现状而不自觉地参与到抵制霸权活动中去，使得任何争夺霸权的斗争都被其他国家所阻止，最终维持了区域的稳定，成为弭兵之盟的关键。
（二）均势格局下小国得以生存
春秋末年，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形成了以齐、秦、晋、楚、吴为代表的大国和以鲁、郑、曹、卫、宋等为代表的小国并存的格局。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小国往往会依附于霸权国，而大国往往会援助次强国。介于均势的引力始终牵引国际局势，无论是均势的维护者还是均势的破坏者都意识到——谁能主导小国，谁就能掌握控制局势的权杖。而主导小国必须小心行事，威逼利诱又不能轻言战争，“倘若不慎，必失诸侯”。［6］
对大国来说，小国是其利益、工具和手段：1.小国的依附是大国国力的象征。拥有诸多归属国会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形成优势，同时产生“得道多助”的舆论效应，增加了其博弈的筹码；2.小国是大国维护安全的工具。大国在斗争时保持着自己的底线：其利益核心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其利益外延是减少直接威胁。而小国从地缘和政治上天生就可以作为大国斗争的缓冲带，以避免大国因直接接触而产生无法控制的大规模战争；3.大国利用小国表达利益诉求。由于大国间的直接挑衅很有可能导致规模战争，因此，大国常常将利益诉求借小国来表达，即使发动代理人战争后大国也可以做到对局势收放自如的掌控。对于小国来说，成为大国的利益和手段使其在“丛林法则”中找到了狭窄却又稳定的生存之道。小国可以利用灵活的外交手段调和大国关系，以小搏大，来维护自身的生存环境。晋楚争霸时宋国牵线的两次弭兵会盟正是小国外交的成功案例。结合春秋史实：宋、郑、许等国处于晋楚斗争的核心区域，晋楚完全有实力将其占领兼并，但实际上如此不堪一击的小国却都是在均势崩塌的战国时期才灭亡的。因此，在总体均势的作用下，小国的生存得以维护。
（三）国家间会盟机制产生作用
春秋时期的均势使得会盟作为解决冲突的途径而日益重要。一方面，表现为国家间会盟的次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会盟机制的不断完善。
据《春秋》记载，在242年时间里，列国进行战争共483次，朝聘盟会450次。［7］其中就有被称为春秋四大会盟的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徐州会盟。这四次会盟先后确立了齐国、晋国、吴国和越国的霸主地位。这种以战争为始、借会盟以终的称霸模式客观上避免了全国性战乱的爆发，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在这一时期，会盟机制也处于不断完善中。鲁庄公十三年“北杏之会”［8］以前，各诸侯国擅自结盟，形成不稳定的军事集团相互攻伐。而且这一时期的会盟以口头会盟为主。北杏之会以后，齐、晋、楚等开始称霸，均势逐步形成。此时的会盟国不仅范围扩展，而且开始有了“尊王攘夷”的政治内涵，盟约也多以书面形式存在，并出现了会盟之礼。到了春秋后期，在书面盟约的基础上，各国又把人质加入盟约以确保其可信度。公元前589年，齐在鞍败给了晋国，晋国提出会盟的前提是“质其母以为信”。公元前594年，楚国入侵宋国，宋楚讲和后提出“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9］的内容，会盟机制的完善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了会盟作用的不断提高。
四、均势失衡与战国纷争
公元前403年，也就是第二次弭兵会盟的143年之后，晋国韩赵魏三家消灭了同为四卿的知氏，至此，春秋时代终结，战国时代开启。同时，战争形式和目的也发生改变。春秋时期的国家争霸多是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同，同时处在周王朝的框架内；而战国时期的争霸却演变为对他国的摧毁和兼并，对周的权威不仅熟视无睹，甚至秦、齐有过公然称帝的历史。究其根源，内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部分国家的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瓜分天下的野心剧增；外因是大国均势遭到破坏，原本四分天下的齐、晋、楚、秦因晋的灭亡而骤然失衡，韩赵魏三国始终无法形成战略一致，导致了其既无法被吞并又无法形成全国性均势的破碎局面。而北方的破碎局面为各国征战，特别是为秦国东出函谷关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
纵览春秋战国，均势的作用和失去均势的影响对这段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推进作用。时至今日，两千多年已如烟散去，面对古人用智慧创造出的均势平衡和弭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永不停息的历史脚步，我们应该更多地汲取古人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和平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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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志才.我国古代的第一次弭兵会［J］.外交评论，1984（1）.
［2］左传·成公十二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国语·晋语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左传·襄公十一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朱凤样.试析春秋宋国举行的两次弭兵［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1）.
［8］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J］.考古，1966（5）.
［9］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