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由于被邀请参加2015年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的颁奖大会，于是想到谈谈我国新闻评奖的历史与改进的意见。
一、我国新闻评奖的开端：“全国好新闻”评选
我国全国性新闻评奖开始于1980年，那时的评奖是“民间”性质的，由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编辑部和北京新闻学会（后来改名首都新闻学会）发起“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1984年起改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主办），全国参评新闻作品632篇。这年8月，评出1979年的好新闻31篇，其中一等奖6篇，二等奖25篇。那时全国没几家新闻刊物，公开的、内部的，几乎都刊载了6篇一等奖好新闻，6篇加起来不到2500字。这几篇新闻写得颇为朴实，最长的作品《农民都夸三巾全会政策好》751字，记叙对越反击战新闻人物的作品《“活着的黄继光”杨朝芬》388字，民生新闻《北京酱油为啥脱销》375字。31篇好新闻的合集，加上对等的评议文章，小32开仅60页。第一批好新闻影响至今，现在我国新闻写作教学的案例库里，它们仍是经典。以后每年的好新闻评奖，参评数量增多，体裁分类也多样化了，评出的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例如提交1981年好新闻评选的作品增加到1105篇（幅），评出1980年的好新闻121篇；1987年评出的1986年好新闻为231篇（幅）。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78级第一屑研究生参与了1980、1981年好新闻的初评丁作。
我感觉80年代全国好新闻评选值得发扬光大的传统有两点：第一，民主评选，没有地区和媒体“级别”的配额。例如1987年的好新闻评奖决定评特等奖，方法是从初评的62件一等奖中提出18件候选，投票过半数的4件参加正式评选，再以过三分之二票为标准，最终评出特等奖，结果有一件落选。获得特等奖的作品分别来自四川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第二，评奖没有任何功利目的。1980年第一次好新闻评奖宣布的评奖目的是：“推动新闻改革，多写新闻，写短新闻，写好新闻，更好地为四化服务？”①1986年中国新闻学会作者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会会长胡绩伟就评好新闻的目的专门讲了一段话：“我们评选好新闻的目的，要‘评出水平，评出方向’。……大家共同研究，来提高我们对好新闻作品的鉴别和评判能力，以明确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促进今后产生更高水平的好作品。”②显然，这里没有参评好新闻以获得其他方面好处的考虑，不论是媒体还是作者个人，当时就是为了共同切磋，有一些榜样可以学习，提升业务水平而已。评选中也对个别参评作品的部分不真实公开提出批评，被批评方诚恳接受批评。
198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停办，但已经报送的部分优秀新闻作品，至今仍是新闻写作教学中的经典案例。1990年，全国记协组织评“现场短新闻”，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会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应当注意，不能由于强调新闻T-作的党性，而影响了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新闻宣传要使人感到亲切，轻松，喜闻乐见。”他强调“新闻宣传首先要真，第二要新，同时要活，要短”。③该奖评了3年，后并入1991年开始的由全国记协主办的“中国新闻奖”至今。
二、用传统标准评价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
参加颁奖大会自然要多说过年话，所以我用传统标准写了一段评价，没有说假话，而是实在地感到，现在经济新闻的写作文笔确实提高很多，美文化的煽情句子和句式的运用，可以用“炉火纯青”来描述。以下便是全文：
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评出特等奖和一等奖新闻作品共24项。用传统新闻业务标准和文字写作的标准衡量，总体水平颇高，作者们显然训练有素。我用这样几句话做了正面概括：选题大多高屋建瓴，体现大局意识；切入角度顺势而为，贴近实际；及时、准确且深度阐释了党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写作气势宏大，落脚点实在。
例如2014年8月4日以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3篇“新常态，平常心”的系列报道，首次对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进行阐发，与同年11月9日在APEC峰会上关于新常态的特征和机遇的论证，多处表述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记者和编辑对于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把握颇为精到，表现出对经济问题认识的深度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这令我回想起1988年荣获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作品《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作者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那篇文章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新闻经典之作。在又一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仍然需要这样有气魄、有眼光的指导性报道。“新常态，平常心”系列报道的作者为70、80后，但编辑是50后的皮树义，他与当年荣获特等奖的作者们都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原来的传统得到光大，令我很高兴。
2014年内《经济》杂志推出的7篇“钱去哪儿了”系列报道，回答了人们心头埋藏了多年而得不到回答的涉及重大民生的疑问：3万亿的养老金结余、7644亿的医保结余、2000亿失业保险金、数百亿的雾霾治理经费、201亿超生罚款、每年60亿的交通罚款，以及北京602亿的垃圾治理经费怎样使用的？同类的还有《中国财经报》的《三问“毒土地”的治理》、《中国消费报》关于餐饮业霸王条款的专题报道、《经济参考报》关于猪价波动超200%的分析性报道。这些选题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很接地气，督促财政、行政、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了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符合提出的“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要求。
这批优秀新闻作品展现了我国经济、金融、经济管理、经济生活等不同领域值得关注的重大事项，注重正面传播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中华工商时报》的系列报道“透视今日温州”，老话题做出了新内容；《北京商报》“寻路京津冀”的系列报道，全面展现了京畿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令人向往的宏伟蓝图；《中国信息报》追踪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经济述评《加大投资稳增长，好钢用在刀刃上》；《中国信息报》的报道《不唯GDP以什么论英雄？》提出“立”的新思路；《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房地产商心里酸溜溜》，从一个细微的角度切入，揭示了新常态下房地产业遭受的挑战，巧妙地传递了积极的信息；《中国企业报》关于快递员生活的通讯《那一天，总理来到我身边》，借用政治家的名人效应真切地反映了普通人的经济生活。
这批优秀新闻作品体现了提出的四项要求“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引领着我国经济新闻的正确方向。
三、新媒体环境要求改进新闻奖评选
然而，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了，用那时的衡量标准看，这批特等奖和一等奖的经济新闻有思想，有文彩；而用新媒体时代的标准看，这批新闻作品的选题，似乎多数是给领导人看的，为了得到他们的肯定；或精英们认为应该这样引导老百姓看问题和想问题，至于老百姓看不看、是否按照预定的思路去想问题，却不大考虑。现在市场经济带来了的生活快节奏，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的信息碎片化，这样“高大上”的作品有多少人在看，是需要研究的。再好的东西若阅读的人很少，其引导意义也就谈不上了。下面是我用传统标准评价后附带的几句“但词”，当时不宜展开，只是客气地点到问题：
若说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想讲2点：
第一，缺乏体现媒体融合的经济新闻作品。现在是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们很少有时间阅读长篇新闻，更不要说追踪阅读系列新闻。这次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新闻写作质量上乘，但最长的8万多字，时间延续最长的从1月到12月。我们需要调查一下究竟有多少人全文看过、有多少人从年初跟踪到岁末。最短的一等奖是《中华工商时报》1625字的评论《管住地方政府那双闲不住的手》，写得很好，但在报纸评论中也是比较长的。
第二，缺乏从老百姓生活的角度解读硬经济新闻的作品。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新闻成为仅次于时政要闻的第二大新闻板块。我们习惯于站在宏观高度解读经济新闻，并获得了足够的经验。现在需要改进报道，让那些枯燥的数据、看不懂的商业竞争的专业术语，变成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典型好新闻，所以建议读一读英国《太阳报》的经济版。这家在国内图书馆找不到的英语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社会新闻部分格调低下，但它能够把各种硬经济新闻写成老百姓爱看的生活新闻，值得我们借鉴它的切入视角和写作技巧。例如该报2015年7月16日经济版的一条新闻标题：④
当通胀跌至0%我们就是一磅现金(We´ requids in as inflation drops t0 0%)
这也意味着借贷的成本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It also means that the cost of borrowing canstay lower for longer)
该报2f）1 5年7月22日经济版的一条新闻标题：⑤
利率上升“比预计来得快”( Rate rise‘soonerthan expected’)
那么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So what does itmean for you?)
如果具体分析，关于第一点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特等奖均为系列报道，四个获奖作品共18万字，都是篇幅巨大的。最短的是“新常态，平常心”的系列报道，3篇1万多字，最长的“寻路京津冀”大小26篇共8万字。“透视今日温州”系列报道5篇约3万字；“钱去哪儿了”系列报道7篇约6万字。以“寻路京津冀”的内容为例，我通过电视新闻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相当清晰地获得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主要信息：两纵两横+一个大环线，串联京津与冀的11个大城市。现在的环境，提倡用简洁的文字和画面来报道复杂的事情，详尽的材料仍然是需要的，但那是关心此事的小众，面对大众的大众媒体首先要服务大众，可以同时在新兴媒体上提供进一步的详尽信息，以服务于这些小众。
一等奖的两篇消息，字数均为近2000字，相当于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一等奖的11篇通讯总字数4.3万，平均每篇3900字，相当于大半版的报纸版面；一等奖专题新闻3篇总2.3万字，平均每篇7000多字，相当于整版报道；一等评论3篇，平均每篇近2000字，在报纸评论中都不是短的。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和一等奖的获奖作品，字数总体上要比这次的经济新闻奖少，但在目前新媒体的阅读环境下，依然显得太长。1990-1992年全国评现场短新闻的好传统几乎被遗忘了。
这种对长、厚稿件的看重，其实来自印刷媒体时代的印记。马克思曾描述过产生这一心理的原因：“大部头著作，甚至不用你去阅读，光是它们那惊人的外观就像哥特式建筑一样，足以打动你们的心弦，使你们惊异不置。这些天生的庞然大物以物质的形式对精神产生作用。精神感觉到巨大物体的重压，这种压力感就是敬畏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这是小孩子的思维特征，因为“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体验到的第一种量”。他指出：“不是你们占有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占有了你们。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⑥
我们进入了融媒时代，要求运用“互联网思维”来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这也应体现在新闻奖评选的指导思想里。着重奖励什么，其实就是在无形中引领新闻传播界的发展方向。从这次经济新闻评奖类别划分看，仍然是印刷媒体的新闻体裁；中国新闻奖的奖项类别划分巾，已有了网络评论、网络专题和专访，但仍然在传统媒体的思维内，因为这里的“网络”仅是原来传统媒体的延伸，处于wehl.0阶段，而现在互联网已发展到web2.0的成熟阶段，并正在向web3.0迈进，至少目前流行的社交媒体的新闻类型应列入评奖范围。但真要这样做，原来的推荐系统无法适应这种要求，因为完全处于传统媒体的体系内。
关于第二点，这是我国经济新闻的弊病之一，我在本刊2014年12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围绕群众利益阐释经济一金融新闻》，认为我国大众化报纸经济一金融版过于“专业化”，没有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角度向他们解释各种经济一金融硬新闻。这次评选的经济新闻特等奖和一等奖，没有一篇经济新闻来自大众化报纸的经济一金融版，除了一篇评论来自《中国青年报》外，其他均来自专业经济类报纸。我国经济一金融行业的专门人才是有限的，即使是专业经济类媒体，其实面向的也应尽可能是社会的一般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经济一金融类的专业媒体，其硬新闻也要尽可能从与老百姓关联的角度进行报道。而我们的经济一金融新闻从业者，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工作传统，所以我不得不从外面推介一些经验。这里列举的《太阳报》的两条经济新闻是从最近该报经济版随机抽出的，我们来看看人家的写作思路：
英国的通胀跌至0%，这是一条硬经济新闻，《太阳报》的主标题用了一句俚语“quids”，一下就拉近了该新闻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文章中一段的第一句话直译“这也意味着借贷的成本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因为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没理由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直接触及到该新闻与老百姓的关系，用中国话表达就是：这意味着存款利率将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样的报道，其实就是在提醒公众：请你们根据这种经济形势决定自己如何处理放在银行里的钱。
一周后，《太阳报》再报《利率上升“比预计来得快”》，因为“英格兰银行现在面临提高利率的巨大压力”，根据经济学专家们的分析而给出现在的大标题。下面一个小标题是：“那么这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其下的3条建议特别实在，直译有些别扭，这里用中国话表达：第一，想贷款买房的不要犹豫，赶紧贷；第二，想廉价度假的快点出门，别磨蹭；第三，想把毕生积蓄以固定利率存银行的人请三思而行。
这样的经济报道思路才是为人民服务。但这样思路的经济新闻在中国不好找，因为我们习惯于宏大经济叙事，习惯于解释大好经济形势，习惯于使用经济专家的专业词句告知经济事实。例如2015年7月17日央视新闻联播的一段报道：记者采访国家统计局长王保安，主题是“中国经济回升势头明显，稳中向好态势将持续”。这位局长讲了10个主要指标，其中7个回升加速，2个降幅收窄，1个持续下行。但该报道只详尽说明了前7个指标，那1个“持续下行”一句带过。“经济回升势头明显”应该讲一讲，可以鼓舞士气，但“持续下行”的指标更要报道，人们本能地警惕可能的威胁。前者的意义是锦上添花，后者意义是雪中送炭。然而该新闻连“持续下行”的指标是什么都没提及。
我估计大城市大众化报纸和地方经济类报纸上，会有一些从群众利益角度报道的比较好的经济新闻，可能由于评奖的指导思想里不大强调凸显群众利益，也不大重视新闻写作的规范要求，影响到当事媒体的送选视角，这次一等奖中有三篇来自省级经济类报纸，作品质量不错，但视角均为地方政绩，其中一篇还是“日前”和“据了解”的不规范模式。
四、参评作品的送选渠道应多样化
新闻奖的送选渠道是一个关键环节。这次经济新闻的评奖没有集中在全国性经济一金融类媒体，有省级经济类媒体，是比较好的；但可能忘了大城市大众化报纸的经济专版，这是我国很大的一块经济一金融新闻报道领域，因为一等奖里完全没有它们的身影。
中国新闻奖的奖源，主要来自各地记协以及各专业记协推荐，而它们的推荐方式是下发通知，提出数额和种类。根据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体系，评选数额和种类首先落到各地、各领域的媒介集团那里，由它们再分配。于是，发生我多次遇到的问题，即媒介集团的主要媒体（母报、母台）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参加过多次全国科技新闻奖的评选和上报中国新闻奖候选的会议，送到会上参评的作品中平庸的不少，但评委们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矬子里拔将军。问题就发生在送选环节。例如，分配给某省1篇科技新闻的评奖名额，本来应在全省范围内推荐，并且重点应是专门报道科技的媒体或频道，但送来的科技新闻通常是省委机关报的一篇写得很一般的科技新闻，而我知道该省的科技报办得很好，不少新闻可以参评，但这个名额无法落到那里，因为省记协的负责人通常就是省报业集团和其母报（该省机关报）的负责人，评奖机会自然留给了母报，下面的子报对参评中国新闻奖想都不敢想。
如果实行多种送选方式，除了原有的地方记协和专业记协推荐外，允许媒体和个人自报，其他媒体、个人甚至社会各阶层也可以推荐，那么很多优秀的新闻作品，包括各种社交自媒体上的新闻作品都有了参评的机会，评选会公正些一可能在具体操作上会增加较多的事务，但只要发动群众，是有可能做到的。例如动员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现在全国有近千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点）的师生参与初评，第一轮下来就能淘汰掉大部分。这对于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也有促进作用。
五、评奖的利益诱惑问题
还有一个明显的与评新闻奖相关的问题：利益的诱惑。上世纪80年代“大家共同研究，提高我们对好新闻作品的鉴别和评判能力，明确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促进今后产生更高水平的好作品”这样提升业务水平的评奖目的是真实的，因为那时除了精神上的鼓励外，并没有与媒体获利、个人晋升职称或官位挂钩。现在不同了，评上新闻奖的媒体或个人可以获得何种较为巨大的好处，写进了各种内部文件或规章里，因而获奖与各家媒体或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于是拉关系、拉票的现象不断，腐败开始蔓延。2007年中国新闻奖公示期间被揭露的中央电视台原电视新闻片一等奖《揭秘传销》因使用假照片、《扬州晚报》原版面三等奖因送评的是假版面而被撤销奖项。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是比较极端的表现；更多的是为追求评奖而采用的看不见的软性手段。
对此我说不出应对措施，因为各领域同类的情形太多了。例如发表学术论文，目的就是交流学术；申请研究基金，本来是为科研争取好一些的工作条件。然而现在，评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申请到某行政级别的研究基金，甚至在什么学会、协会担任领导职务，都成为晋升的必要条件。既然如此，所有想晋升的人不管自己是否有能力，都得千方百计地追求评奖、核心期刊发文、拿到课题和争抢职位，这时的评奖、发文、申请课题、担任领导职务等等，就变味了。除非内部规章把评奖、核心期刊发文、拿到科研基金和担任什么“长”的晋升标准取消。环境不改变，要求参评人或申请人抱着纯粹提升业务的目的，怎么可能呢？前面我谈到80年代评好新闻的纯粹性，其实那时的评职称也很单纯，只看代表作的学术水平，对发表或H{版的载体没有“级别”要求；那时担任学会、协会的领导没有什么好处，就是辛辛苦苦做召集人，为大家服务。回顾这些只是想说明，这样的情形是有过的，可能的。若环境不改变，评上奖就可以得到巨大好处，腐败不可避免。（《太阳报》材料搜集和翻译：熊壮、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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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好新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1.
[2]胡绩伟经济改革需要新闻改革／／好新闻[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6：1．
[3]李瑞环在“现场短新闻”颁奖会上的讲话[J]中国记者，1990(7)
[4]http://www.thesu n.co.uk/sol/homepage/news/money/6544269/UK-quids-in -as-inflation-drops-to-0.html
[5]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 ews/money/6556087/Bank-of- England- under-pressure-to -raise-rates.html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141-142)．