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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独立纪录片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 投稿Smar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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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丹

【摘要】随着现代化、全球化以及网络化的发展,我国的公民社会开始出现,我国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了实质性的建构。而我国独立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方式,以独立的精神姿态介入到公共/社会话题之中,开掘出了新的公共活动空间和话语空间,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身份认知。独立纪录片的这些特质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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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独立纪录片 公共领域 社会建构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我国的公民社会开始出现,公众或者说底层的声音开始要求被听见,他们对转型期所涌现出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有了强烈的表达意愿,且要求捍卫自身的权利或是价值追求。我国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实质性的建构。而在当下,我国独立纪录片中所呈现的现实图景、情感体验与精神样态,往往颠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认知以及想象,让公众开始看到、思考和讨论之前(或是当下)一直被遮蔽的社会现实和问题,开始了除主流“灌输”之外的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这时,独立纪录片就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而是生命力强大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构建社会公共领域的社会工具。

1990 年,吴文光拍摄了《流浪北京》,这部片子通常被认作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端。影片主要讲述了五位年轻人到北京寻找自由和梦想的故事。片子真实记录了这五位北漂艺术家在物质严重匮乏的现实生活和艺术理想之间不断纠结、挣扎,又一次次重新自我建构与确认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段锦川拍摄的《八廓南街16号》(1996 年),聚焦一个中国最小权力机构——西藏拉萨市八廓南街居委会的日常权利运作状况,有评论说“当你看完这部片子后,也许你已经忘记了你的浪漫期待,取而代之的是你对另一种东西的理解,那就是政治,以及政治与人的关系。”①。可以说,中国独立纪录片以一种体制外的独立精神打破了中国传统专题片的创作模式,把镜头对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或遮蔽了的社会问题和底层人物身上,记录下这群人在当下社会中的生存境遇、精神体验或诉求,体现出了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带有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批判意识。

一、开掘出新的公共空间

1、开掘新的公共活动空间

独立电影人时间于1991 年6 月组织成立了“结构·青年·电影小组”,即SWYC小组,并于该年12 月举办了“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这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开端。而从90 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城市的民间影像社团也纷纷兴起。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101 工作室”(1996)、广州“缘影会”(1998)、成立于2000 年的北京“实践社”、南京的“后窗看电影”、沈阳的“自由电影”、重庆M 公社、贾樟柯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等等。许多中小城市也逐渐自发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起初,活动主要是为了一起观摩、探讨那些前卫、经典的外国影像作品,后来是一些在国内院线或电视台无法播出的纪录片。随着这些社团的影响力的增强,其活动范围也不仅限于观影。2001 年9 月,北京“实践社”开始尝试联合其它城市的影像社团,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节”,影展的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为“民间·独立”。随后,影像放映及作者交流活动开始风行。场地也由隐蔽的私人空间、酒吧开始扩展到一些更正式、更大的空间,例如书店、高校、图书馆等。各个城市的艺术仓库或美术馆也开始开设展厅放映独立影像作品。“这些影像团体组织各种活动,倡导影像创作,组织巡回演讲,开展网上讨论,出版内部刊物……这些影像社团通过活动与文化的连接,营造出一种小型的公共空间,成员在其中相互观摩、彼此切磋,针贬现实,各抒己见。”②由此,新的公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虽然“领地”不大,但影响力却不容忽视。

2、开掘新的公共话语空间

《老头》的拍摄者杨天乙并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是看到一群每天聚集在小区墙根下的老年人后,对生命有了些许感悟,并将其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这部片子朴实真挚,触碰到了生命的某些真实,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杨天乙通过独立影像完成了跟自己、跟社会的交流与对话。

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曾经用写作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但后来改用纪录片的方式。她说:“比如说太石村事件,你可以透过许多文字资料、新闻报道去了解事件成因,但重要的还有看见,看见村民的形象、他们的情感状态,直接面对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感情受到激发,这促使我们去理解这些事情背后人们的内心、动机,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身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不会特别珍惜一些价值。”③艾晓明用独立影像的方式将被拍摄者和自己的思考“带到”了公众面前。值得注意的是,她同时还将自己的观点传达给被拍摄者,这既是对他们的声援,也将公民权利、平等、正义等概念直接传达给了被拍摄者(往往是底层民众),完成了更大范围的、双向的对话。

“公民或者民间要参与公共事务,国家不能触及,首先得把握一个自己的话语权和公共话语空间的建立,由对话(话语)的双方或者多方达成一致。”④无疑,独立纪录片给了公众以新的话语方式和更广大的自由的交流空间或渠道,无形中挖掘出一块新的公共空间。

二、以独立之精神介入社会议题

独立纪录片通常关注被主流话语所遮蔽和漠视的生存空间,“如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城镇和城市,农村,工厂,煤矿,发廊等,处在这个空间中心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如老人,残疾人,民工,三陪小姐,下岗工人和流浪汉,而正是透过他们,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关于这时代的真相。”⑤其实,诸多的社会问题往往就是底层问题,独立纪录片正是直面这些问题或是症结,揭示它,“观看”它,独立地思考它。

徐辛的《克拉玛依》用六个小时的时间呈现了一个个遇难学生的家庭对那场大火的回忆,和大火后面临的种种苦楚与生活窘境。克拉玛依大火一直是模糊的,而徐辛用手中的摄影机将这段被故意隐去的大火重新拉回人们面前,以此对抗遗忘,对抗某种荒诞扭曲;赵亮对北京南站上访村的关注持续了十二年之久,他的《上访》便是记录访民上访的一部片子;艾晓明的《我们的娃娃》是关于汶川地震死难学生名单的调查;范立新的《归途列车》通过追踪记录一对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夫妇外出打工的艰辛经历,来展现当下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小人物的心酸和不易;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拍摄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因受卖血致富蛊惑而感染艾滋病、面临生存与死亡困境的马深义一家,镜头展现了这个不幸家庭最平凡、质朴的生活场景,于无形之中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人动容。

另一方面,部分独立纪录片已不仅仅停留在“观看”、“讽喻/隐喻”的层面,而是身体力行地介入到社会事件当中,关注社会大环境,并以平民的身份发出自己的评判。这部分创作者亲身参与事件进程并以记录的姿态开启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由纯粹的观看者立场,向参与社会运动、建构公民社会者立场的转变。艾晓明是这类创作者的代表。她的纪录片主要是一些敏感题材和有争议的公共话题, 片子态度明确,批判力度尖锐。她拍摄的《太石村》跟踪纪录了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的经过,为这个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官方说法的真相。

可以说,独立纪录片颠覆了主流话语模式中美化、删改或刻意回避部分社会现实的价值立场,而是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社会公民的身份力图还原现实真相,揭开遮蔽的黑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创作者们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是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承担。

三、促进社会认知与身份建构

这是一个网络化和视觉化的时代,而网络的发展也加速了视觉影像的发展。影像无处不在,“影像是我们想象社区、城市乃至诺大世界的基础”。⑥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现代传播具有一种首要的文化功能,就是选择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认知自己,来体味他们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来确认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凯斯·桑斯坦曾说过:“民主要求有两个要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经验;二是能接触到一些未预期的、事先不经过选择的多元的话题和想法。”⑦

无疑,独立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两个条件的实现。独立纪录片这种影像方式是一种深入民众生活、观察世界、促进相互(人与人之间、不同社区群体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的社会工具。当人们观看一个影像故事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走出了私人领域,在体验和思考着通常是和社会公共生活、大众民意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他开始知道了不一样的故事和想法,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而这里的“他”可以是任何人。在这个纽带或者“文化社区”中,话语是开放的、多元的、互补的,人们相互沟通、分享、学习,更新社会认知,进行新的自我身份的塑造,实现自我确认。这时,公众的社会认知就不再局限于主流或官方意志了,公众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也不再是主流告诉他“他是谁”或“他应该是谁”。

结语

我国独立纪录片将独立之精神与公民身份结合,积极介入到话语传播中,切实践行了对公共领域的构建。但须注意的一点是,影像毕竟只是一种手段,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本身也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真正能让公共领域发展的是人们的共同意识。只有当综合文明程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公众能够真正广泛地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讨论,能够更自由地进行理性批判并且形成公共意见时,我们的公共话语才能更有力量,我们的公共领域才能真正成熟。而这,需要政府、媒体、社会以及大众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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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朱靖江、梅冰:《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

②韩鸿,《影像社区、公共领域与民主参与——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的新走向》[J]《. 新闻大学》,2005(3):75

③王小鲁,《我的纪录片是媒体——谈艾晓明和赵亮的影像实践》,http://wxiaolu999.blog.163.com/blog/static/13533414720108263016705/

④寇燕,《当代中国环境类纪录片对公共领域构建的影响》[D].重庆大学,2012:19

⑤张亚璇,《无限的影像——199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独立电影状况》[J].《天涯》,2004(2):156

⑥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65

⑦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6.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