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国家的经济，还是各个企业当中的经济，都是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也是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一门课程，本文就整理了关于经济毕业论文范文，一起跟着小编欣赏一下吧。
第1篇：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
饶清华1，林秀珠1，李家兵2，3*，陈琪4，陈文花5
摘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力学平衡模型，对闽江流域各个地区2006~2016年耦合协调程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水平总体上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大体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三明、南平、福州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从时间变化看，可以将闽江流域耦合协调度划分成3个阶段：阶段I(2006~2009年)、阶段II(2009~2013年)、阶段III(2013~2016年).根据闽江流域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偏离方向θ的大小，将闽江流域各地区不同年限的耦合协调发展划分为环境保护滞后型(I象限)、经济发展滞后型(II象限)、社会发展滞后型(III象限)，并对不同滞后类型分别提出改进方向.
关键词：社会经济；水环境质量；耦合协调；闽江流域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对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水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生活、生产过程产生的大量废水排入到自然水体中，造成水体严重污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能支撑、环境能容纳、生态受保护的基础上，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要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态、环境、资源3个方面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的“三大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在此深刻背景下，开展社会经济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显得十分必要，通过相关研究能够揭示社会经济与水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发展“短板”.目前，关于社会经济与水环境协调发展已有一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流域协调发展，如水环境承载力[1-7]，水足迹[8-11]，水环境生态安全[12-13]等；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流域协调发展进行评估，如主成分分析法[14]、多元回归分析法[15]；③从不同的空间格局研究流域协调发展程度[16-18].
流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一般包含多个子系统，分为多个层次，因此流域耦合协调发展评估问题是一种多目标、多决策的复合系统问题.耦合协调发展评估的本质就是根据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实际，建立指标体系，将流域内不同子系统的评价指标转换成一维实数的耦合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已有的研究方法往往仅评估流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而不能揭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短板”，导致评价结果不能完全反映流域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基于力学平衡的协调发展模型能够反映流域内不同区域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制约因素，为制定差异化流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19-20].
闽江作为福建省的第一大河，全流域面积达60992km2，其中在福建省内面积达59922km2，占全省陆域面积的48.87%，是福建省重要的地表水饮用水源.闽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对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目前，针对闽江流域水质变化开展了少量的研究，主要包括：流域水体水质参数研究[21]，水质变化特征与趋势[22-24]，水体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来源、分布[25-29]等.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对于闽江流域水质变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十分缺乏.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闽江流域水污染问题频繁出现，水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对流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开展闽江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显得十分必要，通过相关研究能够揭示社会经济与水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发展“短板”.因此，本研究以闽江流域为例，引入力学平衡的模型，对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水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时空分布研究，以期为流域经济、社会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以闽江流经的主要城市三明、南平、福州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水汾桥断面、竹岐断面、白岩潭断面水质代表三明市、南平市、福州市的水环境状况，对2006~2016年期间的闽江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6~2016年)、《福建省水资源公报》(2006~2016年)、《三明统计年鉴》(2011~2015年)、《南平统计年鉴》(2011~2015年)、《福州统计年鉴》(2011~2015年).水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1.2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系统耦合协调是指2个或2个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相互关联、相互耦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发展是指在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水环境污染物产生与排放，从而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基于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特征，将流域可持续发展分解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3大子系统，3者之间既存在相互促进作用，又存在相互制约作用，3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首先采用无量纲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之间不同单位的影响；其次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对3个系统的初始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将各项指标加权叠加法合成.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具体见表1.
1.2.1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流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环境效益持续的创新或变化过程.经济发展主要包含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等3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国内生产总产值(GDP)、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等.
1.2.2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指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本研究所指的社会发展主要考虑流域内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具体表现为：年末总人口、人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等.
1.2.3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以人为本，强调从流域的生活、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出发，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生态环境保护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能支撑、环境能容纳、生态受保护的基础上，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因此，环境保护主要通过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单位GDP的NH3-N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废水排放量、CODMn、NH3-N、公共绿地面积、年降水量、水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综合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森林覆盖率等指标来体现.
1.3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3大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映射为笛卡尔坐标系中3个不同方向的作用力，并根据3者的力学平衡结果来定量测度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发展的状态，构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发展判别模型(图1)[19-20].其中，矢量OB1、OB2、OB3分别代表流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子系统的发展指数.矢量OB1、OB2、OB3夹角弧度均为2π/3，3个矢量的合力F合即为流域社会经济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发展的状态.当流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子系统之间实现完全均衡协调发展时，合力为0，F合位于坐标系原点O处.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子系统的各要素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流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3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非完全均衡，而是更多的处于此消彼长的非均衡状态，即存在F合不同程度的偏离均衡点O的情况.因此，通过测度F合的大小与偏离程度便可直观地反映出流域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发展“短板”.实际计算过程中，采用极坐标(r，θ)表征耦合协调度.极径r表征偏离距离，r越大，表示各子系统的发展越不均衡，协调度越差；极角θ表征子系统耦合的偏离方向.将OB1、OB2、OB3的方向角度分别定义为0、2π/3、4π/3，根据矢量运算规则，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2结果与分析
2.1经济3、社会、环境发展水平
流域经济发展(ED)、社会发展(SD)、环境保护(EP)水平指数分别表征流域发展过程中对应的3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2006~2016年闽江流域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水平指数具体见图2.
2.1.1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期内，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分别由2006年的0.327，0.328，0.494上升至2016年的0.578，0.492，0.978，增长幅度分别为76.75%，50.00%，97.98%.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说明南平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而闽江流域下游地区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2006~2016年期间三明与福州的人均GDP差距基本保持一致，2者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的态势.福州与南平的人均GDP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将制约闽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2006~2016年期间福州地区的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较快，2016年的比重超过50%；相反，三明、南平地区虽然第一产业逐渐下降，由于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较大，导致第三产业比重不但没有升高，反而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流域产业结构和社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三明、南平地区的第一、二产业比重明显偏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说明上述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地区的经济结构状态亟需进一步调整.
2.1.2社会发展水平研究期内，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社会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分别由2006年的0.276，0.278，0.483上升至2016年的0.449，0.444，0.998，增长幅度分别为62.68%，59.71%，106.63%.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其中，三明地区2006~2013年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基本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但社会发展水平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水平；2013~2016年的社会发展水平放缓，未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的趋势.南平地区2006~2007年的社会发展水平则高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2014年时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2014~2016年的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变缓的趋势.福州地区2006~2016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者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的态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是反映某一区域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三明、南平、福州地区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在2006~2016年均表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就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而言，福州>>三明>南平.通过引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反映一个地方的消费能力.三明、南平、福州地区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由2006年的4105.65，4382.70，10784.03元增长到2016年的16755.58，17327.98，54771.66元，就增幅而言，福州>>南平≈三明.此外，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突出体现在恩格尔系数(EC)的差异上.EC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由恩格尔系数可知，三明地区基本上处于小康-相对富裕级别，南平地区2014~2016年处于相对富裕级别，其余时段基本上处于小康级别，福州地区则基本上处于相对富裕级别.
2.1.3环境保护水平研究期内，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环境保护水平总体上呈现递增的趋势，分别由2006年的0.347，0.393，0.409上升至2016年的0.601，0.607，0.713，增长幅度分别为73.20%，54.45%，74.33%.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三明、南平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平呈现较为一致的状态，表现为下降-波动-上升的趋势.福州地区2006~2009年环境保护水平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2009~2011年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011~2016上升趋势明显.三明、南平、福州地区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单位GDP的NH3-N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指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与此相反，生活废水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公共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等指标总体上表现出上升的趋势.CODMn、NH3-N浓度呈现波动但总体上下降的状态.此外，年降水量、水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等指标由于受气候因素的影响较大，呈现波动的趋势.总结上述分析，2006~2009年期间，三明、南平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废水排放量、CODMn、NH3-N浓度呈现上升的趋势，而年降水量、水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等指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上述7个指标在2009~2013呈现波动的趋势，这可能是三明、南平地区2006~2009期间环境保护水平发展缓慢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以及2009~2013期间环境保护水平表现出波动状态的主要原因.2009~2011年，福州地区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单位GDP的NH3-N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综合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指标出现上升的趋势，推测这可能是导致福州地区2009~2011年环境保护水平下降的原因.
2.2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如图3所示，闽江流域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表明南平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优，三明地区次之，福州地区相对最差.从时间上看，可以将闽江流域耦合协调度划分成3个阶段：阶段I(2006~2009年)，该阶段内三明、南平与福州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变化呈现相反的趋势，表现为福州>南平>≈三明.总体上看福州地区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三明、南平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南平地区的下降幅度最大、三明地区次之，说明2006~2009年期间南平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优，三明地区次之，福州地区相对最差.阶段II(2009~2013年)，该阶段空间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说明2009~2013年期间南平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优，三明地区次之，福州地区相对最差.三明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南平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较大的波动，表现为“M”型结构.福州地区2009~2013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递增，但与三明地区相比呈现相反的趋势，表现为“W”型结构.阶段III(2013~2016年)，该阶段空间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表明该阶段南平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优，三明地区次之，福州地区相对最差.三明、南平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变化较为一致，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2015~2016年增长幅度较大.福州地区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闽江流域内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说明区域的耦合协调程度在下降.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三明、南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慢，并且南平地区与福州的人均GDP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三明、南平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并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增长较为缓慢；此外，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水平而言，福州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平偏低.
2.3流域耦合协调发展偏离方向识别
矢量OB1、OB2、OB3两两结合可将空间划分为3个象限，每个象限所表征的矢量状态各不相同.根据闽江流域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偏离方向θ的大小(图4)，分析各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并将闽江流域各地区不同年限的耦合协调发展划分为3种滞后类型.
2.3.1环境保护滞后型(I象限)包括三明市(2011年、2013~2014年)、福州市(2006~2016年).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而言，三明、福州地区在上述年限的环境保护水平偏低，即三明、福州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环境保护.2011年、2013~2014年三明地区CODMn、NH3-N浓度与往年相比偏高，年降水量、水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等指标由于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呈现显著偏低的趋势.此外，生活废水排放量却逐年递增.因此，这可能是三明地区上述时间段环境保护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三明地区以造纸、印染、化工、合成革、合成氨、制药、食品等为主体产业，因此，应对重点排污行业实行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抓好重点污染行业环境整治，推进重点行业专项治理，实施清洁化改造，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严控新(扩)建制浆造纸、印染、合成革、电镀、有色金属、化工等高污染、高风险的项目，禁止新建制革项目；重金属重点控制区域禁止新建、扩建增加相应重金属排放量的项目；印染、电镀、合成革行业新建企业必须全部进入相应行业的集控区.福州地区作为福建省省会，经济发展较快，人口数量较多，因此生活废水排放量、CODMn浓度、NH3-N浓度等指标与三明、南平地区相比明显偏高.此外，年降水量、水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等指标由于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在整个流域内处于最低水平.近年来福州地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效较好，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瓶颈制约和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水源地水库的富营养化和水华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污水管网建设滞后，雨污分流不到位，难以发挥减排成效；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标准化整治水平不高，建陶业、印染行业、畜禽养殖业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村镇环境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因此，应加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重金属及其他影响人体健康的污染整治力度；以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和改善闽江入海口水质为目标，重点加强生活污水治理和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推进造纸、建陶、氮肥、有色金属、印染、钢铁、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农药、电镀等重点行业专项治理，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管网覆盖率和截污能力.
2.3.2经济发展滞后型(II象限)根据象限分布的结果表明，三明、南平、福州地区均不属经济发展滞后型.与福州地区相比，三明、南平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第一、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等难以满足地区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应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中心城区、开发园区、农业(工业)产业基地及有条件的城镇等区域集聚发展；积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益、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工业和都市型工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纺织、建材、食品等传统产业；加快淘汰重污染、低效率、高能耗的“五小企业”.加速集聚资源，提升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层次；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技术和人才为支撑，将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成先导性产业.
2.3.3社会发展滞后型(III象限)包括三明市(2006~2010年、2012年、2015~2016年)、南平市(2006~2016年).三明、南平地区在上述年限耦合协调发展的压力主要来自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未呈现同步状态，表现为流域内居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等难以满足地区的快速发展需要，说明高速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存在反差.三明、南平地区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以及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呈现增长的趋势，就增幅而言，远低于福州地区.此外，三明地区(2006~2010年、2012年)、南平地区(2006-2013年)的EC较大，均大于40%.因此，应进一步推动更高质量就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宽多层次增收渠道，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稳步增加农民收入；改进和完善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协调增长机制，全面落实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积极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水平与结构，促进食品消费向营养型、健康型发展；推进绿色环保、节能性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鼓励提高服务性消费，扩大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旅游休闲等服务消费和休闲消费.
3结论
3.12006~2016年，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三明、南平、福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水平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空间上均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
3.2闽江流域内的三明、南平、福州等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从时间上看，可以将闽江流域耦合协调度划分成3个阶段：阶段I(2006~2009年)，三明、南平与福州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变化呈现相反的趋势，表现为福州>南平≈三明；阶段II(2009~2013年)，空间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阶段III(2013~2016年)，空间表现为福州>三明>南平.
3.3根据闽江流域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偏离方向θ的大小，将闽江流域各地区不同年限的耦合协调发展划分为3种滞后类型：环境保护滞后型(I象限)，包括三明市(2011年、2013~2014年)、福州市(2006~2016年)；经济发展滞后型(II象限)，三明、南平、福州地区均不属经济发展滞后型；社会发展滞后型(III象限)，包括三明市(2006~2010年、2012年、2015~2016年)、南平市(2006~2016年).
第2篇：新型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刘晔（新乡学院管理学院，河南新乡，453000）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再次走向一体化，但国际发展失衡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已严重阻碍全球化的发展。本文通过重新深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揭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历史根源，认为通过建立全球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全球治理”，以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才能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自主有序进行。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新秩序；资本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建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由集团化、区域化逐步形成全球化，过去两大隔绝的经济板块的边界被彻底打破，资本运动再次国际化。西方资本突破各种限制，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将世界市场和各民族密切联系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发展，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现实中最显著的趋势，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消除不平等的交换，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西方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资本在积累和扩张过程中，具有不断开拓市场的倾向。因此，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实际已蕴含经济全球化之义。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正视其带来的影响。
（一）生产力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其资本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不断变化的资本形式促进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格局的内涵，日益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交流，以市场为纽带，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跨国公司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促进各地区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使整个生产活动在全球展开，相对统一的整体逐渐形成[1]。因此，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力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推动全球经济水平不断增长的过程。
（二）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形成的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外在表现和综合结果。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下，资本主义利用其资本、技术的优势，加快全球性资本的流动，通过进行资本的国际扩张和国际金融的互相渗透，获取全球利润，进行全球财富的再分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推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发展，控制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掌握发展的信息技术基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掌握了全球经济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使用，使发达国家手中掌握了全球的金融网络[2]。因此，从生产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发展的结果，也表现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三）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国际化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打破国界的阻碍，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取财富，推动以资本自由为目的的全球化发展。资本主义凭借经济实力，掠夺性发展，大垄断资本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平等竞争为旗号，掩盖经济霸权主义的实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形成了“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中心国家转移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对立。
二、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资本国际化带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牟取了最大利润，同时带来经济不断发展和物质产品更丰富。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在各国平等的分享。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问题已经出现，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发展不平衡
发达国家繁荣的基础是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凭借其强势地位，掠夺发展中国家，使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资本国际大循环中，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资本的掠夺对象。在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发达国家具有垄断优势，它们通过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和新材料，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产品、技术、劳动力等交换，降低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制成品的价格来获取巨额利润，加速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化[3]。当今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国际积累与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为保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被剥削和遭掠夺的困境，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瑞士瑞信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2016》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4]。在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据了经济增长总额的3/4，最富有的1%的人群独占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底部90%的人群的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5]。
（二）国家主权遭削弱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受到冲击和削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强了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力量，扩大了超国家的国际机构的权力，不断地扩张的跨国公司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其经营活动不受国家政府的约束，在经济事务中发展中国家权力相对减弱，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挑战[6]。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发达国家，它们具有资金、人才和技术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相对脆弱，市场发育不完备，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经济全球化很容易冲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使发展中国家产生经济的波动。由于国际规则增大了对政府的约束力，在全球事务中发展中国家自主性降低，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弱化，这就更加强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不平等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方发动与主导的伊拉克与利比亚战争。伊拉克与利比亚之所以会遭到西方打击，不仅是两国地缘位置十分重要，富含石油，更因为两国的领导人——萨达姆和卡扎菲主张石油结算非美元化，挑战了现行的西方金融寡头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三）国际金融风险加大
在当代国际金融市场中，资本流动速度快、流量大，国际资本流动处于无序状态，创新和发展的大量金融衍生工具都与实际经济严重脱节，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为了尽量减小金融衍生工具带来的风险，发达国家在国内建立了相关风险监管体系，而面对国际金融衍生市场对各种投资基金的炒作，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却无人监管，其普遍忽略金融风险防范，加大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风险[7]。缺失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不断增加国际资本的跨国投机行为，毫无约束地发行与运转金融衍生品，这些最终都会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并使其迅速蔓延。在西方金融资本过去主导的三十年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危机发生的规模和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8]。
（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受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过度耕作和过度放牧破坏了表土层的植被，夺走了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导致土壤沙化。环境污染影响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大量的水土流失使农田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不仅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而且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可持续发展直接受到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环境的工业。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虽然有助于发挥其丰富的劳动力优势，但也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追求高增长而忽视了环境，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严重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9]。近些年来，国际金融寡头试图将二氧化碳排放量货币化，即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进行自由挂牌交易与转让。这种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极大地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上升之中，这种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也将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获取极大的利益。
以上这些负面影响说明，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受到多方面限制和阻碍，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失衡，使南北发展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无法使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三、制度原因分析
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必然面临着国际制度的种种困境。现行国际制度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所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根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子系统——生产、贸易、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历史根源[10]。
（一）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
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国际生产体系中，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是国际生产体系的基础。就世界经济体系而言，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仍然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的低级层次[11]。一些国家仍然是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重要产地，另一些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移中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地，还有一些国家开始进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但是中心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阶段。产业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容易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出现自身产业结构低度化与趋同化[12]。目前中国企业大多数处在加工制造这个国际产业链中利润最薄、可替代性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一环。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的这种不合理的垂直分工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结构、发展民族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这种国际生产体系的劳动分工在国际贸易中必然表现为不等价的交换。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的不合理，低附加值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价格的巨大差异，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剥削。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用于交换的经济作物、矿物原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的电子产品、精密仪器、航空产品、化工产品、机床和汽车、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的价格，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反复无常，特别是非燃料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一直大幅度下降，初级产品输出国的贸易状况呈不断恶化趋势。在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的产品多数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由于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和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弹性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通过不等价交换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还通过不等价交换，在技术转让、劳务出口等方面，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的垄断收入[13]。
（二）不等价的国际贸易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名目的贸易保护主义涌现。欧盟对奶制品再次提供补贴，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俄罗斯提高了进口汽车的门槛等。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涨，多哈发展议程（DDA）陷入僵局，这对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一步开放全球贸易和投资，造福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切实帮助全球穷人等发展目标的实现构成制约。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没有按照承诺目标提供发展援助，这加重了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和贫困问题。而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面临已经工业化国家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事件增多，绿色贸易和技术壁垒变相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成本[14]。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如何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IPRs）上存在分歧。在发展中国家看来，严格执行现行知识产权协议会带来危害。一是无法鼓励并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活动。全世界研发开支的73%、全球直接投资的87%、版权税和技术许可费收益的94%都集中在最发达的10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对专利的保护欲求不是特别大。二是将更加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得技术。国际贸易中高技术产品的交易额与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严格执行情况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统一的标准执行IPRs，会阻碍技术从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将导致版权和许可费用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15]。
（三）垄断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拥有187个成员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个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属于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被视为集中关注全球经济稳定的国际机构。由于历史的原因，IMF的总裁人选往往经过美、日、欧三国商定，最后由欧盟成员国中有一定公信力的人担任。而美国人按照惯例担任副总裁。这种制度安排一开始就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决策层之外，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操控着决策层。不民主的决策机制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IMF会员国的投票权分为基本投票权和份额投票权。每个会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这种基本投票权体现了平等原则，但严峻的现实却是，该组织实行的是加权表决制，即根据各成员国所认购的份额来确定其所具有的加权投票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其经济实力的限制无法认购更多的加权份额，在IMF的决策中基本被边缘化。虽然经过了多次份额调整，截至2011年3月，美国的投票权份额仍然高达17.1%，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占3.7%，总体看，发达国家的投票权份额占60.5%，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占32.1%[16]。这种体制性安排为美国行使其金融霸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IMF对于通过诸如调整会员份额、特别提款权分配、修订基金条款等重大问题的决议必须获得总投票权的85%。概而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简单多数以及特别多数表决制，都大大强化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全球金融秩序的支配地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银行根据成员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不利地位。在2010年世界银行进行实质性改革后，美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仍然高达15.85%，稳坐头把交椅且保留了实质性的一票否决权[17]。
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既要建立合理的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才能进行“全球治理”，而且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和发展水平有充分的估计。全球化经济需要以全球性合作为基础，发达国家要应遵循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和自主自愿的原则，承认各国民族经济的多样性，以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推进经济全球化自主有序地进行[18]。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摒弃各种霸权主义，禁止强加干涉其他国家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等，要尊重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世界各国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倡导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世界各国应协商解决和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或形成大国垄断独裁和霸权。为此，只有对现有国际机构的规章和体制进行调整，使发展中国家能更有效地参与和决策国际经济事务。改变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应依据各国之间的水平分工形成国际分工体系，即产业结构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各国的地位平等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也必须平等。发达国家不得利用其在技术、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阻碍发展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分配技术转让利益时应按照公正合理原则，各国相互合作，形成平等的交换机制[19]。
（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减少面临的风险，在制定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时，联合国应发挥促进各国平等参与的作用。加快国际组织机构改革，加强国际监管协调和合作，增强工作透明度，减少对穷国利益的损害。联合国需要加强人权保护，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模式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应进一步推广。应通过筹集更多的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国宪章》作为当代国际法的基础，是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基础，它确立了一些国际关系准则，包括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应颁布更多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和国际协议，取消任何大国特权，运用民主的方法管理多元的世界体系，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
（三）创新产业价值链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发展好自己的经济，而不与其他国家发生联系。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使得全球化的进程放缓，但是却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大势。经济全球化使得传统的在一国地域范围内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分工，日益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也就是形成了全球的价值链体系。在新的国际竞争条件下，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分离与整合将进一步加剧，产业链内的价值分布波动频繁，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全球产业升级速度加快，必须抓住全球产业洗牌的历史机遇，尽快研究全球产业链的最新变化，以整合全球资源的主导力为长期战略目标，以整合全球资源的竞争力为中短期目标。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建立有利于接纳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发展平台（包括制定出台鼓励和扶持的政策），从观念、技术、产品、体制等方面建立适应研发的创新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和企业自主研发的合力，通过采取营造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内外资企业研发交流合作，加强人才培育，引导内外资企业人才合理流动等措施，促进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
在原来的GATT框架内，争端解决机制的许多相关条款偏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自己的权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争端解决机制的很多方面得到重大改进，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世界贸易组织应进一步完善，取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条款，以“公正贸易”和“自由贸易”相互结合为原则，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管理世界贸易的工具。在现有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发展中国家应推动WTO尽快清除贸易保护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使成员国减少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与WTO要实现互惠共生和对称性共生的目标，必须联合起来做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公平贸易的促进者、稳定贸易环境的维护者。只有这样，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强劲、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才可以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使世界贸易组织最终朝着维护多数成员经济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贸易组织实现和谐共生，必须采取系统化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建立起自由、开放、公正、可持续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最终实现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愿景。
（五）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有影响的储备货币只有美元，要对美元加以约束和制衡，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进而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性进一步说明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应该占有更大的份额。在决策机制的改革方面，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项重要议题。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对国际金融制度进行改革，需要制定有效的多边国际金融规则，实施有力的全球金融监管与协调机制，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合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独立的全球货币组织，改变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管理多元世界货币体系，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体制机制方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国际层面对相关规则进行协调。全球金融保持稳定需要监管者、央行和财政部三方紧密合作，正确的政府政策只有得到协调和加强，才能达到稳定的目的，而这不是监管者单独能做到的。鉴于此，银行业的跨国标准需要尽早出台，一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所必需的各项指标需要加快设计出来。为了提高银行在未来的抵御风险能力，未来的G20峰会应该充当主要平台，推动世界范围内各国银行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旨在控制机制性风险，尤其要提前注意到哪些是可能导致未来危机蔓延的根源。一个强大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并不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它将为21世纪的经济主权提供有力的保护。
五、总结
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通过建立全球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全球治理”，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和发展水平也要有充分的估计。全球化的经济需要以全球性的合作为基础，发达国家应遵循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和自主自愿的原则，承认各国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强国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各国在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和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让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以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有利于推进经济全球化自主有序地进行。
第3篇：对我国共享经济的审视与思考
郝飞飞、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闲置资源、过度消费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共享经济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本文在对共享经济的成因及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从多角度对其商业模式进行探究，为共享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对策支撑。
关键词：共享经济供给侧商业模式共享性需求
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共享经济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模式。与互联网发展的三次浪潮相对应，共享经济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包括早期的代码共享和内容共享阶段、相对成熟的产品服务系统与再分配市场发展阶段，以及正处在萌芽期和面向未来的协同生活方式的发展阶段。共享经济作为平台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满足了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又将闲置产品和服务重新投入市场，有效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因而被认为是网络经济中最具变革性的商业模式。以商业模式划分，共享经济主要包括租赁型共享经济和平台型共享经济。前者是指由共享企业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分时租赁服务。后者是指共享企业建立交易平台，由供求双方依靠共享经济平台进行信息、内容、产品、服务等方面的共享和分享的业务模式。
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现状。随着Uber和Airbnb的共享经济模式在欧美市场迅速崛起，我国也迎来了共享经济的全面发展，以滴滴打车为代表的各类独角兽企业成为市场翘楚。在资本狂热追捧与用户广泛参与的推动下，共享经济深入了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医疗保健、餐饮住宿、创意策划等各个领域，共享平台数量、用户规模、交易总额均呈现出裂变式的增长。然而，与数据的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以来，共享单车行业呈现出衰落的景象，企业倒闭频现、单车坟场曝光、用户押金难退、供应商讨债维权等问题集中爆发，共享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困局。
政策层面对共享经济的积极推动。我国政府对共享经济保持相对宽容和鼓励的态度，面对共享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恶性竞争、过度投放、损害消费者权益、占用公共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各地政府积极通过创新弥补监管漏洞，引导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一战略决策，指明了共享经济发展的方向。2018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审慎出台新的市场准入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肃处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知》强调应发挥协会和企业在制定共享经济行业相关标准和细则方面的重要作用。
共享经济模式固有的缺陷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共享经济模式对垄断有着天然的追求。作为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代表，共享经济以长尾理论、零边际成本为理论基础，强调平台用户数量超过规模经济所需的有效数量后，用户数量的增加仅增加平台的收益，而不增加成本。其实不然，共享经济平台模式下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基于对规模经济收益的追求，共享经济平台对用户数量具有无限的渴望，对垄断有着天然的追求。二是共享企业更看好突破有效用户数量后的无限盈利空间，对早期投资的经济效益和融资成本相对忽视。然而，相对于确定的当下，未来预期本就是不确定的。平台经济模式下，只要没有彻底消灭竞争对手，企业自身的用户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吸引，使企业面临用户数量低于维持规模经济所需数量的风险。在零和博弈的竞争格局下，为了吸引和维持用户数量，共享企业往往不计成本的持续投入，过度竞争成为必然结果。相对而言，传统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经济效益和现金流状况。传统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实现不同经济规模下的盈利，降低恶性竞争的影响，而差异化的竞争策略还有助于推动行业市场容量的增长。
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度投放，限制了行业市场容量的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导致共享经济的竞争更加简单粗暴，对用户给予补贴和增加供给的投放是共享企业应对竞争的两种主要方式。在竞争的早期阶段，共享企业普遍认为价格补贴可以快速获取用户，从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共享平台所需的规模用户数量。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共享企业不断加大补贴的幅度和频率，大批共享企业前仆后继地在拼补贴的“白刃战”中倒下。在行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市场供给相对饱和，企业再增加供给虽然不经济，但却能将其他平台的用户吸引到自己的平台，从而实现自身的规模用户数量，因而“增加分母”式的产能投放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竞争策略。特别是，在租赁型共享经济中，共享产品的使用寿命相对较长，企业增加产能投放可以实现对竞争者的长期压制。共享经济模式下，即使是小型的共享企业也拥有众多的用户，而用户通常也会使用多家共享公司的服务。同质化的业务模式，导致共享经济行业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一家共享企业的倒闭，往往会使用户担心其使用的其他共享企业是否也会出现危机，以致用户质疑整个行业的发展，从而限制行业市场容量的提升。
长尾理论的双向加速效应和共享经济的特殊风险。作为共享经济理论基础的长尾理论，强调网络平台达到规模经济水平后的零边际成本效应。然而，长尾理论下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但是把双刃剑，而且还具有加速效应。以共享单车为例，当市场形势变化导致需求下降时，共享企业不但无法通过减少供给和提高价格来保障盈利，为了维持规模经济下的用户数量，企业反而还要降低服务价格（补贴）吸引用户使用，进而加重了企业的亏损风险。无论是租赁型共享经济还是平台型共享经济，客户开拓和维护费用、产品投放和管理的支出、必要的线下服务成本以及运营和融资的成本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共享经济模式下供求两端和政策方面的特殊风险，加大了共享企业在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共享经济模式与当前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存在冲突，政策变动导致的未预期支出，进一步加大了共享企业成本管理的难度。对于租赁型共享经济模式，使用者不是产权的所有者，因而存在较高的用户不当使用风险和故意破坏风险。在平台型共享经济模式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产品和服务直接提供者造成的用户重大人身和财产损害，共享经济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对长尾理论的双向加速效应以及共享经济模式特殊风险的忽视，使企业对未来发展过于乐观，进而不计成本的竞争和扩张。
共享经济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及对传统供给模式的挤出效应。传统供给模式下，消费者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取得完整的所有权，产品由购买者单独（分布式）存放。在租赁型共享经济模式下，产品由共享公司负责管理。无论是小区内的共享健身房，还是街道上的共享单车，其占用的空间都有明确的产权人（小区业主和公众），共享经济占用了公共空间，却没有支付任何费用。共享产品的投放占用了公共空间，公共服务机构必然要对其进行管理，也会产生相应的支出，由此可见共享经济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在共享经济模式下，用户仅支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获得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权，也不需要承担管理和维护成本，势必对传统的购买性需求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供给视角下对共享经济研究的误区与不足
共享经济的“产销者”概念混淆了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区别。任何产品都可以作为生产性资源，也可以作为消费品，关键在于使用者和使用的目的。消费者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虽然二者可以转化，但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传统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和供给者是对手方，所谓的“产销者”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作为生产经营者，在消费时作为消费者，不存在任何混淆。即使是兼顾消费用途和营业性质的顺风车，也可以按照成本、折旧等方法单独核算消费和生产两方面的收入和成本。供给视角下，共享经济对消费品不当地赋予了生产性资源属性，形成所谓“产销者”的概念，模糊了生产和消费的边界，并据此与传统经济对立并不合理。
片面强调共享经济的优势，未充分考虑到其适用性和不足。以供给端的视角，基于平台模式的共享经济，其核心优势在于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然而，任何经济模式都有其优势、缺陷以及适用条件，共享经济也如此。正是基于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共享经济企业不计成本地追求用户规模的持续增长，因此，对于共享经济模式固有的缺点及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共享经济的理想形态与发展现实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供给视角下，共享经济模式下的最高资源配置效率以“产权消亡论”为基础。产权制度是分配机制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代法律制度和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产权消亡则意味着分配制度的瓦解，建立在分配制度基础上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运行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如果将未来的共享经济作为范本，审视当前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否达到理论层面上理想化的共享经济，似乎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没有产权制度的共享经济模式下，如何进行分配，如何驱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都成了未知的悬念，共享经济的远景与现实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以需求视角对共享经济的审视和思考
共享性需求是共享经济的本质和内涵。从需求视角来看，共享经济的核心是共享性，其含义旨在强调产品使用寿命周期中的非独占性。共享经济的需求即为用户对产品的非独占性需求，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其二，用户在占有形式上的共享性需求（对供给方式的要求），即用户不希望独占产权，仅希望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产品的使用权。随着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供给相对过剩的压力长期存在，需求端对供给端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形式更多受到消费者需要和偏好的影响，共享性需求是共享经济的本质和内涵。
共享性需求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享性需求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供给能力、消费者自身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长期来看，共享性需求持续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及创新引领下，产品更新换代周期加快，更多耐用品成为消费品，普通消费品则成为快速消费品。通常情况下，新产品比旧产品能够更好满足用户的需求，在效率上更加省时、省力或者具有更低的使用成本，产品的经济使用寿命不断缩短。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闲置物品数量持续增长，加重了闲置物品的储存负担。产品经济使用寿命的下降，加速了商品的贬值，加大了闲置物品的处置难度。闲置物品的增加不断侵蚀着有限的生活空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对消费品的需求，“断舍离”的生活理念被更多人所接受和推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对消费者的必要性不断下降。特别是，考虑到持有和处置的成本，增加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获得感也在下降，传统购买方式陷入增长瓶颈。因此，进一步改善供给以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效果非常有限。在商品的必需品属性下降、持有和处置成本提高的趋势下，共享性需求持续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享经济模式下，人们仅在需要时通过支付费用即可获得产品的使用权，解决了消费者购买一种商品而放弃其他商品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在充分享受到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带来的更好体验的同时，消费者单位支出的收益也实现了最大化。共享性需求的产生解决了生产力发展、供给提高、需求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冲突，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供给改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需求视角下的共享经济更具兼容性和发展性。对共享经济内涵的不同解读，形成了产权论、交易成本论、协同消费论、平台经济论等观点，学术界对共享经济的定义并未形成共识。以需求的视角来看，共享性需求是共享经济的本质和内涵。无论是租赁型、平台型亦或是理想化的共享经济模式都具有共享性需求，都是共享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求视角下的共享经济更具兼容性和发展性。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以共享性需求为核心的共享经济，是产业升级和需求提升的产物。
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解决冲突、弥补空白。共享经济模式的二元化供给方式，既对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形成直接冲击，又存在法律法规的监管空白，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当务之急，应加快调整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首先，对共享经济模式给予法律上的认可，使相关主体的权益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其次，废除过时的法律法规，解除限制共享经济发展的桎梏。最后，通过增补相关法规、条例、指导意见等方式，及时弥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法律空白。
加强监管体系创新，构建多元化治理机制。首先，以宏观战略视角，确立共享经济的监管目标和原则。应在鼓励和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原则下，确立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其次，应明确监管范围和内容，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明确监管主体、监管责任、监管内容，并加强不同监管机构间的协同合作。最后，推动监管模式和监管手段的创新，由政府部门牵头推动共享经济的数据共享，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共享经济进行动态性、常态化监管，建立由政府、协会、用户构成的多元化治理体系。
明确对用户的倾向性保护，提高用户权益保护的有效性。应在法律上给予用户适度的倾向性保护。首先，在侵权和违约案件中，对用户优先适用无过错责任。其次，适度减轻用户的举证义务，由共享平台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最后，对于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造成的用户人身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平台应承担连带责任，并进行先行赔付。加强用户权益保护的有效性，重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第一，在明确用户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严厉打击共享企业以不平等条款的方式侵犯用户权益的行为。第二，共享经济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合规制度切实保护用户隐私、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将相关制度及其落实情况定期报备监管机构审查和留存。第三，对于用户集中反馈的突出问题，监管部门要及时进行核实和检查，并要求相关企业限期进行整改，整改结果需要获得多数用户的认可。
第4篇：经济法在当前茶企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崔迪（中国计量大学，浙江杭州310016）
摘要：在互联网经济的今天，茶叶企业在发展时，需要找准自身的市场定位，争做产业发展的领军企业。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想要直面互联网发展的新时代，除了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外，也要从消费者诉求出发，构建全新的管理模式，通过以内部创新与管理流程再造的方式适应当前时代发展。本文从经济法的实施背景分析入手，结合当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的时代特征及要求认识，通过具体分析经济法在当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活动中的具体作用，进而分析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时对经济法的应用策略。
关键词：经济法；茶企；经济转型；应用作用；应用策略
实际上，在当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时，想要以最佳状态和最优流程来实施，就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通过充分利用经济法的价值，维护茶叶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且让茶叶企业自身也按照经济法的各项要求来进行经营创新。因此，经济法既是当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保护，也是指引其整体转型进程中的规范与约束。所以，无论是茶叶企业自身，还是该产业，乃至与之密切相关茶叶产地，都需要注重围绕时代需求，更新思路，充实对经济法的研究与应用，构建经济法发展应用的最佳动能。
1经济法的实施背景分析
国家治理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做支撑，经济想要实现科学有效的发展，也需要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通过对当前经济环境的时代诉求和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经济法的产生与应用，与当前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有直接关联。在全球互联网经济的今天，经济交往更深，更频繁，市场对良好秩序与经营环境的诉求更加渴望。因此，经济法对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有着根本性影响。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企业家，都渴望构建一套内容广泛、价值突出的经济法律体系。
对于法律来说，维护公平是法律手段，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竞争权益则是维护有序法律体系的重要条件，在这一法律秩序的维护与作用下，各个参与企业能够获取应有的利润，整个市场经济实现科学有序的发展，就成为具体的发展结果。当然，经济法也需要根据经济发展与时代的不断变化，有侧重、有针对地制定课题，助力自身实现创新发展。在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经济法为企业和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动能。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想要发展和生存，就需要对该法律条款进行综合分析，确保该法律实现最佳效果，呈现理想的应用状态。
2当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的时代特征及要求认识
茶叶企业是一种以茶叶生产与经营为主的企业，从该企业的经营理念与发展内容看，在大众充分注重健康养生的今天，茶叶企业迎来了良好的时代机遇，除了要推进自身转型发展外，也要注重利用现代技术和市场需要，乃至全新的管理体系来进行经营优化。茶叶企业自身的经济转型，既是自身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之举，也是求生存的关键通道。
茶叶企业的经济转型活动是一项立体化、多样化的活动，在该转型活动之中，包含了企业发展模式、发展规律与产品形态等多种元素，良好的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活动，要充分整合多项元素，通过整合转型力量要素，从而切实有效地服务现代茶叶企业的转型建设活动。
在信息时代深度发展的今天，茶叶企业通过向电商化、集约化发展，保持了良好的企业活力。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也为茶叶企业的全面转型与内涵升级，提供了重要动力和发展平台。经济转型的发展理念则为茶叶企业的发展提速与结构转型，提供了清晰目标。因此，传统茶叶企业的单一经营与生产方式，已经很难满足当前大众多样化的饮茶消费需求。因此，通过经济转型，为企业积累消费者群体、拓展自身经济收入来源，有效提升自身竞争力，创造新的产业形态奠定重要基础。但是，对于所有茶叶企业来说，都需要注重完善自身法律体系建设，通过聘请专业的法律人才或者与外部法律机构相合作，有效弥补自身在经济法方面的欠缺不足。
3经济法在当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活动中的具体作用
在当前茶叶产业发展升级，企业转型提速的大背景下，茶叶企业在茶叶产业经济发展、茶区扶贫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多数茶叶企业在法律理解与应用方面，仍然存在各种短板与认知不足。当然，从我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新焦点看，法律的广泛应用，不仅为企业合法经营提供了帮助，更需要茶叶企业充分了解，并且积极诠释经济法思维，助力自身转型升级。所以，从具体的经济法视角来看待茶叶企业的经济转型问题，则是需要从具体法律理论与茶叶企业转型实践活动深入结合出发，通过具体研究、系统化总结，形成相关问题结论。
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我国的茶叶企业普遍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特别是很多茶叶企业是由传统的茶叶生产作坊转化而来的。因此，在电商经济的今天，这些茶叶企业很难具备应对时代冲击和转型压力的条件。所以，对于国家法律机制来说，必须要充分注重保护茶叶企业的利益，尤其是要注重站在时代特征之中，通过对当前茶叶企业所具体面临的环境进行融合，确保所实施的政策与法规能够成为助力茶叶企业转型的动力与保障。对于各种规模的茶叶企业来说，都在经历转型升级的时代挑战，把握这一时代特征，既是自身发展升级、规模扩大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自身生存的客观要求。
实际上，在茶叶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与无法避免的陷阱，经济法的应用，旨在为茶叶企业寻找到约束与保障的天平，以及自身经营行为的规范。可以说，茶叶企业的所有经营都离不开经济法的价值应用，也只有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下来发展，茶叶企业才能够获取理想的转型空间，实现自身长久发展。在当前我国产业转型的全新阶段，各种矛盾凸显，茶叶企业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多数茶叶企业不仅要充分注重技术上的革新与设备上的完善，更要充分注重融入现代经营思维。
4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时对经济法的应用策略
客观上看，法律并不是保护茶叶企业经营权益的唯一方式，同时法律也不能以主动的方式来维护企业的利益。因此，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在自身机制转型的背景下，要在遵守社会规范，构建正确交易习惯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各类组织的管理章程与发展准则，坚持按照经济法的各项要求来从事经营。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一旦自身的正常经营权益遭到破坏，就需要发挥经济法到对企业的保护作用，发挥法律的有力保障遭遇。所以，对于目前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来说，完善的经济法更多是一种“隐形”的保障，并非显性的帮助。同时，该法律对茶叶企业经济转型也有相关约束，应用该法律保护自身转型权益的关键与前提是对该法律保持尊重与认可。
经济法为茶叶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侵权或贸易纠纷等问题，提供了进入司法程序前就可以妥善有效解决的必要可能性。该法律，不仅有效减轻了茶叶企业诉讼过程中所需要承担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也有效节约了企业维权过程中的司法成本。对于茶叶企业的利益维护与保障来说，除了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外，也应该看到整个茶叶产业都缺乏足够的执行与维护力量，所以，想要真正发挥经济法对茶叶企业经济转型的辅助作用，就不能完全依赖单一企业自身，可以由茶叶产业组织相关力量，或者相关法律协会等组织进行维护，要丰富解决途径，打破只有单一法律途径的尴尬处境。
当前经济法整体追求的是一种经营上的公平秩序与现代经营效益，所以，通过完善的法律手段和措施，有效弥补了以往市场竞争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不足问题，尤其是有效弥补了多数企业的盲目性与无序性经营。实际上，经济法的制定，初衷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良性发展，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服务团队，甚至连专业法律人员都未能配备，因此，完善的经济法，实际上就为企业的转型发展与经营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
如果此时茶叶企业想要使自身经营活动符合企业利益，就需要及时调整自身理念，重要的是要能够适应当前时代的多种要求。转型不仅是一种模式上的优化和突破，更是一种新的发展思维，尤其是一种站在时代特征前提下的发展思维，结合实际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经济速度，还是产业结构，都在不断调整与优化，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经营理念，就很难适应市场的诸多要求。当然，从时代特点看，电商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模式，无论是大众的消费方式，还是茶叶产业自身的发展趋势，都依赖电商这一平台来实施。对于茶叶企业而言，以往可以仅仅侧重生产，把销售交给其他企业来实施。但是随着电商消费的普遍认同，如今人们在购买茶叶时，直接面对生产者，已经成为重要的潮流。对于茶叶企业来说，除了要积极承担生产的技术职责，优化管理体系，完善营销模式，也发展成为重要的新诉求。
5结语
茶叶的绿色特效与生态人文理念，都是当前我们综合发挥这一元素的价值所在。在茶叶企业经营时，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平台，同时也能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基础，经济法应用过程中，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保障，同时也能为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活动提供应有的资源支持。未来在茶叶企业经济转型时，所构建的保障机制，应该是法律为核心指引，多种力量集中参与的保障机制。也就是说，经济法为茶叶企业的具体转型提供了明确的保护范围，以及一系列不能任意变更的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