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琳琳
摘 要：长期以来，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行动因为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而进展缓慢。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日益成熟，给公民参与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公众基础。风险社会的到来也使公共管理者主动意识到团结社会公众力量的重要性，在社会治理中越来越多地寻求社会力量的共同协作，鼓励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管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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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民参与 公民社会 风险社会
一、公民参与的概念
公民参与理论的先驱安斯坦(SherryR.Arnstein，1969)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是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的被列入考虑。
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即以公民的不同偏好为基础，以满足公民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特定需求为目标。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不仅仅是指政治参与，更多的是指公民参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管理。而这里的公民不只是宪法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个体，根据追求利益的不同，可以把公民划分为个体公民，单一有组织的团体，多个有组织的团体，未组织的群体以及上述形式的混合体，即混合团体。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公民参与是指公民个体或公民团体通过一定的参与渠道，参与或是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务的行动过程，其实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再创造的过程。公民参与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责任，权利以及治理的理念。
二、我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传统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社会独立力量的发展通常受到大一统集权的压制扼杀，国家与社会缺乏明显的区分，主要表现在国民的认知上，国既是家的延伸，家国一体思想根深蒂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私的方面，官僚照顾乡亲，靠血缘、宗法制度互为联系，而在公的方面，仁孝可升华至忠君爱国，这种认知的形成，主要是儒家文化有效的将农业社会稳定在一个道德政权的框架之内。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文化影响，造成资本主义工商业天生羸弱，总想在发展中寻找权力的依靠，导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总是在被庇护的环境中成长，独立性太差，这也是市民社会未能形成深厚力量的原因之一。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昭示了一条基本规律，官僚制的层级制越深入社会基层，社会的自主空间就越小，这样市民社会的自然成长就越困难。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空间相当有限，但也要注意我国社会发展中与西方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来发展市民社会，这也是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特殊之处。这与西方的市民社会形成历史迥然不同。
现阶段，我国在基层民主方面、社会非政府组织方面、因特网的民主参与方面都在进行一系列的尝试，试图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使人们对与民主参与成为一种习惯。具体的举措有：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扩大基层直接民主范围、积极推广社区治理，比如在农村和乡镇积极扩大基层民主直选；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对公民参与的平台支持作用。大众传媒是公众能够相互讨论的场地，被称作“意见的自由市场”，是现代民主社会表达公共领域心声的重要媒介，负有监督政府、为民众提供信息的重要职责。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覆盖人数有了很大的提升，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政治素养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公民，这样的公民具有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也具有理性的品质，并一定程度上具有公益心，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另外，良好的教育和社会整体经济基础的提升，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他们自由的参加公共领域的语言表达。同时，国家福利待遇的改善和惠民政策的倾斜，给与一些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公民一定的经济补偿，并提供更加低成本的便利的参与途径，让越来越多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也能够参与到社会事务决策中来，尤其是在一些事关公民自身利益的公共项目上，努力保障参与的公平性。
三、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刺激了公民参与的发展
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具有两面性，即科学知识的普遍应用在给社会成员创造出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人们司空见惯的核污染、化工污染等生态破坏现象将对人们的健康和财产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害。在各种各样的危险和灾难面前，传统的政治制度和工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失效，大众所依赖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试图用商业经营的方式来对待科学活动，甚至故意掩盖重大风险来应对大众逐渐觉醒的风险意识，利用风险的解释和定义来获得经济利益，因而现实的风险问题正在呈现加剧的趋势发展。
贝克指出：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多重来源。主要来源于人类自身行为。其中公共部门的决策失误是导致重大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府在防范和控制风险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从风险的时代特征看，中国既面临传统风险，如天灾，战争等等；也面临现代性风险，如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唯科学主义、科技滥用以及唯理性等，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是未来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我国的风险社会发展要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处理起来更为棘手。
由于风险的存在，行政机关由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模式应更加多样化，过度的专制性和专业性使得管理方法更加僵化，通过内在反思检讨的同时积极收集其他渠道信息，参考各种利益表达内容，可以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对社会适度开放，使决策依据更科学。“公共领域”的建构能够保障公民自由地集会，自由地组织起来，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并使之公开化。因此公共领域的沟通很大一部分就是对现有决策进行反思和批判，风险决策也需要在公共领域这个空间来完成，所以反思在公共领域也是以一种常态而存在。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多是人为决策所致。专家无法完全预见技术应用所导致的后果，政府官员也难以在风险问题上充分的管理和控制，反而还可能成为风险的制造者。基于这样复杂的难以控制的社会风险因素，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力量，依赖社会各个成员的共同协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控制风险的发生。
综上，无论是社会力量的壮大还是风险社会带来的威胁刺激，都迫使政府积极探寻新的更好的治理模式。优秀的公共管理者，也会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引导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传统封闭式的管理方式不同，管理者必须更注重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以协同合作的方式，达到国家和社会稳步前进的治理目标。在这样一个创新管理的过程中，公民参与无疑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管理工具。
（作者单位：中共驻马店市委党校 河南驻马店市 4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