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文
摘 要：信息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海外电视剧不断在中国掀起收视高潮。在此过程中，观众自发追剧现象功不可没。然而，这些海外电视剧为什么深受不同历史社会构造的中国观众的喜爱？笔者以具体日本电视剧文本《打工仔的梦想房》和《BOSS》为例，结合受众的社会构成，通过分析其对日剧文本的解码，探索“文化近似性”因素对观众解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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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视剧文本 受众 解码 文化近似性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以来的电视文化研究将电视剧文本置于信息发送者和受众者二元对立的结构框架内进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提出电视剧“编码与解码”理论，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剧研究模式，开创了对受众在解码过程中积极性、主动性的研究先河。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提出，观众是具有积极性的主体。这些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生活史，生存于特定的社会构成（阶层、性别、年龄、宗教等混合因素）中，由复杂的文化传统所构造。其主体性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经验、媒介与媒体以及文本中的经验[1]（P87）。这些被定位于社会性读者的主体，不仅从文本中提取意义，而且与文本进行对话。
因受众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或其所属的社会集团、社会性别、民族的不同，对信息意义的解读也不同。然而，历史、社会、文化等结构不同的中国观众是如何对话日本电视剧文本的？为解答此问题，笔者选取日剧中受中国观众好评的励志剧和侦探剧代表《打工仔的梦想房》和《BOSS》两部电视剧作为分析对象。参考影视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观众发表的评论，结合他们的历史、社会构造，探索其是如何充满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地对日本电视剧文本进行解码和再生产的。
二、电视剧文本《打工仔的梦想房》的受众解码
《打工仔的梦想房》是由富士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曾获得2010年秋季档日剧的收视冠军。主人公诚治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初入社会时浮躁不安、自以为是，愤然辞去刚做三个月的工作，沦为无业游民。面对父亲的训斥与遭受邻居冷暴力而精神抑郁的母亲，诚治开始反省自己，树立为母亲买新房的目标。重面严峻的就业形势而变得勤劳务实，决定在收入较高的建筑工地打工。同时遇到了为梦想奋斗的女主人公真奈美，真正明白了努力和人生的意义。
在豆瓣网搜索《打工仔的梦想房》，共有13779人对其进行评价[1]。如下评论，可以看出观众与剧中主人公诚治有着相似的经历。“为什么说它是一部适合我们80后的剧呢？剧中的诚治刚好是我们这一代刚入职工作，又不是很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有人的通病就是喜欢理想化自己工作后的生活。”
此类评价颇多，可见很多观众曾经或正在处于和主人公诚治相似的状态。从离开大学校园的这座象牙塔走向社会，无法适应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处处碰壁。这也是当下大多数中国大学生所直面的问题。据教育部统计，2010年大学毕业生达到了630万人。然而，近几年对大学生需求的增加远远不及大学毕业生增长的速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就业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高等知识分子加入一般劳动者队伍。大学时代社会的宠儿在踏足社会时，被“卖方市场”的现实所挫。如下面观众所述，“大多数80后一代的年轻上班族，虽然是有吃有穿了，但前途依然未卜，未来的结婚、养老、小孩教育，甚至买房，一切都是浮云，最基础的生活变成HERMES铂金包般的奢侈品。”如同“蚁族”和“房奴”所描述的，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迫于就业和住房压力，对未来充满焦虑和不安。
观众与诚治产生共鸣之处除了同样面临的就业问题外，还有诚治父子间的关系及其家族关系。“主角诚治的父亲是家庭中典型的强硬派，他们时常会反驳你的理论，用大人的思维来教你怎么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诚治的母亲则是典型的婉柔派，他们是支持你梦想的人，他们宽容、平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的担心放在心里。”同为中国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中日两国家庭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有着共通之处。“严父慈母”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理想的家庭模式，父亲往往是不善言辞将对子女的爱通过训斥的方式表达出来。观众中多数人都有着被父亲所训斥、被母亲所袒护的成长经历。
无论是就业问题还是家庭问题，从诚治身上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观众对主人公诚治的经历和心境有着身临其境的感受。如下面观众所述“这部剧无疑给现阶段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现在自己的状态真的是我人生中的最低谷，但是我想我会走出来。”《打工仔的梦想房》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看到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诚治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助长了观众相信自己会实现美好未来的想法。与美剧、韩剧不同，着重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向观众传递正能量的“励志剧”往往将主人公设定为生活中的普通小人物，这更容易使观众将自己的感知、心情和主人公交织在一起而产生情感一体化。
三、电视剧文本《BOSS》的受众解码
日剧《BOSS》由富士电视台分别于2009年4月16日到2009年6月25日、2011年4月11日到6月30日分两季播出。面临多样化的犯罪和低下的检举率，日本东京警视厅设立了特别对策犯罪室。受野立信次郎之托，由美国研修归来的大泽绘里子担任BOSS，其下属是被各个部门当作多余包袱的所谓的“精锐”。两季《BOSS》在豆瓣网上分别有29654[2]人和15380[3]人对其进行评价。
笔者选取关注度较高的热门评价进行分析。“天海佑希扮演的女强人，总是超级强势的三高剩女，给人以根本不需要男人的印象。”“御姐是强大气场的散发者，而女王，是完全无敌的存在。”如上面观众所评论，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不同，女主人公大泽绘里子作为一个工作能力超强的女性登场。通过“三高剩女”“御姐”“女王”等用词可以看出大泽绘里子在观众心目中是一个不依附男人、内心强大的酷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的警视厅被嘲笑，依然态度凛然、毫不妥协。女性BOSS被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所肯定和赞赏。197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的就业意识也开始萌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经济独立自主的女性不断增加，男女社会性别平等观念不断增强，女性的工作能力受到重视。当今，活跃在各大职场的女性的身影不断增加。如下面观众所述，在想成为什么样的女性这个问题上“BOSS给我了一个答案，一个参照物，一个标杆”。女性BOSS大泽绘里子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榜样式的存在。《BOSS》所展现的职业女性形象与中国观众的社会性别观相符，得到观众的心理认同和憧憬。
除女性BOSS外，对电视剧其他角色的评价也较多，大泽绘里子所领导的下属汇集了各部门所遗弃的成员。然而，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向不同喜好的观众呈现了一款适合自己的人物画廊，成为吸引其注意力的焦点。该剧不仅展现人物的闪光点，也大胆地刻画其弱点和个性，有观众表示《BOSS》运用幽默夸张的手法塑造的一个个充满特色的人物形象是该剧的魅力所在。
洪美恩在《观看〈达拉斯〉》中指出，消费者从媒介文化中得到的快感来源于对符合自己心情的东西的认识和感情移入[2]（P20）。日剧人物设置的现实性、日常性、可替代性的特点使得观众更容易发生感情移入。在观看过程中，观众对自己所认可的故事或憧憬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进行感情移入，并从中获得希望和快感即是观众被吸引的原因。
四、结语
岩渕将日剧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播置于文化近似性与近时性相结合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指出相似的文化因素以及种族特征促进了文化共鸣感的产生，更容易唤起情感现实主义的产生[3]。尽管社会文化方面存在着相异的因素，不同空间内发生的相似经验、故事，使电视剧文本的受众者容易产生共鸣和亲切感。同为中华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中日两国在面临的社会问题、人际关系、价值观方面存在着相似因素。相同或相近的时间范畴、不同的空间范畴内存在着相似的文化语境对受众的解码作用不容忽视。
注释：
[1]参照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4944035/，2014年9月22日。
[2]参照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692611/，2014年9月22日。
[3]参照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951228/，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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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约翰·菲斯克著，祁阿红，张鲲译.电视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Ien Ang.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M].London：Methuen，1985.
[3]岩渕功一.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ジャパン―アジアをつなぐポピュラー化[M].东京：岩波书店，2001.
（孙作文 山东枣庄 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 27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