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莹莹
摘 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晚期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白话短篇小说《喻世明言》的首篇，也是重要的名篇之一。以往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解读，研究者主要侧重于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写作手法、思想意识以及反映的社会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往往忽视了陈大郎作为“第三者”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着重分析“第三者”陈大郎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悲剧性，进一步探究其出现原因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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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第三者 悲剧
“三言”是明代晚期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合称，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下简称为《蒋兴哥》）作为《喻世明言》的首篇，也是“三言”中篇幅较长的名篇之一，可见其典型性和重要性。 “三言”中多涉及男女爱情的婚恋故事，其中“第三者”插足的婚恋故事在“三言”中占据一定的篇幅。所谓“第三者”是作为婚姻当事者以外的人，涉足于他人的婚姻、破坏他人的家庭。“第三者”的插足，更突显了人物形象特点，丰富了故事情节，影响着故事的发展趋向，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笔者从“第三者”陈大郎这一人物形象入手，探究其性格特点、悲剧性及其出现原因。
一
《蒋兴哥》中的“第三者”实际上还包括薛婆，她和陈大郎二人合谋设计引诱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使之出轨并与陈大郎产生情愫。其实薛婆是家住大市街东巷的一个走街串巷卖珠子的小商贩，曾与陈大郎做过交易，在小说中她充当的是陈大郎接近三巧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真正的“第三者”是陈大郎。作者冯梦龙对陈大郎的出场介绍并未因其是反面人物而加以丑化，但就其出场描述所占篇幅较主人公蒋兴哥和王三巧而言，着墨颇少。而寥寥几笔就让读者在脑海中对陈大郎的生平有了初步的了解。小说中，作者称其为“俊俏后生”：
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1]
之后作者通过其言行举止来刻画性格。陈大郎的性格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陈大郎贪恋女色。正如小说开头所言“眼为情媒，心为欲种”，只因陈大郎那一抬头，于不经意间看到阁楼上伫立在窗前面容姣好的女子——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便在心中种下了将其占有的欲望之种。这欲望让陈大郎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心想“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所谓“欲”，“贪欲也”（许慎《说文解字》）。以贪恋女色来解释陈大郎此时的心态毫不为过。陈大郎家中本有妻子，其妻平氏也有几分姿色，但拥有些许积蓄、资本的陈大郎不满足于此，为夺得美人归甚至为之倾财，其好色的本质显露无遗。为了自己的欲望获得满足，他真心是“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功夫”。陈大郎出手阔绰，起初为得到帮助，不惜以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说服其称之为“干娘”的薛婆。之后，他耐心地等待薛婆出谋划策，历经数月，终与三巧相见。
另一方面表现为陈大郎的举止轻浮。陈大郎在求薛婆帮忙时，故意拐弯抹角地强调此事的与众不同及重要性，道：“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此说法让薛婆摸不着头脑，笑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一番故弄玄虚后，当薛婆知晓陈大郎所要求之事，连忙摇首、有所迟疑时，陈大郎慌忙双膝下跪，“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陈大郎与薛婆算是作一场交易而已，买卖不成仁义在，陈大郎言行之随便，一件小事竟随口以死相挟，如此轻贱性命，可生命岂是儿戏？还有一次在同乡人的酒席上，陈大郎与隐名埋姓为罗小官人的蒋兴哥相识、相知。当蒋兴哥向陈大郎告别时二人促膝谈心，陈大郎竟然问蒋兴哥：
“贵县大市街有个蒋兴哥家，罗兄可认得否？”兴哥到也乖巧，回道：“在下出外日多，里中虽晓得有这个人，并不相认。陈兄为何问他？”陈大郎道：“不瞒兄长说，小弟与他有些瓜葛。”便把三巧儿相好之情，告诉了一遍。[1]
陈大郎向蒋兴哥透露其与三巧偷情一事，表现出陈大郎的不稳重、掉以轻心和轻浮，在不熟知对方的情况下，轻易地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风流之事，他不知所炫耀之事与面前之人有着严重的利害关系，这也为之后三巧被休以及他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二
《蒋兴哥》中，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如重情重义、胸怀宽广的蒋兴哥；知恩图报的三巧；追求利益的小商贩薛婆；还有破坏道德伦理和他人家庭的“第三者”陈大郎。而“‘第三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形象符号，还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学意义与时代道德伦理的载体。”[2]“第三者”陈大郎作为《蒋兴哥》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既是时代道德伦理的载体，又是践踏者，他的性格和遭遇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首先是性格悲剧。陈大郎贪恋女色、轻浮的性格与其悲剧性的结局是有关系的。因对三巧产生了爱慕之情，为获得薛婆的帮助而不择手段，最后与三巧勾搭在一起。其性格弱点，害人害己，一则正是因为他的举止轻浮、不分轻重，无意间向蒋兴哥透露了其与三巧的苟且之事，使其与三巧偷情的事情被蒋兴哥发觉，导致三巧被休，后嫁给知县吴杰作了小妾；二则把自己逼于绝路。因对三巧所送的信物珍珠衫格外珍惜，引起老婆平氏的怀疑，平氏进而藏起珍珠衫。找寻不到珍珠衫的陈大郎一怒之下外出经商，在去襄阳的路上，钱财被劫，随从被害，之后又寻不到三巧，心里受惊后身体发寒发热害起病来，再加上郁症、相思症、怯症、惊症而早早地踏上黄泉之路，其与三巧的分别却成了永别。陈大郎性格的缺陷，加上脆弱的内心，经不得一点波折，“铸就”的恶果只能自己孤独地消受。
其次是命运悲剧。陈大郎父母双亡，但上天赐予了他俊美的外表、聪明灵活善于经商的大脑，使其具备当“第三者”的客观条件。陈大郎也显示出与一般第三者的区别，一般是为了满足对金钱、名誉、地位的渴望而作第三者，而陈大郎作为商人他是有钱的，只是为了欲望的满足，不惜突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充当了伦理道德的践踏者。命运是如此地捉弄人，若不是蒋兴哥外出杳无音信，三巧也不会在阁楼上苦苦地等待。若不是陈大郎风度翩翩，穿着打扮与蒋兴哥平昔相似，就不会发生这一切。而“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3]当陈大郎得到三巧的欲望得以满足后，对三巧的“欲”开始升华为“情”，文中通过多次描写陈大郎对三巧所送珍珠衫的珍爱场面以见证其感情的真挚。当陈大郎要与三巧分别，特别是三巧把蒋门祖传的贵重物品珍珠衫赠给他时，“陈大郎哭得出声不得，软做一堆。”“陈大郎有了这珍珠衫儿，每日贴体穿着，便夜间脱下，也放在被窝中同睡，寸步不离。”陈大郎与蒋兴哥讲述其与三巧的苟且之事时，手扯着珍珠衫，顿时眼睛泪汪汪。当“陈大郎在苏州脱货完了，回到新安，一心只想着三巧。朝暮看了这件珍珠衫，长吁短叹”，其老婆平氏发现这其中有蹊跷便隐藏珍珠衫。找不到珍珠衫，“急得陈大郎性发，倾箱倒箧的寻个遍，只是不见，便破口骂老婆起来。”由上述事件可见，陈大郎对三巧的“情”已经深深印入心中，不能自拔，终究逃脱不掉之后因相思病及其他症状而亡的命运悲剧。陈大郎的生命戛然而止，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颤，因果报应来得太快，他的不幸激发了人们的怜悯之心，使人哀叹命运的无情和造化弄人。
再次是社会悲剧。一方面作者肯定陈大郎勇敢地追求情欲的满足。窥探陈大郎与三巧之事由“偷情”上升为“真情”，印证了作者冯梦龙所提倡的“情教说”：“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4]作者借“男女之真情”攻击“名教”，以显示“名教”之虚伪，肯定人的真情、欲望；另一方面却否定陈大郎的行为，作者采用因果报应的观念，悲剧而迅速地结束了陈大郎的一生。陈大郎的悲剧结局体现了作者惩恶扬善的观念，对后世具有劝诫教育作用。《蒋兴哥》中处处存在作者对后人的警示，如文章的一开始，作者认为《西江月》这首词主旨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这些警示显现了作者的用心良苦。事实上，与有朝廷这样强有力的靠山支持的理学相比，这些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不足以与封建思想相抗衡，也无法动摇传统的理念。作者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不可能给予笔下的人物陈大郎以更好的命运。因此，陈大郎的行为让作者感到耻辱和痛恨，“第三者”不应得到世人的同情，其悲剧下场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
“三言”中含有“第三者”的篇目占据一定的数量，说明“第三者”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喻世明言》中，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第三者”假公子梁尚宾；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第三者”妓女韩五；第三十五卷《简贴僧巧骗皇甫妻》中的“第三者”官人等等。“第三者”人物形象频频出现在小说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处的现实社会中“第三者”存在的现象已屡见不鲜。“第三者”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第三者”陈大郎之类人物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蒋兴哥》中刻画了众多商人形象，如“从小走熟广东作客买卖”的蒋兴哥的父亲蒋世泽；蒋兴哥的祖父罗家，三代行走广东做生意；在北门外开盐店的薛婆的第四个女婿；蒋兴哥及陈大郎也是远走他乡的生意人。这些商人形象反映了小说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也是作者再现其当时所生存的社会情境的一个投影。明中后期，朝廷放松对商人的控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活动日益繁荣，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受到冲击。商人占有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贫富差距，诱使其他阶层的人加入从商队伍中，以此发家致富。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加快了陈大郎钱财的集聚，陈大郎因此才有资本以金钱为诱饵，使薛婆以及蒋门的丫鬟听其话、替他隐瞒事实。
其次，受社会风尚变化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商人地位观念的转变，这也为陈大郎充当“第三者”创造了氛围。明中叶以后，统治者疏于朝政的管理，统治日益腐朽，世风日下，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骤变。《王阳明全集》卷二五的《外集七·节庵方公墓表》中作者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5]。还有冯梦龙在《古今谭概·杂志部·世事相反》亦指出晚明社会风尚的变化：“今世人事亦有相反者：达官不忧天下，草莽之士忧之；文官多谈兵，武官却不肯厮杀；有才学人不说文章，无学人偏说；富人不肯使钱，贫人却肯使……”[6]价值观念往相反的方面发展的现象，说明社会风尚的变化已侵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封建社会所称的四民“士农工商”中，商人处于最底层，是被世人最看不起、最鄙夷的一个群体。受社会风尚的影响，商人的社会地位则由传统四民的底层上升为“二品客”仅次于“一品官”（小说中借薛婆之口道出“一品官，二品客”的说法）。小说的一开头便引用《西江月》这首词：“仕至千钟非贵”，言下之意，是说优厚的俸禄仍不显尊贵，更深层次的意蕴是拥有更多财富的商人才显得尊贵。这与封建社会人们祖祖辈辈追求的“学而优则仕”、以当官为家族之荣耀的价值观念相抵触。还有从“第三者”陈大郎与薛婆的身份也可以看出，“人们不再以从事商业活动为低贱和耻辱”[7]，连薛婆这样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都可以摆脱家庭束缚而成为小商贩，与男性商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自由经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关于陈大郎与三巧苟且之事，三巧、薛婆及丫鬟们并没有因陈大郎的商人身份而歧视他，而是以尊敬的态度视之。
再次，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贞节观念淡薄，为“第三者”陈大郎的出现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王阳明心学逐渐取代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还有一些思想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李贽在其《焚书·读律肤说》认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8]，即“声色”是人的自然之情性。这些思想都倾向于解放人性，肯定人欲，促使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贞节观念随之淡薄。传统的“好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在当时的社会中日趋淡化，陈大郎才有可能如此胆大的请求薛婆去说合，追求欲望的满足。
“人们尽可以谴责道德的沦落和社会的败坏，但人性的本来面貌却在这种沦落和败坏中得到最真实最本质的体现。”[9]作为“第三者”的陈大郎，其沦落的过程展现出人性真实的一面，在情欲面前，一味地追逐欲望的满足，使传统道德在其面前变得苍白无力。陈大郎自食其果，对其道德的谴责占有重要的部分。“人只有通过怜悯，才能超越个人意志，通过悲剧人物的苦难直觉地认识到普遍性的苦难。”[10]所以，陈大郎的悲剧，不只是其个人的悲剧，是所有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抵触的人的悲剧，具有普遍性。毕竟他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作为伦理道德的败坏者，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惟有一死，才能引起世人的觉醒。虽然世人赞同、肯定其举动，但他还是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在当下，陈大郎的悲剧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做人要守本分，不要贪图一时的欢乐而成为伦理道德的毁坏者。
注释：
[1]以上引文皆出自许政扬校注的冯梦龙《喻世明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文。
[2]李天丽：《当代小说中的“第三者”形象分析与伦理批判》，辽宁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许金声等译，[美]马斯洛（Maslow，A.H）著：《动机与人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明]冯梦龙：《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454页。
[6][明]冯梦龙：《古今谭概》，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3页。
[7]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8][明]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9页。
[9]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6页。
[1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袁莹莹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