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恒
摘 要：江淹文学创作体现出复杂的思想倾向，其中儒家思想在其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继承儒家的赋颂传统，用文学作品来“润色鸿业”；继承儒家的讽谏传统，用文学作品来规劝帝王；继承儒家提倡的人心“感于物而动”的传统，从“以物感人”角度表现人的情感。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江淹 诗赋 儒家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封建时代无数文人士子的精神心态，并逐渐成为他们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部分。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佛学兴盛。到了江淹生活的南朝时期，更有利于统治的儒学又渐被重视。刘宋时期立“四学”，儒学就置于首位。宋文帝征召雷次宗至京师，开馆授儒学。梁武帝时期更是坚持以儒术治国，并下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此时的儒学与魏晋时期相比，地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必将会对江淹的思想产生影响。纵观江淹一生的活动经历，其仕途之路虽颇为曲折坎坷，但始终不忘功名，积极进取，发愤图强，这正是来自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江淹现存作品中，具有儒家倾向的作品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在《镜论语》中主要言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具体在其创作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继承儒家的赋颂传统，用文学作品来“润色鸿业”
儒家的赋颂传统经由汉赋家的创作之笔，达到了为统治者“润色鸿业”的目的。其后许多文人学士在其作品中，也受儒家赋颂传统的影响，用文学创作来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自幼学习儒学的江淹的《横吹赋》即是其创作中此方面的代表。“横吹”即横笛，是军中乐横吹曲的主要演奏乐器。
从此赋序文可知此诗当作于宋顺帝升明元年。宋顺帝升明元年（公元477年）闰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造反，时为骠骑大将军的萧道成出屯新亭前去平息叛乱。被贬吴兴后重新被起用的江淹此时刚到萧道成幕下不久，任的是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掌记室之职。在此赋中，江淹首先用汉大赋铺张扬厉的写法描写了制作横笛的材料——竹的生长环境：“北阴之竹兮，百尺而不见日”。 “北阴之竹”首先点明了此竹的生长地点。《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有“阴竹之管”的说法，也就是说古人是用生长在山北之竹作笛。文中从山上石、云、风、木、草、岩、水等方面描写了一座山势险峻、人迹罕至的产竹之山。接着是对用此山之竹所做成的笛的描写，从横笛的外饰一直描写到其质及音律，极尽敷陈之能事。横笛上镶嵌着美玉，其润如沉香，丽如彩霞。上系杂有紫色花纹的红丝带，并有如星、露一般的花点装饰其中；其声则抑扬顿挫，凄婉动人，高远飘摇，曲折起伏，柔和婉转，节奏分明。如秦燕之乐慷慨悲凉，令人悲怨心酸，边地之音更使敌我之兵共同泣下。在对横笛进行一番夸饰之后，赋文转入对大将萧道成的颂赞，赞美其军威。在秋色满天的季节，大将军率军去平定叛乱：“衣抉动兮雾入冠，弓刀劲兮马毛寒”两句点明出师时间是秋风劲起，弓刀难控的严寒时节。各路军队一起进发，大旗小旗如星云一般，势可动山，功可刻石传颂。一战而叛乱即被平定，如同神灵一般势不可挡。然后赋文转入对横笛的赞美，实际上亦是侧面赞美大将军萧道成的功绩。
赋的最后一段从军容方面入手，赞美大将军的军容严整：大将军头戴贝壳装饰的头盔，弓端装饰着象牙，旗帜上画着鸟形图案，身佩鱼皮箭袋。堇山出产的锡刃，耶溪出产的铜剑，皆可以陆上刺犀牛大象，水中斩蛟龙。高旗延绵不绝，随从骑兵众多。继而横笛声起，笛声嘹亮，传于阵前。
此赋通过对横笛的赞美，颂扬的是大将军萧道成的军功，显然继承的是汉赋中重于颂扬的儒家思想。
二、继承儒家的讽谏传统，用文学作品来规劝帝王
儒家的讽谏传统其来有自。在儒家文学经典当中，有许多阐述的就是政治讽刺内容。在古代社会，政治上对君主进行讽谏是文士的一种责任。
江淹作品中，继承同样儒家的这种讽谏传统。其《效阮公诗十五首》即是借拟古来讽谏刘景素的不轨之谋。宋末，其在建平王刘景素手下任职，知刘密谋政变，乃予以劝阻。刘不但不听，反而猜忌他。于是在多次上谏不被采纳之后，江淹“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但由于刘景素的行为，属于尚未公开化的政治密谋，江淹虽知其心但却不能点破。欲予劝阻，只能隐微曲折地给以暗示，希望对方能体会其中的言外之意。所以，他选择了以旨趣遥深著称的阮籍的《咏怀诗》来作为摹拟对象，但其摹拟阮籍的《咏怀》，决非一般的拟古之作，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即直指讽谏之意。
江淹摹拟之作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以“人事之成败”与“性命之理”来启发与讽谏刘景素并表白自己，所以《效阮公诗十五首》每首都有一些类似揭示主题的语词或警句，用以表达自己的讽谏之意。如其一的“宁知霜雪后，独见松竹心”；其二的“富贵如浮云，金玉不为宝”；其三的“忠信主不合，辞意将诉谁”；其四的“飘飘恍惚中，是非安所之”；其五的“变化未有极，恍惚谁能精”；其六的“岂与异乡士，瑜瑕论浅深”；其七的“高阳邈已远，伫立谁语哉”；其八的“常愿反初服，闲步颍水阿”；其九的“人道则不然，消散随风改”；其十的“寒暑有往来，功名安可留”；其十一的“至德所以贵，河上有丈人”；其十二的“安坐咏琴瑟，逍遥可永年”；其十三的“性命有定理，祸福不可禁”；其十四的“光色俯仰间，英艳难久恃”；其十五的“至人贵无为，裁魂守寂寥”等等。这些诗句所抒发的“人事之成败”与“性命之理”与阮籍的含蓄比较是很直白的，而诗人又明言这是赠与刘景素的，所以刘景素深知其中的讽谏之意，并因此而恼怒，找了个借口，将其贬到了偏远的吴兴。
在江淹的赋作之中，与《效阮公十五首》作于同一时期的《灯赋》同样隐寓着作者的讽谏之意。江淹在赋文中以灯为题借古喻今，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忧患，和力劝景素不要谋反的讽谏之意。
三、继承儒家提倡的人心“感于物而动”的传统，从以物感人角度表现人的情感
强调诗歌是表达情志的艺术形式，应该发自人的心灵，外部世界所引起的内心的感触，是抒发情感的最直接的言说方式，这是先秦儒家诗学的主要观点。儒家所谓的人心“感于物而动”的传统，强调的就是外物对人的情感的触动作用，人心只是被动地接受它的刺激。
江淹在其创作上亦继承了儒家的这种“感物而动”的传统。虽然他没有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这种观点，但从其诗文中可以窥见一二。如其《杂体三十首》之序云：“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青苔赋》云：“视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诣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情起，感以怨来。魂虑断绝，情念徘徊者也。”
江淹在创作上的这种崇尚情感的主张，在其诗文中得以集中地显现。其诗歌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从以物感人角度入手，感情真挚动人。如《侍始安王石头》一诗，诗人身为始安王侍读，有鉴于前废帝即位后对兄弟加以迫害的形势，在诗中以“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何如塞北阴，云鸿尽来翔”，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护主之情。诗人看到旷野之上萧索迷茫，若有若无的景象，以及南飞的鸿雁带来的阴冷之气，想到的是始安王所面对的可怖的政治气候，不禁为其担忧，希望其能早日摆脱险恶的处境，以免受到伤害。《从征虏始安王道中》一诗作于随始安王刘子真转任南允州刺史的途中，表达的是对始安王离京外任的不平之感，诗中“山气直百里，山色与云平。乔松日夜竦，红霞旦夕生”四句从对外物的描写入手，看到途中延绵百里，与云齐平的山气，耸立的高松，日夕升起的丹霞而感物而动，一方面抒发对朝廷失明，使始安王外任的不平之感，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徒惭恩厚概，空抱春施名。仰愿光威远，岁晏返柴荆”的惭愧之情。始安王对自己恩情深厚，但自己却无力帮助其改变离京赴远之事，惭愧至极，以致于产生想要辞官归家之意。在江淹的创作中，对萧飒的秋景的描绘是最多的，因为这种景色正好触动了其内心的各种愁绪。《秋至怀归》中有“草色敛穷水，木叶变长川”之秋景描写，抒发的是其在秋天树叶变黄，草色掩盖秋水的时节里产生的思乡之情；《望荆山》中“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之秋景描写，抒发的是其在清秋时节的空旷郊野之中，产生的羁旅愁苦之情；《吴锡县历山集》中“愁生白露日，怨起秋风年。窃悲杜衡暮，揽涕吊空山”之秋景描写，抒发的是其在白露初生，秋风乍起，杜衡枯萎的秋季，与舅父分别时的悲伤之情；《赤亭渚》中“路长寒光尽，鸟鸣秋草穷。瑶水虽未合，珠霜窃过中”之秋景描写，抒发的是其在日已暮，秋将尽，水未合，霜已浓的晚秋时节，赴吴兴途中的感伤之情。
以上是从江淹的诗歌创作来观其感物而动的创作，与诗歌相比，他的辞赋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淹的辞赋多以表现悲愁怨恨为主题，从而形成了以悲哀为主的风格特色，纵观江氏辞赋，无论抒情之作还是咏物之作，其情感的抒发都较为深刻。而在这些抒情之作中，感物而动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其著名的《恨赋》《别赋》正是因物兴感，基于对人类典型情绪的准确把握而获得成功的名作。
江淹其他作品如《伤友人赋》《伤爱子赋》《别赋》《泣赋》《恨赋》《哀千里赋》《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之中，江淹或悼亡人，或叹离别，或抒伤感，或悲行旅，或恋故园，或悯不幸，其中皆不乏景物的描写，由物感怀，引起作者的各种情感。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2】第184号。）
（王大恒 吉林长春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1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